1944年8月，中國遠征軍攻擊小隊沿騰衝南門街西側店鋪搜索前進。（資料圖片）

編者按：繼《1944：松山戰役筆記》之後，軍史作家余戈的“滇西抗戰三部曲”第二部——《1944：騰衝之圍》即將在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本文為新書的後記，本報刊發時有刪節。

2009年8月《1944：松山戰役筆記》出版後，筆者就開始了騰衝戰事的研究和寫作，如今4個年頭過去，《1944：騰衝之圍》即將付梓。按此進度計算，待完成計劃中的龍陵會戰的寫作，我將會為這一題材投入10多年的精力。

按國內抗戰史學界的說法，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有22次大會戰；由美英主導的中緬印戰區的緬北、滇西會戰，並未包括在內。而我擬以十餘年時間聚焦其中的滇西戰場，以“三部曲”描繪出這個局部戰場的“微觀”全景圖，這個事到底有多大價值？至今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曾經感慨中國缺少“微觀戰史”。這本是一時靈感冒出來的一個概念，自己並沒有能力對此作理論上的詮釋，但後來被評論家和媒體人引用並作價值分析，讀後頗受啟迪和滋養。理論素養不足如我者，在直覺上倒有一些敏感，畢竟為此青燈長捲地爬梳史料、做田野調查已逾8年。

實踐的經驗和體會告訴我，對於戰爭的研究決不能止步於政治、戰略層面，必須進行戰役、戰術乃至技術層面的考察。打個比方，多年以來在中國商界，做生意時最用心的是“簽項目”，但後來出問題多半在“做項目”上。簽了項目拿到了單子，意味着資金基本到賬，盈利已經有相當把握，至於工程、產品做得如何，往往已經不是大老闆們關心的事了，於是“豆腐渣工程”與“山寨貨”迭出，經年之後“素質”和“信用”就成為本質問題凸顯出來。

在“簽項目”之初，當中國被熱心而急切的羅斯福推到“四強”的陣容里，當宋美齡站在美國國會的演講台上，當蔣介石出現在開羅的同盟國巨頭會議上，人們看到的只是中國與西方列強別無二致的“大國”體面；一旦進入“做項目”的環節，史迪威立刻感知到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習慣、素質、作風……諸因素匯聚而成的真正實力，這些“軟條件”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所謂“地大物博”的“硬資源”。在滇西戰場上，出現的是三國兩方：中國、美國VS日本。若將目光聚焦於戰場這一實操環節，你會時時感到，雖然美國與日本處於敵對陣營，但文化思維與做事風格卻更為契合；他們對中國這個合作夥伴/敵人的看法，也驚人的一致。抗戰無非就是這樣一個“大項目”。自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捲入戰爭起，從中國一方來說，自1937年起獨立苦撐4年的這個項目，終於有了可靠的合作夥伴和資金保證，最後贏得勝利已是可以預期的豐厚利潤。然而，當這個合作項目的美國代理人——美國陸軍中將史迪威來到中國，並主要是通過對滇緬戰場這一具體項目的“實操”之後，雙方在磨合中發生了嚴重問題。史迪威於1944年10月被迫離開了中國，並由此影響到整個合作項目的前景，從而相當程度地改變了歷史進程。

雖然筆者不盡同意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但承認做歷史的人都有現實功利性的考慮。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寫的是明朝的歷史，但其落腳點卻是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在研究滇西抗戰史的過程中，最吸引筆者的也是“現代化”這個概念——最初是為這個戰場上由美式裝備所武裝的中國軍隊外貌上的現代化所感奮，隨後就在戰事推演中被敵我雙方在殘酷拼殺中的懸殊“比分”所震驚，從而陷入對“人的現代化”的深深困惑和思考之中。

“先進”與“落後”，是貫穿始終的兩個主題詞。筆者不得不承認，落後的東西，即便暫時給鍍了金，也難以迅速華麗轉身為先進。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先進的東西總是相似的，落後的東西則各有各的面貌。中國的現代化仍處在艱難的進程之中，即便到今天也沒有多少可資誇耀之處。實際上，先進者總是謙遜的，而落後者才屢屢自誇而不是反省；由是，先進者可能繼續進步，落後者反而淺嘗輒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很自然就能打通近70年的時空，使那段遠去了的戰爭帶出強烈的現實感。

筆者認為：戰爭與戰場，永遠是檢驗先進與落後的終極平台，戰爭能力永遠是一個民族的“元實力”。這話聽起來刺耳，但比較接近歷史真相。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段是戰爭史，這是客觀事實；接受了文明薰陶的人類，總是在經歷一場慘痛戰事的浩劫之後喚起“永別了武器”的衝動，但實際上從來不曾做到。筆者甚至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和平時期人類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不過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影放映前的“加演片”，兩三條“新聞簡報”、“祖國新貌”之後，正式的“戰鬥片”才真正開演。

戰爭考驗着一個民族素質的現代化程度，而且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比如理性、認真、嚴謹、堅忍的作風；轉換至和平時期，你會發現它也是現代企業最推崇的信條。那個在流水線上經受了此種檢驗的他國員工，一轉身就可能在戰場上成為你的勁敵。

現代性較量的比分，在戰場上集中表現為參戰者傷亡比例。當然，先進者也有因力量對比懸殊被打敗的時候，落後者也可能以不計成本的“人海戰術”僥倖取得勝利，“雖敗猶榮”與“慘勝”的概念，分別描述了上述兩種情況。與此相關聯，只有先進者才會有為少數陣亡者立碑刊名的觀念；落後者面對處理不過來的大堆屍體，也許只能無奈地任其“埋沒隨百草”了事。死不起人，在這裡是文明；死得起人，在這裡是野蠻。

同樣的，先進者總是把戰事記錄得清清楚楚，落後者總是一本糊塗賬。從表面上看，落後者似乎是因為表現乏善可陳而缺乏記錄熱情，實際上反過來看可能更為準確：很難想象一個在戰鬥詳報中文過飾非、虛構戰果的部隊，在戰場上能夠有出色表現。

歷史學者王錦思、蘇智良曾云：“歷史精密才能鍛造出嚴謹認真的國民性格，歷史是民族文化傳承的根基。”這是筆者在微博上的簽名語，也是多年來在研究戰史中引起共鳴、進而奉為圭臬的一句話。也許只有在對戰爭探掘至幽微層面，才會真正理解這句話；那些迷信縱橫捭闔、運籌帷幄、將帥傳奇的人，往往對這些戰爭中的“形而下”問題不太在意。

筆者的朋友李晨博士，在英國劍橋大學做與此題材相關的中國軍事史。他的導師方德萬教授指導他做論文時應注重立論，不必將很多筆墨浪費在陳述史實上。李晨跟我說，自己真的不好意思告訴導師：對於這段史實，中國還缺乏一個準確細緻的敘事文本。

僅憑一點點浮皮潦草、漏洞百出的材料去奢談那段戰事，即便立論再高明，也是游離於史實之上的空論。筆者努力的目標，也就自然定位於儘可能還原、再現歷史，以“精密”為追求，來做一個可信度較高的敘事文本。

戰壕里的真實，自然不會在蔣介石、徐永昌、史迪威等人的檔案文獻中看到；軍方的軍事檔案固然為難得的第一手史料，也需要搜集大量遺散的“三親者”（即親歷、親見、親聞者）記述來予以佐證、校訂甚至辨偽。雲南大學歷史系方國瑜教授早在1946年即致力於滇緬抗戰史的研究，但在其所著《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中卻未註明史料來源，他的解釋是：“然每一事參酌眾家，且初稿成，走訪親歷其事者，多所商正，而近時事猶在耳目，不盡以書為據，故不詳記出處也。”在“形而下”層面做“微觀史”的難處，非實操者難以體會，但是，這正是筆者所能做的一個“項目”。昔日遠征軍將士浴血奮戰完成了他們的項目，以最大的努力予以準確記述是後輩人的項目；因了那段付出數萬生命與鮮血的慘痛成本，筆者的項目必須與他們的項目質量大致相稱，否則良心難安。

雖然筆者找到了一些“三親者”記述，經甄別校訂後準確地嵌入了戰事進展之中，增加了一點直觀感性的色彩，但由於眾所皆知的原因，這樣的“三親者”記述能得以留存下來的還是太少。在本書出版後，再奢望以採訪老兵完成一部抗戰敘事作品，亦無可能了。話雖如此說，但我仍感到書中遺憾多多，且多為個人之力所不逮。筆者所寫的是一部戰役史，具體寫到了每日每地的戰鬥，且連每次戰鬥的醞釀部署也予以詳細記錄。然而，這場戰役除了第593團襲占橋頭、馬面關，預備第2師奪取來鳳山等很少幾次戰鬥具有“巧戰”色彩，其他都是拖沓、冗長的艱難戰鬥，作者不厭其煩的記述也許會讓一些讀者感到枯燥。但戰爭本來面貌即如此，筆者唯有忠於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