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八一五，南京受降圖 由 要命稀飯 於 2005年8月10日11:48:09:

[史海鈎沉]
文/主筆 徐宗懋 圖/台灣文史工作室 提供

這是一張大家熟悉的抗戰勝利經典照片（圖一），一般圖說是：1945年9月9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接受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這樣的圖說被刊登在報刊雜誌乃至學校教科書裡。其實，圖片右邊那位並非岡村寧次，而是他的副手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由於出席受降儀式的七位日軍將領全都剃光頭，形象近似，看起來確實很像。事實上，在這場簡短的受降儀式中，何應欽與岡村寧次隔桌對望，並無接觸，文件交付與呈遞均透過各自的副手蕭毅肅和小林淺三郎進行。
對這場受降儀式的人事物及過程記述最詳盡的，無疑是一手安排此過程的副參謀長冷欣將軍。芷江受降後，冷欣即奉何應欽之命赴南京成立前進指揮所，成為抗戰勝利後第一批返回南京的中國先遣人員，由8月27日到9月9日，冷欣密集地處理戰後南京複雜的情況，一直到迎接何應欽返京，完成受降儀式為止。1964年，冷欣在台灣《傳記文學》連載專文《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其中從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一段，內容豐富生動，且包含多項歷史秘辛。冷欣所述，配以珍貴歷史照片，或將重現現代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一幕。

冷欣率官兵在南京成立前進指揮所

1945年8月21日，中國陸軍參謀長蕭毅肅在芷江將何應欽將軍之《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交付岡村寧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備忘錄內容共五項，其中第四項為：“為監視日軍執行本總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見，特派本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先到南京，設立本總司令前進指揮所，凡冷欣中將所要求之事項，應迅速照辦。”

8月27日上午8時，前進指揮所官兵和隨行人員群集芷江機場，計有美軍飛機7架、官兵159名、無線電一台、指揮車2輛，由新六軍副軍長舒適存率領。10時，7架飛機凌空，下午2時左右陸續在南京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降落。今井武夫等5名日軍將領持岡村寧次的名片恭迎，並有日軍憲兵一部在機場擔任警衛。3時許，冷欣一行乘自帶之吉普車，插青天白日旗，直駛賓館。略事休息，冷欣即前往孫中山陵墓行禮致敬。

當晚，冷欣赴今井所設接風宴席。晚宴後，冷欣率隨行官兵，在日方預為布置的華僑招待所，宣布成立前進指揮所，並命令：“所有人員，均不得私自外出，如有必要，必須事前請假。”他還告誡絕對不許有人“接收”任何東西，亦不得使用封條，違法軍法從事。

事實上，日本宣布投降即日起，各地均有人冒充地下工作人員招搖撞騙，劫收房屋家具。此外，各地漢奸亦佯稱奉命行事，四處活動，冷欣的描述十分生動：

“一到南京，所晤見的日軍軍官，對我都是必恭必敬，不再如往日侵略我國土，蹂躪我同胞的猙獰面目，而漢奸的無恥嘴臉，時有接觸，真是令人憎厭！這些不斷來見的偽官群醜，均口口聲聲說是奉有陳立夫或戴雨農兩公的使命，負有中統、軍統的特別任務為開場白，自命地下英雄，功在國家，口講指畫，神氣活現，我因當時的兵力單薄，環境特殊，對治安尤多顧慮，也只好虛與委蛇，並囑不要離散，等待政府派員接收。”

“如南京偽市長周學昌，一再對我聲稱與陳立夫的關係；曾任偽海軍部長的任援道，則說和戴雨農的關係，奉派為南京先遣軍司令，更加表示忠貞，我成竹在胸，只囑他們要努力維持秩序，靜待政府人員處理；不要離散，好待軍隊主力到達時，再行拘捕。這幫利令智昏的東西，還以為馬上又有新官好做，因此常來我處‘報到’，日夕坐候，甚至能見面談一句話也好，點一點頭也好。有一次，周學昌包着頭，繃帶吊着手膀，立刻求見，訴冤似地對我說：‘你命令我維持秩序，人員不准離散，但是部屬罵我是漢奸，要我先發三個月的薪水，先是對罵，繼而互毆，我是有任務的，怎說我是漢奸？真是天大冤枉！現在打成這個樣子，叫我怎麼見人？’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想：你早就不能見人，何等到現在？但仍是敷衍他幾句，囑他回去好好醫治，怕他又挨打，特別派兩個憲兵護送他回去。”

人人皆知漢奸面目可憎，但在時代轉換之際由親自下令逮捕漢奸的冷欣筆下形容，更是入木三分。

游離的地下工作人員為戰後的社會帶來混亂

毫無羞恥心的漢奸固然令人不悅，但不致對治安構成威脅，真正造成困擾的是一群居功的游離地下工作人員。在南京、上海一帶，這些惡劣之徒甚多，胡作非為，為戰後的社會帶來混亂的氣氛。

8月30日，冷欣報告何應欽的電文中說：“南京秩序，已漸安定；惟仍少數機構（特工分子）自立名義，強收房屋及機關，已設法查禁。”9月1日芷江總部電示：“據報各方面在滬人員，多有軌外行動，請轉電嚴令制止。”冷欣又電軍統局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國軍大部尚未開入陷區之前……抑且各雜色部隊以及地方痞棍，亦皆聞風而起，甚有假借名義強占民居，妄繳槍械、綁架勒索，無所不為！以致京滬一帶城市，內外秩序，頓遭破壞，造成極度恐慌現象，輿論沸騰……。”

這些電文顯示，抗戰勝利，百姓歡欣未幾，各地治安即陷入混亂，無賴盜匪甚且打着官軍的旗號。京滬為國民政府京畿之地，情況已是如此，遑論其他地區。可以說，國民黨政府能真正掌控部隊紀律的只有少數所謂的精銳部隊，其餘抗戰期間收編的游雜武裝素質甚至比軍閥部隊還要差，平日征糧無度、強占民女，與盜匪無異。抗戰一勝利，城市日軍、日僑控制的財產，全成了搶奪的對象。而國民黨政府對於這種情況幾乎毫無準備，軍隊與政府人員操守訓練厥如，結果抗戰勝利等同於金銀財寶由天而降，行政機制遭到嚴重的腐蝕，人心虛妄，一年間國民黨盛極而衰，此實為主因之一。不過這已是後話。

光輝的一刻終於降臨

9月8日上午8時，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搭乘專機由芷江起飛，中午12時一刻降落南京。作為中國方面最高代表的何應欽的機場受迎場面十分浩大，岡村寧次偕小林淺三郎、今井武夫等日軍將領另成一列，肅立恭迎，其它如各盟國軍事代表團、南京地方官員、地方商會、工會、農會以及學生總會代表近一萬多人，場面極其盛大。

何應欽搭乘的是美齡號雙引擎座機，由9架戰鬥機護航，飛抵機場上空時， 一時間萬人翹首歡呼，掌聲不絕。何應欽下機後，由鄧璞、陳宗旭兩位小姐代表全體南京市民獻花，並獻上“日月重光”錦旗。何應欽滿面笑容，由中外攝影記者包圍攝影，接着走入歡迎行列，揮手答禮，隨後由空軍第一地區司令孫桐岡駕吉普車前往設於中央軍校的陸軍總部，沿途人群夾道歡迎，何應欽感慨說：“記得民國26年（1937年）11月16日，我們離開首都的那天……我們都有一個沉痛的決心和堅強的自信：我們一定要奮鬥到底，獲得最後的勝利，重回到首都……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獲得光榮的勝利，重回到首都，內心自然是無限的興奮和愉快；同時想到這八年來為抗戰犧牲的將士和同胞，以及陷區同胞八年來所遭遇的痛苦，又不勝感念！”

隔日，光輝的一刻終於降臨，冷欣寫道：“34年9月9日三九良辰，真是舉國興奮，薄海騰歡，我革命軍人最感光輝，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抗戰史中最末最大的一頁，接受中國戰區包括台灣、澎湖和越南北緯16度以北所有日軍投降，由日本岡村寧次大將簽字的儀式，於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今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舉行。在國父革命首次於廣州起義的紀念日，於作育革命軍人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益具特殊意義。”

簽字這一天，黃埔路上從轅門到禮堂的道側，每隔十步，立有新式裝備警戒兵一名，鋼盔革履，精神煥發。日軍投降代表為岡村寧次、小林淺三郎、福田良三、今井武夫、諫山春樹、三澤昌雄、小笠原清等七人，中國受降代表則有何應欽、顧祝同、陳紹寬、蕭毅肅、張廷孟。儘管儀式只有短短20分鐘，卻是令所有出席者屏氣凝神的20分鐘，為完整呈現細節，茲錄冷欣原文：
簽字儀式，依照預定程序準時開始：八時卅分，中外來賓如江蘇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接收計劃委員賀表寒、盟軍軍官麥克魯中將、海恩中將、柏德諾少將、保義上校暨中外記者數百人陸續簽名入場；

八時四十五分，日軍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等，分乘汽車三輛，自中國王武上校引到中國陸軍總部，在廣場下車時，中外攝影記者紛紛攝取鏡頭。王上校接引他們入休息室，這時應邀觀禮人員，都已依席次坐定。禮堂中央為受降席，受降席前設一較小長案為日本投降代表席，其後各立儀容整肅的士兵十二名。受降席和投降席四周，環以白綢，左側為高級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右側為盟國軍官席及外國記者席，參加者共達千人。

八時五十一分，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率參加受降官四人入場，中外軍官及來賓均肅立致敬。何總司令居中，坐於受降席上，左為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空軍第一路司令張廷孟上校；右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總參謀長陸軍中將蕭毅肅。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時鐘，與中國文具一套。

八時五十二分，中國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先到規定地位，立正，恭向何總司令一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並命坐下，日軍投降代表，便依規定分別於投降席次就坐，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居中坐下，面對何總司令，抬頭即可瞻仰會場所懸的中美英蘇國旗。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三人，依次坐於岡村寧次大將的左側；支那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福田良三、台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樹、第三十八軍參謀長陸軍大佐澤昌雄，依次坐於右側。日方七位代表，都是光頭，穿軍服，未佩帶軍刀；日方譯員木村辰男，仍着赴芷江洽降時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勢，立於岡村寧次之後。岡村就坐時，把他的軍帽置於案頭，其餘都始終握在手中。日軍代表入席後，何總司令便向中外記者宣布：“攝影五分鐘！”中外記者驟形忙碌，紛在四周和走廊上拍攝電影和照片，我受降大員的雍容儀表，和肅然危坐的日軍投降代表，一一攝入鏡頭。

九時零四分，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岡村轉命小林總參謀長呈遞何總司令，何氏檢視後，當將該證明文件留下；接着又取出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交由蕭蔘謀長在旁替他磨墨，岡村一面匆匆翻閱降書，一面握管含毫，在兩份降書上分別簽字，毫無猶疑躊躇之狀。簽字後，復從右口袋裡，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在他的親簽名之下，所蓋印鑑，略微向右傾斜，簽字的字跡雖然很娟秀，但墨痕似嫌稍淡。簽字時，中外記者莫不爭取此一稍縱即逝的機會，迅捷攝取岡村握筆鏡頭，一時投降席頓成電影機和照相機的焦點，而案頭所置降書筆硯和岡村的軍帽，也是各攝影記者所感興趣爭取拍攝的對象。岡村於簽字蓋章後，就把圖章裝入原口袋中，一面命小林總參謀長把降書呈遞何總司令，一面點頭，好像日本無條件投降，完全出於自願，現在中國戰區日軍已簽字投降了，從此兩國終止戰爭狀態。小林總參謀長，當將岡村簽名蓋章的降書兩份，恭謹地奉到受降席前，雙手呈遞何總司令，何氏加以檢視後，便於日軍降書上簽字蓋章，態度從容安詳。旋以降書乙份，命蕭蔘謀長交付岡村寧次大將，岡村起立接受。何總司令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連同命令受領證，仍命蕭蔘謀長交付岡村，岡村於受領證上簽字蓋章，並將受領證命小林總參謀長送呈何總司令。至於何總司令宣布日軍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將引導日軍代表離座，七位日軍投降代表肅立，向何總司令一鞠躬，然後魚貫退出禮堂，何總司令曾起身作答，只見岡村繃着臉走，內心似有無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後了兩步，形容慘澹，幾乎要哭了！

日軍代表退出會場後，何總司令即席發表廣播演說，向國內外宣布，此一歷史上正義戰勝強暴，為舉世矚目的空前盛典──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已經在短短二十分鐘時間，於首都南京順利完成。詞畢，全體掌聲雷動。翻譯剛完，全場復熱烈鼓掌；何總司令旋率受降人員退席，並把他本人簽字所用的毛筆攜出，留為永久紀念。

這時中外觀禮來賓群趨何總司令之前，向何氏道賀，並於禮堂門口，攝影留念。當參加受降和親禮的人員順序退出時，招待人員大聲呼喊着：“請觀禮的嘉賓，到勵志社共進勝利午餐！”這是何總司令為慶祝勝利邀請的。

依無條件投降規律，一切由戰勝國安排，戰敗國無條件服從，所以對於簽字儀式、降書內容、投降代表應準備事項，均由我戰勝國方徑行決定，不須徵詢投降代表簽字人意見。當岡村寧次接獲我總部中字第十九號備忘錄，規定何總司令接受日軍投降地點、日期、時間及日軍投降代表簽字人與出席人後，一再要求我提示簽字時出示證明文件應載明事項，並盼事先能了解降書的內容。我囑交涉人員轉致他證明文件內容，須包括（一）率隊代表；（二）管轄範圍兩點，請先準備；關於降書及蔣委員長第一號命令抄本，經請示總部同意，曾於簽字前夕──9月8日夜間，秘密先給岡村寧次將軍以閱讀的機會，隨即取回；並約定：（一）不許抄錄；（二）不准提修改意見；（三）不得於簽字以前宣揚。對方一一承諾。第二天俯首簽字，毫無猶疑躊躇之狀，與典禮前夕這一段秘密協調有關，這在當時是最高的秘密，現在事隔二十年，依外交公文慣例，可予公布，所以敢在讀者前，公開這一段“外交秘史”。

剛才追記當年投降簽字情形，提及日軍投降代表七人，一律軍裝，均未佩帶軍刀；其實，關於敵酋軍刀的處置，事先交涉是頗費周章的。因日本軍官的威儀，平日就表現在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軍刀上，今天日本雖然戰敗宣告無條件投降，而敵酋們多少還希望保留一點尊嚴；如果硬性規定在簽字之日不得佩帶軍刀入場，日方也只好俯首聽命，不過好像太不給他們面子，假使一氣之下，發揚武士道精神切腹自裁，不愉快事件，正好發生在投降簽字前夕或典禮進行當中，不免大煞風景！早在九月二日，總部就以中字第十七號備忘錄送達岡村寧次：“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規定：（一）日軍繳械時，不得舉行副武器儀式；（二）日軍代表於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三）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它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後，日軍即不得再行佩帶。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希貴官知照，並轉飭所屬日軍遵照!”日方沒有反應；我為此曾和幕僚們商量，大家主張日軍絕對不得帶刀，甚至連勛標均須拿下；也有主張按投降慣例，投降代表須當場獻出軍刀；最後請示決定於投降代表到達休息室時，先將軍刀解下。由於幾經婉言交涉，獲致他們諒解，才同意不佩刀入場，並將刀分別呈獻：岡村寧次大將所佩軍刀，恭獻何總司令；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的刀，獻贈蕭蔘謀長毅肅；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的刀獻贈給我。軍刀問題，總算恪遵上級指示，得到合理的處置。

受降典禮完成後，當天中午，冷欣即奉何應欽之命趕飛重慶，下午抵渝之後，冷欣先見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周至柔，再晤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經商量決定，於第二天（9月10日）上午，在國民政府禮堂，轉呈蔣介石，正式完成整個受降手續。

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軍儘速“撤出”中國

至於日軍方面，岡村寧次簽完字後，就不再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而是根據何應欽在受降後對岡村發出的軍字第一號命令，即日起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官”，其總司令部亦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以協助辦理日俘日僑遣返事宜。接着，在一個下雨的日子，這些一度不可一世的日軍高級將領自己打包行李，搬到南京城外去辦公，約半年後，絕大部分的日俘、日僑帶着簡易的行李順利搭船歸鄉，少數留下來的軍官則準備接受日軍戰犯審判。

必須說明的是，日本戰敗最直接的原因是其海空軍遭到美軍徹底地摧毀，本土又受到原子彈的轟炸，人員死傷過多，資源耗盡，以致無力阻擋美軍登陸。因此，日軍在中國的失敗是戰略上的，戰術上日本陸軍在中國大陸仍保有強大的戰鬥力，仍有能力在1944 下半年初發動打開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因此，中國軍隊接受日軍投降時仍要考慮到日軍依然強大的客觀事實，雙方實際上是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軍放下武器並儘速“撤出”中國。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為何日本戰敗後，中日兩軍對彼此抱着“相敬如賓”的態度，以避免姿態的刺激導致無謂的武裝衝突，破壞了大局，所以基本上日俘是處於自我管理的狀態。至於日俘、日僑回國之後，中國國內政局則又急速惡化，戰爭烽火又起，苦了抗戰勝利後渴望和平的一般百姓。

至於抗戰前後的種種，隨着歲月的洗滌，更多的史料如實問世，更多的英雄兒女獲得應有的榮譽。畢竟歷史不是政治得勢者對失勢者事後補上的一腳，學習歷史應是理解不同時空中不同人的奮鬥歷程，從而創造出寬容的生活文化，並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所據以的和解、和平與合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