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當前台灣局勢的演變，兩岸關係敏感性逐漸增強，危險性進一步加大。當前島內局勢的嚴峻性表明，今後4至5年內可能是兩岸關係的“危險高峰期”，未來中國必定面臨一個“台灣”主體意識的上升問題，我們的統一工作仍然具有艱巨性和複雜性，需要新的戰略思考和總體規劃。

　　筆者曾親歷台灣兩次大選。

　　第一次是2000年，當時深感陳水扁是一個“三重的弱勢總統”，因為他的選舉得票僅為39％左右，在立法院中民進黨只占據少數席位，而陳水扁本人在民進黨內部也從屬於一個微弱的派系。當時有人用“水滸”來比喻民進黨的興起，用《紅樓夢》來形容國民黨的衰落。筆者在台考察期間，直覺上感到當時的民進黨實際上是一種群眾運動，不客氣地說，是由“10萬烏合之眾”組成的反對派，稱不上是一個政黨。但是，憑着“年輕台灣，活力政府”的口號，民進黨居然贏得了政權，這是世界上罕見的一個地方政權更迭的案例。不管我們是否喜歡，美國人有一點說對了：中國歷來成王敗寇，但是兩黨和平輪替的歷史是在台灣先發生的。

　　第二次是在2004年3月台灣選舉期間，我除了驚訝於兩岸信息溝通的嚴重不足之外，還常常思考和平統一是否已變得遙不可及或只有訴諸武力這個重大問題。我的一個藍營高級主管朋友告訴我：現在的台灣民眾，居然有70％的人不相信如果台灣獨立，大陸就會動武。他們的理由是，“假如大陸能打過來，早就在1949年以後打過來了！我們到今天還活的好好的，所以根本不必杞人憂天”。台灣民眾假如如此天真，真讓人感到在不勝唏噓之餘，倍加憂心忡忡。

　　島內三大發展趨勢突顯局勢的嚴峻性客觀分析，我覺得當前島內出現三個大的發展趨向，突顯了島內局勢的嚴峻性。

　　第一個發展趨向是台灣“國家化”的過程已經完成，台獨理念和行為逐步合法化和正常化。現在，台灣獨立作為一個最終的政治理想，被大多數台灣民眾認可；台灣社會政治上對大陸的離心力大於統一的向心力；台灣當局錯誤地執行着從“和平走向分裂”的大陸政策。

　　台灣公開大搞分裂活動的趨勢從10多年前其實已經開始了。當時，台灣當局所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是建立在“憲政改革”基礎上的，“主權”的表述縮小到台澎金馬地區，對兩岸關係的認知超越內戰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層面，視之為政治的、“國際人格”的重建問題。現在的台灣雖然對當選“總統”的合法性有很大的爭議，但是對台灣政府是與大陸一樣的“對等政治實體”相當認同。正因為這樣，台灣當局急切需要“拓展國際生存空間”、以乞求美國等國家來“保障台灣安全”。目前台灣當局內部已經完成了政權“台獨化”的作業，相當一部分主張分裂的人掌握了實權。

　　第二個發展趨向是台灣當局政策上推行“去中國化”運動愈演愈烈，內容已經達到了十分精緻並讓人揪心的荒謬地步。

　　陳水扁的“去中國化”執政意味着民進黨政治理念的實現的進程不斷推進，其主旨是要實施漸進式台獨。例如，台灣的中國語言文學系已經進入了外文系；故宮博物館也已經改為了台灣博物館；“中國”機構的名字很多都改為了“台灣”機構；護照上的國籍也改為“台灣”。應當說，陳水扁以“台獨萬歲”起家，當他提出“一邊一國”論的時候，就表明了他要從“暗獨”走向“明獨”，“台獨”公開化成為兩岸關係的最大障礙。現在國際上一個中國的框架沒有變。在強大的壓力下，極端台獨分子仍然固執地想要將台灣引入歧途，將漸進式台獨具體化，借“中華民國”之殼，孵出“台灣共和國”之蛋。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要把台灣變成背後有美國撐腰地亞太地區的以色列。

　　第三個發展趨向是台獨步驟與台灣所謂的“民主化”進程重迭，台獨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陳水扁一直鼓吹的一個論點是，大陸從來沒有承認過他是台灣人民選舉出來的領導人。陳水扁目前的挑釁性言論和行動，反映了台灣本地居民的典型心理特徵，即要求自己有“選擇”的權利，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有誤解，表面上要求“維持現狀”，但是心底里希望祖國大陸放棄在沿海部署導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不可否認，台灣的民主是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台灣民主的進步一開始就有很大的亂源，政黨和族群問題的結合，使台灣社會矛盾重重。民進黨就是作為本土人的代言人，藉口推行“民主”，一心爭奪權力。台灣的情況讓人想起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非洲國家，它們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擁有兩個特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多黨制和自由選舉。但是非洲國家一開始就是族群政治，這些國家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很多倒退的現象。

　　兩岸統一：時間和空間上的挑戰台灣的選舉結果使大陸十分為難：一方面，如果大陸不承認結果，等於不承認台灣的政治生態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長期下去，必然不利於把握島內政治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大陸承認台灣選舉的結果，必然面臨與民進黨對話的壓力。

　　中國的統一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孕育。但是，在處理我們在抓緊“戰略機遇期”內的經濟建設和台獨越來越具備更大的危險之間的矛盾方面，中國大陸面臨巨大的挑戰。

　　具體而言，這些挑戰首先表現在以下四個大的方面。

　　第一個挑戰，是在避免“台灣問題國際化”問題上，如何把握同時要利用國際因素反過來制約台獨行動的“尺度”，這需要我們具備高超的外交智能。

　　在當前國際格局多極化的趨勢下，任何大國或力量中心都難以在台灣問題上同中國進行全面對抗或正面衝突，但是各種勢力和各種敵視中國的國際力量所進行的分裂中國的活動仍將繼續下去。

　　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台灣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美國的干預是最重要的原因。總體上看，美國不希望看到一個強盛的統一的中國，“和而不統、分而不離”的兩岸關係對美國最為有利。美國執行這種兩面政策的一個最根本的意願，在於美國試圖把台灣作為其“西化”中國、“和平演變”中國的樣板。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實實在在地成為中國統一必須處理的一個重要變量。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一方面借用“中華民國”的法統（國民黨殘餘政權在台灣）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可）來抑制台獨，另一方面又不陷入“兩國論”的爭論，這也需要我們做深入的考慮。

　　筆者曾與台灣“立委”沈富雄交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陳水扁這個人的個性及政治主張的評論。他認為陳水扁本人是一個政客，在民進黨內部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因為他過於“權欲薰心”，令人不痴，甚至不屑一顧。從陳本人過去曾兩度加入國民黨這種反覆無常的舉動就可以看出他沒有立場，沒有理念。所以，沈富雄說陳水扁絕對沒有魄力和能力在2008年“建國”。如果大陸認為他有當台灣的“開國之父”的“志氣”，做類似華盛頓一樣的偉大人物，那真是抬舉他了，陳水扁根本就不是那樣的人。

　　此話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即使陳水扁在2006年“修憲”時保留“中華民國”國號、國旗等象徵性的內容，我們也沒理由樂觀，因為這樣的“修憲”，實際上並沒有消除兩岸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

　　第三個挑戰，是如何在堅定地反台獨的同時，肯定台灣的民主進程，同時更具鬥爭藝術地和“民進黨”打交道，也事關能否爭取到台灣的民心。

　　不久前在紐約參加一個有關兩岸關係的辯論會，有位打過日本人、也打過解放軍的85歲台灣老兵激動地對我說，美國人要打伊拉克，就毫不顧忌世界輿論地開戰了。大陸現在拳頭大了，反而在台灣問題上變得軟弱了。兩岸的問題“不是光說廢話可以解決的，只有死人，死得越多，解決得越快”。這樣一種激情思維，出自這樣一位老兵之口，也讓人產生很多感想。雖不敢苟同他的觀點，但以現實而論，當台灣領導人不斷挑釁大陸的時候，大陸如果不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同時作好必要的軍事準備，也會使自己的重大國家利益受到損害。

　　第四個挑戰，是如何把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民主前景種植在台灣公眾的信念之中，努力使他們認識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對於台灣乃至世界的意義。筆者認為，在對台政策上，作為爭取台灣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讓台灣人民找回“做中國人”的感覺。而這，恰恰與我們自身民主的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

　　攻心與伐交，應該是今後大陸對台工作的關鍵。

　　所謂攻心，首先是指中國首先有必要確立新型的外交觀，牢固樹立自己已經是國際社會一員的觀念。中國必須接受相應的國際準則，同時對國際規則的形成做出貢獻，承擔更大的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具體在對台工作上，要求我們具有親和力和說服力，尤其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感召力；同時在對台戰略和具體戰術的關繫上，制定系統且有條理制度設計。例如，今後一段時期內，出台一部《對台灣問題的白皮書》刻不容緩。我們必須要改變固有看法，積極探討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利弊。

　　所謂伐交，其實主要是指對美工作。兩年前，我在華盛頓一位負責台灣事務的高官的辦公室里看到一張他剛剛拿回來的他和陳水扁兩人握手的照片，陳水扁還親筆用中文題了“XXX吾兄留念”幾個字。我順口問他：我在電視上看到陳水扁訪問南美洲和非洲一些小國家時，頭抬得高高的，非常自信，似乎一副“總統”的樣子，但是當你去台灣時，從電視鏡頭看，我感覺他很怕你，本來人就矮，還要彎着腰表示對你的尊敬。而你則像代表你的國王去巡視領地的大臣，對他有些訓話的樣子。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你當時握他的手的時候，感覺如何?他聽了我的話哈哈大笑，然後說：讓我告訴你事實吧：“1997年3月，我擔當現在這個職務後第一次訪問台灣，在台北見到陳水扁。當時我心裡掠過一絲非常不明顯的想法：這個人說不定是下屆台灣‘總統’候選人。在當時，這個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我從此就很關注他，並立即找了個機會直接問他是否有計劃在未來競選‘總統’。當時陳水扁非常驚訝我會問他這個問題,他說在我問他之前他非常不自信自己與華盛頓的關係，畢竟當時的台美合作都由國民黨人把持。但我清楚明確地告訴他：我們美國人不介意由誰來做台灣的下一屆‘總統’，這是台灣選民的事情；但是我們在意的是這個人不能損害美國在台灣和東亞的根本利益，他必須持續性地維持台灣對美國的所有政策，否則我們會干預，並在必要時請他下台。他聽了非常高興，甚至有些受寵若驚。”從這樣的談話中，我們至少可以了解到，美台之間的相互“溝通”渠道和方式是非常有預見性和直接的。這也是為什幺美國總統布什上任之初就表示，如果台灣遭受中國大陸攻擊，美國有義務“協防台灣”，並“將以一切必要力量幫助台灣自衛”。也正是在這種政策主張的指導下，美台之間的軍事關係得到強化。針對這樣的形勢，我們必須加強對美國的工作，準確掌握美國行政當局、國會、媒體以及美國智庫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和主張。

　　當然，當前台灣形勢的發展也直接突顯了我們開展對台工作急需理念、體制和工作機制上的創新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在對台政策方面的調整重點應該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抽調各方面專家，進行“今後3－5年內台灣政局走向”沙盤演練，準備各種相應預案。

　　（2）準備應對陳水扁執政後種種政治和社會後果，包括危機的預防和管理問題。如，有情況顯示，可能有高達200萬左右的台灣居民計劃移民他鄉，包括來大陸生活。對此，上海、廣東這樣的省市必須有所準備。

　　（3）建立全國的政治支持網絡，擬訂新的對台政策，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落實到具體的工作方針上。例如，我們可以加強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的力度，形成集體公關態勢，設立“青年論壇”或交流計劃；大量資助台灣名牌大學關於大陸問題的研究；擴大台灣學生來大陸求學錄取名額，資助有關台灣青年的訪問計劃；在沿海特別是福建地區設立對台宣傳的輿論陣地，包括閩南話的電視頻道，等等。

　　（4）改革現有的對台工作體制，充實力量，徵收新的人力資源，把懂得島內政治的人員調任重要崗位。例如，我們可以挑選10名左右能說流利英語的，在西方國家工作過8年以上的35－45歲左右的青年幹部充實到相關對台決策崗位上；我們可以聘請10名左右國內外知名學者，作為特聘研究人員，密切注意台灣民意的流動；我們也應當摒棄政見，聘請20名台灣青年領袖作為對台部門的直接諮詢人員，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

　　（5）提升對台工作的質量，包括情報的搜集和研判、反獨語言和批判方式的規範化、鬥爭手段的藝術化、民主決策的科學化。例如，我們可以聘請國際知名政府公關公司，協助台辦和對外政策部門做媒體公關工作，傳達正確政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