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是台灣歷史的轉折點。第三次總統直選，一心求勝的陳水扁蟬聯，全力反撲的連戰、宋楚瑜挫敗，雙方差距僅在3萬票以內；各擁二分之一選票的群眾與團體，自此分裂成“兩個台灣”，長久累積的不同歷史經驗、集體潛意識由此而引爆，台灣進入了人心動盪期，信心危機隨之產生。正如耶穌所說：“分裂的房子就撐不住了。”

　　四百年有文字以來的台灣人歷史，是一部苦悶的歷史。在外來政權殖民體制壓制下，台灣人尋求當家做主——“出頭天”。1988年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掌國民黨黨國體制，台灣人找到了着力點。

　　李登輝內外推動的民主改革、兩岸互動、務實外交、定購武器，乃至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之爭”，是台灣人本土意識的集體總爆發。李登輝能“過五關，斬六將”，總是站在勝利的一邊，與台灣本土主流民意走向有必然的關係。

　　民進黨一方面由下而上推動民主運動，另方面搭順風車在公元2000年由陳水扁獲得執政權力，也來自民意之所趨。

　　“台灣之父”李登輝、“台灣之子”陳水扁雖屬不同世代、不同黨籍，但本土意識的精神傳承是有一貫性的。李登輝、陳水扁兩股勢力合流，進而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恐怖平衡關係，運用歷史家的解讀，這是“歷史的不可避免性”。

　　連戰、宋楚瑜都是蔣經國所選拔的國民黨戰後精英，李登輝延續黨國體制以後，連戰、宋楚瑜分據副總統、台灣省主席要津。正如佛洛伊德所形容的父子衝突：“弒父情結”，李連宋三人的互動，完全符合“誕生的創傷、兒子的反叛、父親的復仇”恩怨情仇。李登輝與連宋兩位“政治義子”徹底決裂，乃至2004年三方為了權力重組而火拼，與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情節有諸多相同之處。

都是兩顆子彈改寫歷史

　　三二○權力重新洗牌以後，李登輝、陳水扁以及連戰、宋楚瑜形成特殊的“一邊一國”。李陳本土勢力以“中華民國”借殼上市，繼續推動台獨建國運動；連宋以“中華民國”正統自居，但在統一與獨立之間搖擺不定，既不敢明言支持“一個中國”，又不排除台獨是選項之一。上述四人的分合、衝突與矛盾，正是當今台灣社會的寫照：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還是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正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是兩顆子彈改寫了歷史。2004年3月19日台灣總統大選前一日，“兩顆子彈”改寫了台灣歷史。如同德國史學大師蘭克所提出來的問題：“事實的真相是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真有暗殺事件？還是選舉的作偽？國安單位到底知情否？是精心策劃的陰謀？還是偶發的狙擊事件？

　　為了解決上述疑惑，在朝野政黨勢力激盪之下，才有“三一九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出現。但是，真調會的浮上檯面，再次體現了“兩個台灣，一邊一國”的政治體質。按照常理，陳水扁為了建立其政權的正當性，理應樂見真調會查出真相，才能一洗所受到的誤解與冤屈。

　　但陳水扁先提出以監察院長錢復為召集人的真調會，表示經費不是問題。

　　當國親兩黨提出的真調會法案在立法院表決時，陳水扁強力圍堵，失敗後又提出覆議，覆議失敗後又對真調會全力杯葛，內政部長蘇嘉全聲稱公務人員有“抵抗權”，不必配合真調會。

　　在此思維之下，六名內閣政務官赴真調會嗆聲、踢館，民進黨、台聯群眾干擾真調會的運作，行政院長游錫堃也拒赴體制內的監察院接受國安機制啟動的約談。加上兩名大法官是否涉及對立委蘇盈貴的關說，上述事件的整體發展，已對法律與秩序的基礎構成嚴峻的挑戰。

　　真調會條例是否違憲，大法官會議自然會做出釋憲；真調會條例是否違法，即使真調會召集人施啟揚也主張修法。憲法、法律的爭論，仍應回歸到憲政體制與立法體制進行，全力杯葛、焦土抗戰，或者運用群眾施壓乃至出現“扞衛隊”，令人聯想倒1920年代的德國威瑪共和末期，如果情緒掌控了一切，出現“黨國結晶體”，那就是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溫床。

藍山與綠山必須理性互對

　　以美國的經驗為例，美國首席武器檢查員敢於公布調查報告，指出美國在發動攻擊伊拉克戰爭前．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九一一調查委員會”也澄清，伊拉克和卡伊達組織的九一一攻擊無關。美國社會有一個中立、理性、公正的價值體系與政治制度，將“事實的真相”置於政黨、個人利益之上，從而求取國家利益、全民福祉。

　　再以1963年11月29日約翰遜總統下令成立的“調查肯尼迪被刺真相委員會”（簡稱華倫委員會）為例，清楚賦予該會“不受任何限制的調查權”，七名成員包括民主、共和兩黨四位參、眾議院領袖，他們有獨立的運作機制、經費與幕僚。

　　“華倫委員會”最後並未調查出命案真相，但它所維護的政治運作、價值體系，對美國人民跨出“肯尼迪被刺”的陰影起了一定程度作用。

　　當“後三二○”藍綠對決所引發的信心危機，以至外交部長陳唐山失言風波所引發的“教養”問題，乃至“真調會風波”對法律秩序的挑戰，都讓我們必須沉思下列問題：台灣民主化的結果，是會走向英美式的公民社會，還是歷經轉折逆流，到1930年代的法西斯德國或日本？台灣與中國的分合，是會走向“戰爭邊緣”，最後兵戎相見；還是兩岸成立和平對話架構，找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互信機制？或者是台灣最終走向法理的獨立？

　　台灣內部已形成兩座大山：藍山與綠山，雙方所各自代表的歷史經驗、政治利益、情緒衝突、憤恨壓抑，已到了必須理性面對的時候。非常不幸地，兩座大山之間，引用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比喻，連一條童軍繩的聯繫都付之厥如。

　　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不管怎麼樣，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人類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還有未來與希望。當價值觀在崩解，人與人的互信日漸淡薄，法律秩序受到質疑與挑戰，我們仍應懷抱希望、信心與愛心往前邁進。

　　台灣人民仍要進行“英雄的旅程”。英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贖世救人；英雄就是重新尋訪價值觀，找出領導力與新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