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共当政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评论说：“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苏俄夺权不久，就以剿白俄兵为名，把军队开进中国的外蒙古。1921年7月苏军侵占外蒙古，打败白俄军，占领库伦。苏军在赤塔狂杀中国侨民。扶植由苏共训练的波多任国务总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又把这个政府改为“蒙古独立国”。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之发生外交关系。苏联这时也和孙中山接触。孙中山与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军可以暂驻外蒙。

中共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外蒙问题应依“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独立出去。中共的这一看法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

1936年 中共发表社论，反对民国政府收复外蒙。社论如下：“国民党的报纸说：日本占领满洲，英国占领西藏，苏联占领外蒙；苏联必须将外蒙归还南京政府。帝国主义占 领满洲、西藏及中国其它广大领土，这是事实。但是外蒙呢？外蒙的群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人民共和国，外蒙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有友谊关系，那是极自然的事情，国 民党要求苏联归还蒙古，真是无耻之极。” 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就承认蒙古国了。

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国民政府未承认其“独立”。

蒋 介石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中华民国仍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 的法律依据。

1951年，共产党的中央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恬不知耻的说：外蒙独立是受到“某正义国家的帮助”，外蒙人民比中国人“幸福”，因为更早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但不能说它分裂国家，反倒应该为之欢呼祝贺。

1921年9月苏联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组织“土文革命党”。1926年11月，在苏俄导演下，成立“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与苏联订立密约，由俄国人控制军事、政治和外交。1944年正式侵并唐努乌梁海地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1917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这就是后来被中共不断宣传的“苏中友谊的开端”。然而，这一冠冕堂皇的声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而中共的喉舌却没有将此一变化告诉过它的愚民。

历史的事实是：斯大林掌权后收回了列宁的承诺，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却独吞了全部赢利。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在张作霖拒绝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于1926年8月命令军事情报局采取暗杀行动。1928年7月4日，张作霖乘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专列车厢突然发生爆炸。令苏联感到意外的是，日本为排除苏联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影响力，主动承担了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

接着主政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多次同苏联交涉未果。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里面开会的39名中共党员。7月10日，我国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共产党份子高级职员59人的职务，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并根据1919、1920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从而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

1929年8月，苏联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俄在远东原驻3万人的军队，为入侵中国，又在西伯利亚召10万人入伍，还从俄内地派来7千的秘密警察。8月11日，苏俄大军在东自绥芬河西到满州里的中国沿边重要城镇和地区的全面侵犯。中国政府命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

当中国军队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头目，更公开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中共还发表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推行卖国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匪党创始人陈独秀良知尚未泯灭，尽管他已被罢免，他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中共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进而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

这期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29年9月26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的这个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

共酋李立三也随声附和，建议：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让他们打回中国；而蒙古共党则宣布，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结成联邦，并派出军队进攻中国北方地区。

此时，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千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

1929年10月26日，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六十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中共党史专家却对此明白说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