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要想回到原来的情况可以说是极为不可能的。鉴于中国当前的东海政策，包括在去年十一月划定防空识别区，可以看出对于北京而言，在钓鱼岛争端上唯一可能的“胜利条件”就是日本和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自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的紧张对峙不断攀升。日本《外交官》杂志发表其副主编安吉特•潘达（Ankit Panda）文章指出，“国有化”钓鱼岛使得中日正和博弈变成了零和博弈，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能展开的空间变得很小。潘达还表示，钓鱼岛问题将旷日持久，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高危爆点。
潘达在文章中称，说来遗憾，最近几年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而在导致中日关系退化的一系列争端之中，恐怕没有比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更为突出的了——这也是《外交官》杂志最常撰写的话题之一。此刻，中日之间的高阶外交实际上已经停滞了，而且，看上去似乎只要安倍晋三还在东京主政，两国的高阶外交就不可能恢复。作为一名狂热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安倍的这种名声是无法为中国领导人们所接收的。中国的领导层也察觉到了安倍想要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宪法并试图让日本军事姿态“正常化”——而这都会对中国在区域中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
文章续称，但是，中日钓鱼岛冲突真的并非源自安倍。“国有化”钓鱼岛是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主政的最后一个月中实施的。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已存多年，而野田此举却改变了争端原本状态，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平衡。诚然，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相撞引也发了一张重大的外交争执，导致中国对日本采取了暂时的稀土金属禁出口的制裁。但这场争端却并没有一直为中日紧张推波助澜。在那些日子中，中日两国的外交官可以不受领土争端的困扰而专注于解决一些其它事务。
文章还称，野田佳彦“国有化”钓鱼岛一举其实“出于善意”。他之所以决定将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是“为了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并在岛上建设工程来维护日本主权”。野田还原本设想这样可以在实际上维持现状，但不幸的是他错了。文章表示，野田此举在法律上改变了钓鱼岛争端的现状，也导致了18个多月来中日两国的紧张——而随着安倍2012年12月出任首相，两国的紧张愈发恶化。
对于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其中之一是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建议的日本可以通过“表面上以保护岛上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将钓鱼岛卖个日本某个私人基金会或者环境组织”，必须让钓鱼岛“回到之前的状态”。文章表示，大概这样一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上“都没有很强的法律依据”。
文章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此事无关钓鱼岛的所有权，而是关乎国家博弈问题。现在钓鱼岛处于一个零和博弈的状态。日本实际管控，而中国也想管控——但钓鱼岛只能归一个国家所有，所以在这场博弈中总会有一个输家。而“国有化”钓鱼岛之前的情况则有一个独有的特点，即中日双方处于正和博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便钓鱼岛在技术上还属于争端之中，但中日两国的领导人对主权争议的状态还算是相对满意的——即便不满意，也是能够忍受的。没有一方会公开抱怨主权的问题（至少不像今天这般频繁）。
文章称，要想回到原来的情况可以说是极为不可能的。鉴于中国当前的东海政策，包括在去年十一月划定防空识别区，可以看出对于北京而言，在钓鱼岛争端上唯一可能的“胜利条件”就是日本和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另外，文章还认为，原本钓鱼岛争端只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脚注而已，但现在却成为一个核心话题——以至于对中日两国与区域中其它国家的关系来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的任何让步都意味着具有极大影响的重大公关失败。而今天让冲突变得更难解决的是，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之间没有中间地点，不是中国就是日本，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钓鱼岛。
马凯硕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出，日本可以将钓鱼岛争端提交联合国国际法庭进行仲裁，而这种形式也可以给中国一条退路。潘达文章称，尽管这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办法（因为在仲裁中总有一方会丧失颜面），但如果最后的仲裁结果能是某种正和博弈或者主权分成协议，让中日双方都能对钓鱼岛宣称主权且进行资源开发，那么这种办法也相对“更接近于一个可靠的解决方式”。
文章最后称，尽管在学术上有很多解决争端的模式，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问题的解决总是不那么优雅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赢家和输家。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没准备好用这种“成王败寇”的方式来解决钓鱼岛争端，这是双方还都未能接受的处理手段。这也是文章的担忧所在——钓鱼岛争端将长期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高危爆点，随时可能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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