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金融评论》9月25日文章，原题：中国综合征把我们带到伊拉克 发明“六度分隔”(一种社会学理论，大意为世界上任何两人都可以通过极少的中间人联系上——编者注)这个词的人可能指的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我们每次鲁莽的军事部署——从越南到最近的伊拉克——都受到无关紧要的议题驱动。

　　我们打这些仗不是因为战斗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有直接价值，而是由于对其他人的非理性恐惧。简言之，全跟中国有关。

　　50年了，我们的国防政策制定一直围绕对中国入侵的猜疑。我们到越南去，表面上是不让胡志明进入西贡，而实际上是帮助美国阻止“共产主义中国向南延伸”。

　　联邦政府不仅成功利用“冷战式歇斯底里”，也成功利用了澳大利亚人最基本的情绪：对我们处于亚洲的恐惧——一小撮白人定居在近乎地球“底部”，北方还有“一大群黄种人”的不安全感。

　　人们总是谈与土著人民的和解，这固然重要，但笔者更关心的是与中国和解——一种对亚洲天然超级大国自信地接受——的缺失。

　　中国是罕见的没有领土扩张记录的大国。中国以中央王国视角看世界：希望别国尊重自己，但无意支配邻国。

　　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误读一直是我们国际观最大的缺陷。连左倾的政治领导人都未能免于这种综合征。1995年，保罗·基廷与苏哈托政府仓促达成一项防务条约，因为他想让印尼充当战略缓冲，“以防中国对我们使坏”。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防务规划是依据中国入侵的可能性制定的，而工党同意美军常驻达尔文。

　　阿博特政府时期，“六度分隔”更怪异。2003年入侵伊拉克惨败让人以为堪培拉应该学到新的黄金规则：远离中东泥潭。但现在，澳大利亚正重返巴格达。

　　怎么能有人这么欠考虑？又是中国综合征的产物。

　　本月，阿博特的朋友、外交政策顾问格雷戈·谢里登阐述总理的战略时泄露个中玄机。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自由党要“鼓励美国在中东和我们所在地区的领袖地位，能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是告诉美国人他们并不孤单……(这)对我们在亚洲的安全至关重要。”

　　促使阿博特冒险的居然是这种超现实逻辑：因为怀疑中国，所以出兵伊拉克。按照谢里登和阿博特的逻辑，澳大利亚必须与美国共进退，鼓励我们伟大而强大的朋友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最主要是为保护我们免遭中国入侵。

　　他们忽视历史的教训，也看不见外交务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