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我对中美关系谨慎乐观

● 陈士铭（译写·译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东亚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月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一场演讲谈论中美关系，经过教授的同意下，本版特节录其重要谈话。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非政治性的情报官员职位的傅高义教授的演讲范围，涵盖中美立场、中国课题以及中美关系。演讲精彩，不容错过。

　　在开场白里，我须强调中美关系是这区域中最重要的关系。无论美国应该着重于和中国还是和印支半岛的关系，在接下来10年里，这区域的重大课题，将是具关键性的中美关系能否比目前欠佳的中日关系更良好，并较为妥善处理。

　　我的研究范围，大概你们多数人都知道，就是中日的国内发展。我的主要工作是尽量设法教导美国人认识中日。可是我注意到这个地方对华盛顿那里的事态有很大的兴趣，想听取那些在美国现政府没有特殊利益的人士尝试以客观态度解释美国立场。我很荣幸曾在1993年到1995这两年里，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非政治性的情报官员职位，所以我可以声称自己保留了客观性。我会尝试在演讲中花大部分时间解释美中立场，并触及中国主要发展中的课题，然后才谈到两国关系。

　　在尝试介绍美国时，我发现人们对小布什政府最感兴趣。让我谈谈小布什政府。

面子与关系在华盛顿非常重要

　　我告诉过我的中国朋友们，我在华盛顿的体验是美国政治文化里有太多重要事项了，一是“面子”的重要性。要是你有观看过荧光幕上的国会报道，你就能了解面子在华盛顿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重要点是关系在华盛顿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你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必须要和真正可信赖的人士建立起特殊关系。州长来到华盛顿时，就缺少这些资产和经验。

　　新政府在第一年要面临特别困难的过渡期，而国会对选任与批准新官的态度非常认真，也使到过渡更加艰难。

　　国会中的反对派要抓住机会指责政府的做法，尤其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为中国带来相当负面形象。总统的外来对手往往会利用机会指责总统对北京态度太过软弱，就像1992年克林顿做的那样，指小布什的父亲正掩护北京共产政权这个独裁者。在克林顿面对总统职责，要应付实在的课题和不再提出竞选承诺时，他才了解到他必须和中国紧密合作。小布什与克林顿一样，也面对可能被指与中国太亲密的挑战。

总统蝉联的压力

　　从政治家的观点看，除了要以正确的政策来引导国家外，总统也要蝉联。在华盛顿的短暂居留让我明白什么在激发政治家准备下届大选。很少人得到选民的信心，因此他们在不同特别利益团体中不能松懈下来。我们如今不再拥有冷战初期的民主论辈制度。从小布什的观点来看，他要确保他能继续获得右派共和党的支持，特别在中国课题方面。

　　自70年代初以来，有一群温和派共和党与过去六任政府的政策相当有关系，他们在基本国际课题上致力于同中国合作。可是对于右派共和党而言，两国也有看法非常不同的课题。现在小布什认为，要是共和党出现分裂，他如投向温和派，那么代表右派共和党的帕克里特·麦克莱可能将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下届大选，所以小布什有必要在防务、堕胎和中国等课题在某种程度上采取强硬立场，以维持右派共和党对他的支持，为下届大选作好准备。小布什非常明白他的父亲之所以输了选举，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维持右派共和党的支持。我认为他在首3个月的立场是出于保持他们支持的政治考量。

　　那么个人作风方面呢？克林顿——很不幸的，他的罪过已是世人皆知。记得中国驻南使馆误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北大学生曾笑问莱温斯基到底什么时候才变乖——是名非常能言善道和美国历史上其中一名最优秀的政治家。克林顿极有魅力，到了任期完成时，对于各种外交政策课题已了如指掌，对广泛范围上的许多课题都能轻易妥善处理。新总统小布什出身于州长，看上去不像一名出色、果断和聪明的人士，很自然的他显得相当谨慎。然而对他公平一点，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课题。我认为接下来几个月，预料他在各种课题上获得简略说明后，他将越来越有信心，而人们应可期待他的政府推出更加有条理的政策。

布什权力下放　克林顿不假手他人

　　当然，克林顿是一名律师，在某种程度上与学者关系密切，尤其是哈佛大学经济师。这些学者很杰出，其学术专才可帮他们应付任何问题。身为聪明律师的克林顿，在任何课题上都会在必要时善于站在任何一边，并学习得很快。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这似乎是他周围的非常杰出人士所具备的。他们反应非常快，有法律训练，以最佳状态并有尊严地面对课题和批评，而且也学习得很快。另一方面，他们没非常重视文化和历史范围，而这大致上也适用于布什。他就读于耶鲁大学，背景知识少又缺乏协助。他拥有哈佛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文凭。我略知哈佛商学院培训的是经理，而经理不会尝试亲自做所有的事，而是委派别人去做。我认为尤其是这政府初期，我们有三名非常杰出又有经验的人士，他们是鲍威尔、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相对而言，总统没太多经验，我想他在哈佛商学院学的是在设法寻找人才来授权时，也找人来监督。他为自己找到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成为他的秘书，在开会时允许一些自由，让这些由他委派的人士畅述本身意见。

　　相反的，克林顿因为太突出了，我觉得在广泛课题上，他并没有真正授权给人。

　　相对而言，小布什有明确的看法，并授权他人。他的属下知道要做什么，而他们也因此可以处理课题。我认为克林顿的情况是他不插手那些他真的允许别人处理的领域，其中之一是经济。由于他对技术性课题陌生又不了解，而政治成功取决于经济良好与否，因此他让鲁宾和劳伦斯等人有相当自由空间去处理经济事务。经过了初期处理国防部各种问题时遇到挫折后，他也授权杰勒德罗杰去控制管理军务，给予他相当独立空间。可是对于商业部和白宫等部门，他对自己意见相当满意，因此要把工作集中化并不容易。我想小布什将有时间集中任务，例如国务院，鲍威尔可以使领导层更有力。克林顿政府的前国务卿克里斯多弗是精湛的谈判专家和律师，但要成为一名经理就不一样了，毕竟在关系和谐的领导层和组织是应该经过周详考虑的。鲍威尔曾管理过机构，而拉达姆斯是华盛顿里最大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两人目前掌管整个国务院。在鲍威尔的领导下，他对各项问题有兴趣，结果国务院的士气都比较高涨。

　　让我谈一谈国防部，毕竟它是一个特殊课题，如今已是许多令人争议的中心。我是这样看的：拉姆斯菲尔德是名非常有经验的人士。他成为国防部长后，变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小布什已宣布要继续保留预算盈余，并要推出计划来维持预算盈余，因此留下很少空间来增加预算，为国防部增加开支。所有军方服务领域，包括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各自觉得有需要显著提升能力和支持他们负责的任务，但新型电子发展实在太昂贵，须耗资百亿美元。那些关注下个武器科技突破的人士都觉得美国必须承接这个标准和课题。例如一些恐怖分子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很可能获得原子弹，那么美国要如何防卫自己呢？过去的计划是否足够呢？当然有迹象显示，任何国家的任何军队都会设想各种国家威胁，并设法防止这些危险。目前拉姆斯菲尔德就有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即尝试调和各种服务的可观支持要求，以及新电子科技爱好者要在这方面增费的意见。

　　在冷战时代，国防部只要在预算问题提出前多少答复有关武器系统的问题以及发展费用，让国会可拨款给国防部就行了。现在冷战结束了，如果我们环视寻找可以引人注意国防的一些课题时，不幸的，每次你将会得到有关与中国冲突这个课题警报。小布什如今已清楚表明他不愿把中国当成敌人，所以拉姆斯菲尔德必须小心自己说出一些好像以中国为敌的话来，但如果你是好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的聪明官员，你可能有办法指出中国在台湾和解放军新发展等课题上所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都须要作出反应以及提出如何处理的问题。这可以解释拉姆斯菲尔德的出发点，以及他尝试引起对中国的关注，但同时又不会踏入以中国为敌的禁区。

　　现在，我将对美国如何看待关于中国的课题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中国也许会以为美国一直高喊民主是要向中国施压，并削弱中国控制国家的能力，以及拖慢中国成为现代强国的步伐。我却认为是美国同情自由的缘故。许多在18世纪来美的美国人，都来自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国家。寻找新机会以及不再受压迫的渴望，不只是那一代，而且在新政府的关键成立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纳粹压迫，过后是苏联压迫、越南等等的难民到美国不只是寻找经济机会，而且也是逃避迫害。所以当美国公众看到天安门事件的经过时，他们自然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感受，而这种逃避迫害的感受是非常真实深入的。无可否认的，人权方程式以战士为对象，在面对一些迫害地方并不是很成功，但我想它仍能解释为何北美人会有这样看法。

美国人觉得有责任维持国际秩序

　　目前许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企图称霸世界，并设法制造政策来支配世界其他地方，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从美国人角度来看，我们的态度又相当不同。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们尝试保持孤立主义，避免卷入战争，但在1914年到1915年的欧洲的侵略战事中，因为没有作出强烈反应而过后遭到攻击，我们因此无法与世隔绝，毕竟世界已经变小了。即使在过后，我们也设法避开1931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强烈反应，也没有对纳粹德国侵略捷克作出强烈反应。我们原本应该反应强烈。那一代的经验就显示了要是我们不在事情开始时就努力阻止的后果，我们过后将付出代价。那是我们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开始侵略东欧的部分看法，因此我们倾向于应该在两次世界大战行得通的强硬反应，而这成为了我们政府必须对国际局势作出的反应方式。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不是我们要成为游乐场的大王，而是我们真的觉得世界上有太多世界组织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责任协助维持国际秩序，愿意牺牲物质甚至生命来维持世界周围的稳定，防止迫害和维持稳定。美国人对国际关系考虑到的熟悉方面与普遍的道义传统有关。这种普遍主义的缺点是美国自以为是的告诉其他人应该怎么做。美国人有时以为他们的经验和建议可以套用在世界上任何人身上，好像通过传教传统，现在则是通过最世俗化的传统阐释，我们可以也应该告诉人家该做什么。我们的普遍主义优点是我们美国公众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受迫害者和饥饿者有广泛的同情心。那是我们的关心，而我们应该愿意贡献并尽力去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我们对此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

　　美国人另外一部分对国际关系的态度是我们在经济的经验。我们的经济在19世纪以早期发展国姿态繁荣起来，是因为私人界而不是政府领导层所致。美国人没有追赶其他国家的经验，所以对国家主导型经济会感到奇怪。我们有一个自由经济，缺少经验去了解那些很少国家收入取自贸易，以及政府在追赶他国上扮演角色的其他国家。我们外交政策的另外一点是在国家策略和价值观之间摇摆。基辛格就曾指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因对外扩张而非常关注国家策略，其他总统，例如威尔逊却更加关心道义价值观，因此我们尝试散布目标，而这已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当冷战结束后，我们转为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在冷战期间，我们觉得战略联盟更具关键性，所以价值观另外一方面真的很难站得住脚，而美国自由派对此非常不满。可是现在冷战期间的独裁者当然会说我们不再支持他们了，我却认为价值观已是我们必须持续采用的要点了。

总统须为利益团体着想

　　当然，要尝试了解美国，不仅在基本价值观和策略课题，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也是复杂的。现在有更多不同拥有本身利益的团体，尤其电视网络从本来3或4个波道增加到三四十个或50个，而本来就已十分多元化的互联网，特别在没冷战的情况下，如今变得更复杂，要以广泛策略利益来维持这些团体的团结是非常困难的。许多曾在华盛顿服务过的人士目前都为私人集团咨询服务。我们现在有几家非政府组织非常老练，拥有互联网和即时接通能力。要在一个领导层下保持那种团结是非常艰难的。换句话说，总统须尝试为许多利益团体着想，才能保持他的领导地位。我认为就是所有这些我们拥有的政治、社群以及不同团体和族群价值观的复杂性，对了解美国政治是重要的。

　　我想尤其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了解难民以及从那个国家过来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那国家有特别的利益。如果你要了解我们对以色列的政策，那你就须了解美国犹太人。如你要了解我们的爱尔兰政策，你就要了解爱尔兰裔美国人。同样作法也可套用在古巴和中国等。以中国来说，我们有许多人在40年代和50年代离开台湾来美国留学，他们拥有广泛的关系网，在华盛顿就保持非常好的人脉。你可以称他们为台湾游说团。可是在中国大陆，直到1978年都没有联系。1980年代后前来的学生到如今已是大约35岁到40岁。一些已定居下来，可惜他们没有达到像台湾游说团那样拥有广泛关系网的境地。要了解对华政策，那也是一个重要点。

　　现在让我尝试略说一些中国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也会对那些课题作出一些短评，有助于解释中国对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发点。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真的在重建起来。许多人认为继日本和亚洲四小虎的现代化进展后，没有地方的发展规模可比得上中国国内现在所发生的。在座那些曾到过浦东的就会了解它的速度、范围以及为何人们会那么兴奋，但另一方面会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那是特别快速的发展，规模举世无双。

　　自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它已经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接触，并相当轻易地解放出赚钱的欲望，如常地做起生意来。中国人称自己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我想那些曾在资本主义思想环境中成长过的人们可以很快猜出这些人背后的想法。对于中国发展是充满振奋，有时在论及中国经济或倾向提到市场经济时，就非常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机构有发展，以及政府推销经济等，这是因为中国还须要长时间发展出市场地方法规以及法律治理。团结律师，发展如股票交易所的各样机构将可以维持中国那样开放经济的活力。

　　看中国的另一种方式是尽管取得特别快速进展，它现在面临极度困难课题。与俄罗斯不同，中国领导人因大规模失业的危险而必须展延把大国营企业私营化，直到改革机会扩大，一些人才可以被裁退。可是现在他们开始向国企施压，要它们裁员。由下岗或是失业者或裁退工人所带来的动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亿名村民涌向城市的压力

　　另一个问题是从国家或官员提供保健、住屋以及额外福利过渡到市场运作，如私人保健、私人住屋和社会保障福利等。由于收入水平低，这对中国来说是极为困难的课题。中国可以继续提供普遍的照顾，但与人人都可享用的高素质医疗照顾或是为广泛退休金注资的情况还相差很远。当然，中国还须面对5亿到6亿的农村人口，农村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经济无法提高生产力到城市水平，从而缩小巨大的收入差距。如果你观察世界上国家如何在现代化中过渡，你会发现农业比例是下降的，有时低过50％或甚至10％以下。在接下来几十年内，中国将有亿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设想要是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有大量来自一些邻国的移民，你就会稍微明白其中的后果。你可以想像中国有亿人可能涌向城市的情况，它到时将怎样面对？

　　至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呢？说美国吧，它立基于私人和公共开放。中国或许还没熟练，甚至也不是思想意识一致和团结。我想提三方面的课题：一是经济课题。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一个穷国到高经济增长国，这已是一项政权合法性的非常重要基础。其次，我相信是思想意识方面，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由于中国拥有丰富和悠久的文明，因此这是自然的发展。最后，我认为是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领导者的精英领导方式。他们须经过艰难考试关才会获选到统治层去，这多少也带来了合法性基础。这种合法性未必比民主投票式来得强，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诱惑当然是利用排外来争取团结，但这会带来严重问题。美国一些人就怀疑中国对美军误炸其大使馆和撞机事件的反应是否部分为了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可是我认为中国1919年的教训已相当左右中国领导层。当年一战结束后，当山东省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交给日本，一场庞大的反日示威在北京出现，示威很快因政府没有作出反应而变成反政府示威。我相信中国政府知道自己必须以本来应该对待日本的方式来应付美国。所以刚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要多少受到控制，而中国已经设法打击朝向民族主义的趋势。

中美关系复杂化的关键因素

　　关于中国领导层，还有最后一点评语。正当美国领导层目前已经由不同利益团体搞得复杂化，小布什政府在第一年就面对各不同民族团体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自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后，目前就有新一代的管理式领袖。我有时拿这和公司创办人，控制公司的拥有人比较。管理式阶级是在公司已上轨道后才出现，后者没有创办人那样的权威。我认为中国目前就拥有一个像江泽民等的管理式阶级，将来人们可以期待的还是一个管理式集团，他们将会延续这个接班过程。这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1971年和1989年之间，还有以对付苏联为理由而进行合作发展起来的战略伙伴关系，那是一种有限关系，原因是它只由美国极少数人控制，有时连国务院也不知道基辛格有安全顾问，更不用说全国公众都蒙在鼓里。在中国，决策也只是由非常小部分人作出。过去几十年来，两国关系已经向更多团体扩展开去，如今我们有更复杂的程序去应付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到了1990年，共有4大因素在1988年到1991年间造成我们关系出现从相当稳固的反苏战略合作关系到更加复杂关系的基本改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冷战结束，合作的战略因素已不再存在。第二是天安门事件，不只导致美国重新评估中国领导层，而且也促使美国舆论从根据战略条件转变为从伸张正义来看待外交政策。当时也恰恰是我们开始更加考虑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寻求新途径来推动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时候。第三点则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开始引起人们猜测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或是一个经济强国。它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美国或其他地方已经有人在想像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那些做恶梦和要寻找事物来充实海外梦魇的人来说，中国已经是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因为它的古代文明和成长潜能，在美国各样团体心目中已成为一种象征，而且不时都带有国内因素。例如一个关注人权的团体，要是你以学者身分负面看待时下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你大概会指朝鲜或印支半岛，但中国似乎已成了象征代表。所以许多关注像人权等课题的团体，中国对它们来说已是最可能的象征代表。至于最后一个课题，则是台湾问题。台湾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同情比它在1987年前多，所以这个关于台湾的复杂课题也带给两国难题。

　　另外一点我较早时说过的，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已经因中国国内的发展，从只关系到白宫一小部分战略人士扩大到广大美国公众。由于中国现在有比较好的通讯网络，有更多团体为美国追踪中国事项和发展，同时更多集团也参与尤其是贸易关系等课题。让我最后谈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控制这个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展望。让我提一下那些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一是更加努力地促进了解是有必要的。以中国和美国来说，误解是非常多的。在很多时候，美国人总是想像中国局势比实际的还糟，并以为中国无意要改进。也有很多时候，中国人相信其实没有获得我们全美国社会支持的美国极端派的声明，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温和派团体进一步了解会大大有助于改善关系。其次，我们肯定可以在很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而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小布什时代将发现继续在贸易关系、区域政治稳定、极端势力、以及维持区域和世界性组织应付全球事务等课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我们毕竟拥有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三点是我认为双方必须学习控制分歧。在台湾、弹道导弹条约或人权等具有爆炸性课题上，我们须要双方领导人进行讨论，以尝试控制我们的分歧。无论我们怎么形容这个关系，战略伙伴还是战略联盟，事实是我们与中国有意见分歧，而中国与美国也有分歧。把分歧控制好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认为那三方面都是我们必须要尝试做到的。

　　我们之间关系的展望呢？我抱持谨慎乐观态度。让我告诉你们原因。首先，美国商业利益正越来越与中国有关系。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美国总商会是全球最大的总商会之一。尽管这个社群关注各种课题，当他们集中在一个课题时，他们拥有非常可观的影响力。许多国会议员要依靠地方商人的支持。这是一个组织庞大到可以动员设有公司办事处的美国各州所有支持，而且这种动员可以非常有效。像1994年人权应否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等大问题上就明显取得胜利。到了中国加入世贸课题，许多个人和美国团体都再度反对。当这个社群与反对者较量时，他们轻易地在课题上获胜，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在美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学术团体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讨论会也有帮助。由于众多中国学生在美国或西方其他地方受训，我认为这不只多少促进个人关系的了解，也带来了共同目的。就因为这些因素，我们在美国都感到越来越乐观。在中国那方，由于领导人觉得他们需要美国市场和科技，因此也感到乐观。他们需要和平周围环境，并了解到本身的军事能力有限。我想我们现在正找办法来控制台湾关系，所以正如我所说，我谨慎乐观。可是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的，而我们所有学者正尽力设法协助加强中美关系。美国也须要其他关注这个关系，并要防止它失控的大小国家协助，毕竟合作明显符合大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