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在仇恨日本？

　　我奶奶，一位八十多岁故去的家庭妇女，是“著名学者”邱震海博士和“著名的政论家”马立诚先生口中所谓的“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份子。从我记事开始，她就给我们讲述当身处沦陷区时，碰到日本兵就必须下跪的屈辱；讲述她如何在武汉租界与沦陷区的交接处，亲眼目睹日本兵用刀挑了小孩，耀武扬威冲着租界里避难的中国人狂笑；讲述她和爷爷扶老携幼，硬是靠着双腿，从炮火连天的湖北走到四川；讲述在重庆每一次大轰炸后满街的残垣断壁、断腿残肢……她大字不识，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知识，更压根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假使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她可能终其一生踏不出老家方圆十公里，没办法向象邱震海博士或者马立诚先生那样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理性”地“向前看”，抛开过去的种种记忆，所以她给我的遗训，是“永远不要忘记日本狗东西”。但有意思的是，从小接受这样“洗脑”的我，并没有打算“阔”起来后拿颗原子弹炸掉东京；甚至旅游时碰上日本“鬼子”遇到难题，我还很热情地伸了一把手——因为奶奶每次历数完日本人的种种残暴后，从来没有要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血债血偿，她忆苦以后紧接着的教导，一成不变地是要我“好好读书”，“国家要强大，才不会受欺负”；而进了学校后上历史课，讲到抗日战争，老师告诉我们“中日一衣带水，是友好邻邦”，“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普通老百姓分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

　　遵照奶奶的遗训，我努力地牢记她和教科书讲述的这些东西，并且“充满悲情”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努力宣扬——我自认是个缺点太多的人，不过从来自豪的是自己最起码是一名爱国者，虽然在这样一个“岳飞已经不是民族英雄”的年代，这样做似乎“不合时宜”。

　　现在，抗战的硝烟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不少同胞争着在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中不少人的长辈就死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商场里摆着琳琅满目的日产电器，销路一直不错；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风尚；我有位好友喜欢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欢上打排球，则源于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说我是“不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了——因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国领土钓鱼岛把中国公民抓到日本后，在支持“禁止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轮轨技术”的决议上签了名；因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布参拜靖国神社后，理所当然地在亚洲杯所有有日本队参赛的球场上，对日本吹出响亮的嘘声，尤其是重庆，这个在抗战时期饱受日本飞机狂轰乱炸的地方……但我并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给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仇恨”，事实上我理性得可敬：因为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象苏联占据北方四岛那样惩罚性占据硫球群岛——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甚至还放弃了国家赔偿，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在日本战败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日本可能会重复德国一战失败后、因承担不住巨额赔偿而导致纳粹兴起的历史；我们没有追杀拿中国人做实验品的731部队成员，让他们无处藏身，这些双手染满鲜血的人，个个得以寿终正寝，至死少有成员反省原先的罪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过曾被定为战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国人，最终把中国遭受侵略的责任归咎到自己本身，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教科书教育我们：牢记抗战历史，是为了提醒我们，落后必然挨打，这是从我奶奶这样的家庭妇女直到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最基本的共识——这样的民族会产生仇恨？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有产生仇恨的土壤？

　　以色列由国家派出特工全球追杀纳粹漏网之鱼，至今没有停手，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说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份子”，反而认为这是伸张正义；中国老百姓对着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不断制造借口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暗地里支持台独的日本发出嘘声，怎么就叫做仇恨日本人了呢？怎么就狭隘而不理性了呢？这么多在中国跑来跑去的日本人，有谁被“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打了吗？

　　邱震海马立诚们却煞有介事地开始论证起什么“中国国内近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其非理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在日本国内引起的不但是情绪化的反弹，而且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提什么“对日新思维”来了。

　　二、“仇恨”背后的阴谋

　　“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在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什么新思维，而在于只要一开始辩论这种所谓的“新思维”，无论论辩双方抱持何种观点，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中国民间仇日情绪太强”，能够争论的，无非是这种强烈是否合理、以及谁应为造成这种局面负责而已，其结果实际是把中国老百姓对于日本倒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合理反应由正常变为不正常，并且随着辩论激烈程度的增加，愈加聚焦其上，人为制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状态。这就象美国人不断指责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中国给出各种证据拼命辩解这是子虚乌有——美国的重点其实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是要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只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卖武器给谁你美国管得着吗？你美国不照样不管“八一七公报”，卖武器给台湾吗？

　　由此可见，真正“仇恨”日本的是谁呢？其实是邱震海马立诚们。他们不断忧心忡忡地要中国老百姓冷静再冷静，看来似乎在为中国和平崛起出谋划策，客观上要求中国老百姓“顾全大局”、对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不做反应；客观上煽起的是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危机感，客观上是不断在为“中国威胁论”加油添柴，客观上为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推出“有事法案”等等造成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日本为什么必须扩军备战，理由很充足，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人恨我们，一旦中共迫于民意找我们麻烦，谁管得住呀？我们怕呀！——请注意，这时一向认定中共专制的日本传媒，倒是夸起中共“从民意如流”了。

　　其实对比一下韩国，上述问题不证自明：即使都跟着同一个老大美国，而且在韩战时期，日本作为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功不可没（对韩国而言），韩国却一直禁止日本影视作品在韩国的播放，直到几年前才开禁；从电视上，我们看到韩国青年为抗议日本否认过去的战争罪行，愤而切掉了自己的手指；从网络上，我们得知当韩国与日本就独岛有争议时，韩国干脆开了军舰，占岛了事；最新的消息是，韩国总理宣布，要把日据时期的附日人员统统登记造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性”标准，韩国人是“非常仇恨”日本的；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论，这必然成为“韩国方面影响韩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折射出韩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在民族精神世界中的一些隐忧”……

　　论“过激”，中国人实在和韩国提鞋都比不上，可是日本人从不曾放屁说过什么“韩国威胁论”，“非理性”的韩国照样稳稳当当地和平崛起。

　　所以，“中国仇日”甚嚣尘上，不过是日本借着某些中国白痴学者的言论，为自己扩军备战所找的遮羞布而已。

　　而这种“中国仇日论”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自然是日本政客公开鼓吹要修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了——一个因发动侵略战争而遭致失败的国家，不但公然在自己国内的教科书中篡改、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还竟敢由外相宣称要“施加影响”修改战胜国的历史教科书，并把其中证据确凿的“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进行“订正”，简直是匪夷所思到骇人听闻！这种闻所未闻的奇迹只能在一个寡廉鲜耻的民族中产生，对此我不会恨他们，只能发出从心底里的鄙视与蔑视；我也一点不害怕、并时刻准备着应付他们的扩军威胁。五十多年前，我们的爷爷奶奶在那么穷困绝望的情况下都没有向侵略者屈服，靠了先辈们鲜血和汗水而强壮起来的我们，如果不能打得胆敢再次来犯的强盗们永世不敢妄动，我们就不配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三、中国真正的威胁

　　就如我们反思抗战教训，认识到归根溯源问题出在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饱受列强蹂躏，是因为国弱民穷、一盘散沙的缘故。

　　时至今日，中国虽已不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中国，但中国真正的威胁仍是来源于自己。

　　邱震海博士在德国喝了几年洋墨水，读了一些关于希特勒的书，就回来循循劝诱国人要以德国纳粹产生的教训为鉴，我这里原璧奉还，建议邱博士学好日文，到日本电视台讲给日本人听吧；至于马立诚先生，不过是在日本温泉里泡得舒服了，所以放了一连串的响屁，日本人喜欢闻就多闻闻，也不值得当个大事——我呢，宁可听鲁迅先生的话，多些“兽性”罢！“中国威胁”总好过“东亚病夫”；现在美国电影里拳脚了得、威风凛凛的中国大反派，总好过以前拖着根猪尾巴、直到被人家打死都不敢放个屁的????窝囊废。中国和平崛起，应该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不通过战争或是殖民侵略掠夺他国，二不靠火中取栗，大发战争财，总之一句话，不靠损人利己来“长高长壮“；而不是说我要委曲求全、自废武功来博取什么其它人的“心”，乞得一个虚无缥缈的安全来发展。自古大户人家，都是高墙深院、炮楼碉堡、猛犬巨鹰、兵精粮足、更兼管事帮闲狗腿及附庸若干，更加上权钱结合，才能威威煌煌，千秋万载；小老百姓要从正途发家致富，不但巧干加苦干一样不能少，还得努力勤修内功，要让眼红你慢慢有钱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比你有钱有势的、或者是强盗，随便伸根小指头，不但多年的辛苦毁于一夕，搞不好身家性命都没了。中国和平崛起其实也是这个理，主动权既在自己手上又不在自己手上——我没办法让别人不来找我的茬，不过我可以想办法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功修为，谁来砸我的场子，打破了我的坛坛罐罐，不死也要让你在床上躺个十年八载，所以你要找我的麻烦得掂量掂量划不划算。

　　中国多的是“拿中国话费和美国话费比较，所以电信资费应当大大增加”的电信专家，以及因为自己的副教授老婆“喜欢洗袜子、不喜欢上课搞科研”就在人大提案、建议“所有妇女都回家当家庭主妇以解决就业问题”的著名教授——所以有时想想，毛泽东打倒一切臭老九的做法虽然偏激，某些情况下倒也不无道理。

　　——几个苍蝇嗡嗡叫，本谈不上什么威胁。但邱震海马立诚们却常常在中国电视上指点江山、在各大媒体引发话题，就真正严重了。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德国的纳粹份子，死了的年年被德国总理参拜，活着的每年开着高音喇叭、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游行，美英法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前些年外电报道，以色列特工花了几十年在南美成功地追杀一名在逃的纳粹——其实他不过是奥斯威辛的烧炉工而已，相比之下，战后731部队那些泯灭人性的杀人狂魔，却全体逍遥法外，是多么的好命！而现在，连“南京大屠杀”里臭名昭彰的两个杀人比赛者都被要求“平反”了，“南京大屠杀”都属于要被“订正”的“历史错误”——试想，德国若有普通学者提出德国在二战中是“进入”法国、波兰、苏联等等国家，建立“纯洁而繁荣”的、“没有下等犹太人”的“欧洲共荣圈”，他会遭到何种下场？假使他更要为奥斯威辛的战犯们平反，并提出对犹太人的屠杀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以色列造的假，属于需要被“订正”的“历史错误”，要世界各国订正教科书，全世界会如何反应？然而，这么多荒谬的事言论和行为，却是几十年来日本学界、乃至政界一遍又一遍不断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在德国镀过金的邱震海博士，应该知道在现在的德国，即使敬纳粹礼，都会被关进监狱吧？然而，面对日本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伤害中国，你们凭哪一点胆敢要求中国老百姓不要“偏激”？——邱震海马立诚们最喜欢说要争取日本民心，那谁来争取中国的民心，谁来安慰中国的民心？

　　难以想象，以色列法国等深受纳粹之苦的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学者公开频繁地在自己的媒体上鼓吹“老百姓应忘掉以往纳粹带来的伤害，以换取德国的帮助和友好”这样的论调，然而，这样的事在近几年的中国却屡见不鲜：邱震海不但是凤凰卫视的特约评论员，还是N家报纸评论的主笔；马立诚则根本就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从这一点看，谁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中国人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今日，日本的右翼势力却越来越猖獗？台独势力却越来越壮大？一味忍让的最后底限在哪里？毛泽东说过，是“日本人救了中国共产党”，可不是从字面解释的；他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国民党的积极的抗战路线，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即共产党会坚决、毫不妥协地领导群众抗击一切侵略者、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是“靠”着日本人才取得胜利。

　　所以，这里要提醒中国执政者注意，不要忘记自己执政的真正基础在哪里，自己真正要依靠的民心是什么，而去追求一些不可能得到的助力。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战已经是美国军方单独的一个作战部队，中国的传媒，却被邱震海马立诚们占据着，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威胁所在！

　　近几日，浙江大学的校长，以校规惩罚和逐件收缴的方式，粗暴禁止学生在8月15日这样特殊的日子穿上抵制日货的T恤，不但违宪，而且表现出与现代社会极不相称的无能——该校长倒不一定有邱震海马立诚们那样的想法，不过是要“稳定压倒一切”而已。但是，不能只管短期稳定而忽视长期稳定，而且要达到“稳定压倒一切”也有无数种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做法，比如，要求学生报上他们的人数，然而指定游行时间、地点和范围；跟学生讲清楚不要让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甚至有心人士利用学生的爱国热忱来影响社会的长期发展；鼓励他们把满腔的爱国热忱转化为学习的动力等等。象我这样的笨人都容易想到这么多种办法，该校长却偏偏挑了最恶劣最粗暴的一种——连我这样远在千里之外的读者，看到这样的新闻都异常气愤和失望，我不知道浙大的同学作何感想。事情发生在教书育人的校园里，身为校长、一个高级知识份子却做出这样的行动，怎能叫人不为爱国而寒心！联想前几年，关于岳飞是否民族英雄引发的轩然大波也是一样——本来应该是学术界争论的事，几个反对“岳飞是民族英雄”的所谓学者，居然无视岳飞早已从历史人物上升为民族符号的事实，利用手中出题和编书的权利来直接影响中小学生对岳飞精神的认知，就不能不生感叹！ 　　面对美国一霸独大，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远非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苏间左右逢源的条件可比，步步荆棘，正需要大家齐心合力的时候，爱国却成了“极端民族份子”，笨拙而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居然成为了名校校长，而几个无行学者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更改历史教科书……中国任由舆论和教育的阵地放到这样的“学者”和无能的管理者手中，在信息战和国家软力量的较量中，其实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而不远的将来，危机来临时，是否还能幸存大量的热血青年奔赴国难，同样是要打个大问号的事。现在，根据几份美国人所谓“不准备入侵中国”文件，就完全抹杀朝鲜战争意义已是不小的声音；而公开认为“中国应该任由日本殖民、经济发展也许更快”的说法也并非鲜见。抗日战争，目前还是硕果仅存的圣地，但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什么“学者”石破天惊地要为汪精卫翻案，大家也不要太惊讶——真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该唱国歌冲锋陷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