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之梦显然仍难以实现。不过，东京满腹韬略的政治家们的着眼点，显然并不仅仅集中在你争我夺的外交战场。今年8月发生在日本政界的一段小插曲，暗示了在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外交攻势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深的政治谋略。

　　河野洋平说错了吗？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8月17日，针对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要求日本应以修宪来适应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言论，日本知中派自民党政治家、现任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发表谈话，认为 “日本没有必要为了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修改宪法”。此言一出，随即遭到日本保守派舆论围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周之后(8月24日)，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东京同样发表类似的谈话，称日本愿意在现有宪法架构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保守派舆论对此却毫无反应，一切风平浪静。

　　为什么同样一句意思的话，出自河野洋平之口就被人群起而攻之，但出自小泉之口就什么事都没有？

　　要解答以上问题，就有必要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对日本近年来的修宪风潮加以分析。事实上，战后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一直和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密切相关。

　　1991年是转折点

　　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的池田勇人内阁。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64年3月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公开表示，只要大多数国家欢迎，机会成熟，日本希望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由于日本战后一直采取“对美一边倒”和“先经济、后军事”的“吉田路线”，再加上日本政府在这问题上缺乏政策连续性，社会舆论对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兴趣也不高，因此，外务省虽然一直在国际上拚命努力，但外国的认知始终是：日本是美国的属国，又因宪法限制不能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所以无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

　　然而，91年波斯湾战争，令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国家定位。当时，对于美国提出的派兵要求，东京以受宪法第9条限制为由，倾向于把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危机对策的主要手段。最后，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只能出钱(130亿美元)，不能出人，因而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强烈指摘，更被科威特政府排除在值得感谢的国家之外，使日本政治家和普遍国民大受刺激。

　　自此之后，日本国内整体民意就自卫队海外派遣问题出现逆转，而在政治上就出现了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又称正常国家论)。这一政治主张强调，日本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要“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国际社会被看作是正常的责任，不以国内政治困难为借口而拒绝因之所带来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然成为90年代日本外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目标。

　　藉外力推动国内修宪

　　然而，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就必须解决和平宪法中非战原则的问题。虽然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国防限制在不直接参与战事的前提下于92年被突破，但日本是否能够在海外军事行动中 (包括联合国维和任务)行使72年被内阁法制局禁止的集团自卫权，仍然有赖于国内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改宪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对以小泉为首的保守派来说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外压”。因为无论日本申请成功与否，小泉都能以支持国际维和活动为名说服一向对联合国存有好感的国内民众，藉此达到扭转社会舆论，加速修改宪法的目的，其个中手法和92年藉国际压力令国内舆论支持派兵海外如出一辙。

　　所以，在日本保守派眼中，曾经在94年代表日本申请常任理事国的河野洋平当然值得痛骂，因为河野向来主张应将日本宪法中的非战原则拢在首位。相反，立场右倾的小泉才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因为这位有“永田町内孤独一匹狼”之称的怪人首相正在试探舆论导向，以便日后重施故技，推动日本加速成为正常国家。(香港明报9月30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