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那小兵：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为何不向中国人认罪》那次的采访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热烈回应，最近刘亚洲将军也在他的《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中谈到了类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刘将军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大家进行延伸解读，您可以自选要点探讨，自由发挥，好吗？
恩格尔：汉斯.伯格教授（《德国专家谈钓鱼岛战略》嘉宾）和我都读了刘将军最近这篇访谈文章，我们都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献。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但依然没有真正解读为何甲午至今所谈及的弊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严重。我们看得出刘将军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外国人也不好说出来，但今天是个例外，我就大胆说一些吧。
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在谈及我对中国历史看法之前，我先谈谈我为何热衷中国历史研究吧。冷战末期，我还是个刚从波恩大学本科毕业的哲学研究生，我从荷兰坐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这么多国家，火车穿过柏林墙时，我心里很紧张，窗外是各样铁架子和工事，然后继续开到华沙，再进入莫斯科，上来一队戴着大盖帽的苏联兵反复检查我的护照，把我的水果统统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顿时明白什么叫着“政治“了。之后，我穿过西伯利亚平原，进入蒙古。蒙古人给我一种刚强而野蛮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男女列车员在车上偷偷做爱，并不十分忌讳被看到。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海关人员比较热情，那是刚刚开放时期。车上有个中国留学生问我：”你不是东德人吧？“我好奇的反问：“你如何看出来的？”他说：“你穿的凉鞋不是苏联制造的那种，所有东欧国家都穿那种凉鞋”。我马上对中国改革发生了兴趣。我学过俄国历史，然后学蒙古历史，到中国我就决心学中国历史了。因为我会八种外语，可以读许多国家的文献，在中国不久，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中国历史书籍内容与国外文献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就此问过我的中国教师，他听了马上非常紧张，总是不肯多谈。这反而让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几乎每个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狱，烧掉许多书？“而且，我发现大多数中国历史书籍都是历代人篡改过的，有许多伪书和逻辑矛盾的地方，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70%失传，剩下的都几乎都不真实”。那么为何有这么多人有意让它不真实呢？当然，统治者都刻意保护着一个秘密。我认为，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真实，而是利用价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国人的生活体验核心，也就成了一种信仰内容。那么有可能让中国人变得有刘将军希望的那种“有信仰，有人格，有战略思想吗？”我对此也十分纠结。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明白，中国统治者都不希望中国人有独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权意识，天下只有一个人是“上帝儿子（天子）”，其余的都是奴才或庶民，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还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么谁还当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钱雇佣了，这等于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颠覆。那么奴才会不会有战略思想呢？不会，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只会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稳，然后压迫更多奴才。刘将军说中国甲午时代的军人像农民，其实我看更像奴才；他们根本没有德国或日本人那种武士精神和灵魂。当然，刘将军也提及了红军的崛起，那的确是因为有了信仰，不过，我要反问刘将军：为何那种信仰丢掉了呢？我告诉你，真正的信仰是不会失传的，被丢弃的信仰一定有虚假概念，无法提供现代人类价值观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国与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日本人已经在革新中成为国民，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义”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利互换的结果，传统信仰因此与法律统一起来了，否则忠义只是一种空谈。奴才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相反，统治者会采用更多的惩罚手段压迫奴才。就如满清统治者那样，设立种族等级制度，搞制度内制度外区别对待，让一部分人有权有势，另外大部分人处于饥饿边缘，然后可以任意剥夺这类恩赐出去的权力和利益，让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你想想，数百年这种模式统治之下，中国人如何能从奴才变成真正的国民？大清王朝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维稳上面了，对付日本和俄国是不得以而为之，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发展战略。如果有的话，那只是如何保住满清统治者这个外来政权如何继续奴役汉族人民罢了。也正因为中国满清统治与中国人民权利是根本对立的，刘将军所虚设的胜利条件都根本不存在，这也就归咎到我以前一直强调的中国“异治“模式问题了。要改变这个老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选举，让统治者与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宪政。可惜，现实中每个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你改革这种奴才模式就等于要逃脱奴才枷锁，你就是汉奸！乾隆皇发明了“汉奸”这个词就是给那些敢于反抗他的汉人用的，他是“汉”，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这是真实历史。如今义和团们依然熟练运用“汉奸”帽子，这是中国可怕的现实中问题。
那小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您如何解读刘将军所引用的这段话？
恩格尔：其实与上个问题一样，满清选择走“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模式是为了延缓其外族统治的手法，不论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国运战略“也好，统统离不开这个前提。他们不会为了中国汉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宪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枪支让军队使用，怕汉军人数优势对自己不利，而满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样道理。满清统治者为何搞文字狱？他们就是要篡改”中国人“这个最基本概念，让中国人忘记真实的自己，每个人自愿把”奴才头衔“套在头上，甚至连儒家所剩那么一丁点的士大夫精神也要变成奴才犬马精神，这不是几个军舰管带牺牲生命就可以赎回的，而是需要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铭心的悔改，才有希望。我想刘将军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把红军这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给硬塞进来了，这才是关键分歧点。我也十分尊敬袁伟时教授，但他刻意回避对满清殖民统治的否定，甚至认为满清宪政失败是满清与袁世凯的配合不得力，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不但满清与中国人民利益对立，而且中国封建制度中无法达成任何制度创新，这是政治理念问题，也是技术层面问题。这里我引用一下刘将军的话：”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这段非常精彩，我们为何至今依然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何老不断提及”摸着石头过河“？难道这不正是没有长远国家战略的结果吗？日本以命相赌，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一颗子弹；中国人无命相搏，因为每个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贪就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这样的民族会有真正的长久国家战略吗？武器是什么？它是国民的生命化身！中国的武器就像房地产一样，都是用纳税人汗水积累的，但中国公民有权投票选议员讨论国防预算吗？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权说不，这才是根本区别。没有国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装样子的房地产罢了，最多只是GDP达标工具。请问，那时候中国才进驻钓鱼岛，武器要多先进才能像菲律宾那样保卫自己领土？
那小兵：刘将军认为中国国运向好发展，日本国运向坏发展，他引用美国学者研究说：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他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恩格尔：我对他这段话很失望。军人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情怀和直觉，不知刘将军是否用这段话安慰自己和中国同胞？他忘记今天中国所处环境的险恶了。八国联军来时，中国整体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强大，只是兵力运用不得当，无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国各怀鬼胎，美国从中妥协疏通；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虽然国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苏牵制日本，而且受到苏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牺牲后依然取得胜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国四面都是虎视眈眈的潜在敌人，俄国、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胁力的对手，美国却是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可敌可友，连南海诸国也借机生事，他们都希望中国与其中一方开战而渔翁得利，绝非可以拉中国一把的人。中国正面临改革瓶颈，而且国际局势诡异多变，我诚恳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战略、制度的缺失，最终把握好国运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