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是台湾历史的转折点。第三次总统直选，一心求胜的陈水扁蝉联，全力反扑的连战、宋楚瑜挫败，双方差距仅在3万票以内；各拥二分之一选票的群众与团体，自此分裂成“两个台湾”，长久累积的不同历史经验、集体潜意识由此而引爆，台湾进入了人心动荡期，信心危机随之产生。正如耶稣所说：“分裂的房子就撑不住了。”

　　四百年有文字以来的台湾人历史，是一部苦闷的历史。在外来政权殖民体制压制下，台湾人寻求当家做主——“出头天”。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党国体制，台湾人找到了着力点。

　　李登辉内外推动的民主改革、两岸互动、务实外交、定购武器，乃至国民党“主流、非主流之争”，是台湾人本土意识的集体总爆发。李登辉能“过五关，斩六将”，总是站在胜利的一边，与台湾本土主流民意走向有必然的关系。

　　民进党一方面由下而上推动民主运动，另方面搭顺风车在公元2000年由陈水扁获得执政权力，也来自民意之所趋。

　　“台湾之父”李登辉、“台湾之子”陈水扁虽属不同世代、不同党籍，但本土意识的精神传承是有一贯性的。李登辉、陈水扁两股势力合流，进而产生既竞争又合作的恐怖平衡关系，运用历史家的解读，这是“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连战、宋楚瑜都是蒋经国所选拔的国民党战后精英，李登辉延续党国体制以后，连战、宋楚瑜分据副总统、台湾省主席要津。正如佛洛伊德所形容的父子冲突：“弑父情结”，李连宋三人的互动，完全符合“诞生的创伤、儿子的反叛、父亲的复仇”恩怨情仇。李登辉与连宋两位“政治义子”彻底决裂，乃至2004年三方为了权力重组而火拼，与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情节有诸多相同之处。

都是两颗子弹改写历史

　　三二○权力重新洗牌以后，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连战、宋楚瑜形成特殊的“一边一国”。李陈本土势力以“中华民国”借壳上市，继续推动台独建国运动；连宋以“中华民国”正统自居，但在统一与独立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敢明言支持“一个中国”，又不排除台独是选项之一。上述四人的分合、冲突与矛盾，正是当今台湾社会的写照：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

　　正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是两颗子弹改写了历史。2004年3月19日台湾总统大选前一日，“两颗子弹”改写了台湾历史。如同德国史学大师兰克所提出来的问题：“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真有暗杀事件？还是选举的作伪？国安单位到底知情否？是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是偶发的狙击事件？

　　为了解决上述疑惑，在朝野政党势力激荡之下，才有“三一九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出现。但是，真调会的浮上台面，再次体现了“两个台湾，一边一国”的政治体质。按照常理，陈水扁为了建立其政权的正当性，理应乐见真调会查出真相，才能一洗所受到的误解与冤屈。

　　但陈水扁先提出以监察院长钱复为召集人的真调会，表示经费不是问题。

　　当国亲两党提出的真调会法案在立法院表决时，陈水扁强力围堵，失败后又提出覆议，覆议失败后又对真调会全力杯葛，内政部长苏嘉全声称公务人员有“抵抗权”，不必配合真调会。

　　在此思维之下，六名内阁政务官赴真调会呛声、踢馆，民进党、台联群众干扰真调会的运作，行政院长游锡堃也拒赴体制内的监察院接受国安机制启动的约谈。加上两名大法官是否涉及对立委苏盈贵的关说，上述事件的整体发展，已对法律与秩序的基础构成严峻的挑战。

　　真调会条例是否违宪，大法官会议自然会做出释宪；真调会条例是否违法，即使真调会召集人施启扬也主张修法。宪法、法律的争论，仍应回归到宪政体制与立法体制进行，全力杯葛、焦土抗战，或者运用群众施压乃至出现“扞卫队”，令人联想倒1920年代的德国威玛共和末期，如果情绪掌控了一切，出现“党国结晶体”，那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温床。

蓝山与绿山必须理性互对

　　以美国的经验为例，美国首席武器检查员敢于公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在发动攻击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九一一调查委员会”也澄清，伊拉克和卡伊达组织的九一一攻击无关。美国社会有一个中立、理性、公正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将“事实的真相”置于政党、个人利益之上，从而求取国家利益、全民福祉。

　　再以1963年11月29日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调查肯尼迪被刺真相委员会”（简称华伦委员会）为例，清楚赋予该会“不受任何限制的调查权”，七名成员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四位参、众议院领袖，他们有独立的运作机制、经费与幕僚。

　　“华伦委员会”最后并未调查出命案真相，但它所维护的政治运作、价值体系，对美国人民跨出“肯尼迪被刺”的阴影起了一定程度作用。

　　当“后三二○”蓝绿对决所引发的信心危机，以至外交部长陈唐山失言风波所引发的“教养”问题，乃至“真调会风波”对法律秩序的挑战，都让我们必须沉思下列问题：台湾民主化的结果，是会走向英美式的公民社会，还是历经转折逆流，到1930年代的法西斯德国或日本？台湾与中国的分合，是会走向“战争边缘”，最后兵戎相见；还是两岸成立和平对话架构，找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互信机制？或者是台湾最终走向法理的独立？

　　台湾内部已形成两座大山：蓝山与绿山，双方所各自代表的历史经验、政治利益、情绪冲突、愤恨压抑，已到了必须理性面对的时候。非常不幸地，两座大山之间，引用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比喻，连一条童军绳的联系都付之厥如。

　　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不管怎么样，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人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有未来与希望。当价值观在崩解，人与人的互信日渐淡薄，法律秩序受到质疑与挑战，我们仍应怀抱希望、信心与爱心往前迈进。

　　台湾人民仍要进行“英雄的旅程”。英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赎世救人；英雄就是重新寻访价值观，找出领导力与新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