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豬年新春吉祥】維也納中國新春音樂會-視頻節選-中國國歌 |
| 送交者: 謝聽聽 2007年02月10日04:57:40 於 [高山流水]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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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2005年,維也納中國新春音樂會, 為郭文景的"B小調英雄交響曲"的第四樂章的結尾.
感興趣的可以找他的這部作品聽聽.
(ZT) 郭文景最新作品音樂會 b小調《英雄》交響樂 作品39號（2002年10月） 第一樂章 “烈火”激昂的快板 22' 第二樂章 “緬懷”沉思的柔板 9'33" 第三樂章 “新時代”明亮的快板 8'50" 第四樂章 “祖國” 廣板—莊嚴的行板（帕薩卡里亞）—快板 19' 演奏： 中國愛樂 廣州交響樂團 國交合唱團 廣交合唱團 指揮： 余隆 時間：2002年10月17日 19：30 地點：保利大廈 評論選自"愛樂人走四方"
真爽 作為一個“命題作文”，我覺得郭文景先生寫得很不錯了，雖然沒有弄出自己的風格。 我的感覺，第一樂章似乎應該放在第三樂章的位置上。不需要太大的改動，但是有一些配器比較稀薄的段落和整個樂章不太協調。似乎可以砍掉……因為拖沓了一些。郭文景先生自己寫的主題（第四樂章結尾再現的那個）很精彩。可惜沒有空間發展。 第二樂章很精彩，我覺得維持原狀也很不錯，雖然說主題動機可以更精簡一些，沒必要完整引用。男聲哼出來的旋律配上銅管、木管單獨的樂句，很精彩。簡約之美。跟很大氣的第一樂章正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第三樂章我覺得是寫的比較不好的段落，建議完全刪除。把第一樂章改成第三樂章，然後重新寫一個第一樂章。 第四樂章很精彩。尤其是帕薩卡里亞。很厚重，是有史詩風貌的樂章，幾乎可以單獨演奏了。這個樂章可以保持原貌。國歌的引用是合適而且充分的。這個樂章可拼貼了不少少數民族音樂的特徵，效果很不錯。可以說是四個樂章裡面最精彩的。 (ZT)
金羊網 2002-10-16 12:01:36 www.ycwb.com 受廣東省委宣傳部重託—— 在廣東省委宣傳部的精心組織策劃下，作為向黨的“十六大”獻禮的大型交響曲《東方紅日》已於本月１４日下午起在北京保利劇院開始了１５０人大樂隊的合排。該交響曲將於本月１７日晚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 《東方紅日》交響曲的創作者是中央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郭文景教授。他曾創作了歌劇《狂人日記》、《夜宴》，交響合唱《蜀道難》，也曾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紅粉》、《棋王》和電視劇《死水微瀾》等配過樂。１４日下午，這位蜚聲海內外的青年作曲家向記者介紹了交響曲《東方紅日》的創作經過。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是怎麼接受《東方紅日》的創作任務的？ 郭文景（以下簡稱郭）：整個交響曲的結構是廣東省委宣傳部鍾陽勝部長構思的。我呢，就如同做命題作文———當然我也有很重要的貢獻。（笑） 記：用四首在不同時期家喻戶曉的歌的旋律作為三大樂章的創作源泉，這個手法還是比較新穎的。 郭：前面三個樂章主要目的是歌頌三代領導人。第四樂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歌頌對象，那就是中國人民！ 第一樂章《日出》用《東方紅》的旋律來歌頌毛澤東；第二樂章《春天》用《春天的故事》的旋律來謳歌鄧小平；第三樂章《新時代》用的則是《走進新時代》的旋律，來頌揚江澤民；而第四樂章《偉大復興》，用的則是《國歌》的旋律，以此來表現中國人民的精神。 記：命題作文一般有很多的局限性，它的難度在哪裡呢？ 郭：最大的難點在於怎樣把政治命題與藝術規律有機地結合起來。一方面需要技巧，另一方面需要找到好的切入點。比如，第一樂章我寫了奏鳴曲式，我心目中的形象是烈火和英雄———用一個激昂的快板來表現中國革命的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然後用《東方紅》的旋律作為副體，從一線曙光開始，向一定寬度和深度發展，達到波瀾壯闊的效果，用這樣的手法表達毛澤東的豐功偉績。 記：您個人的經歷對於創作這部作品是否起到過作用？ 郭：我１９７７年從四川來到北京上大學，並實現了作曲家的夢想。在過去的２０年裡我帶着我的作品走遍了世界各地，我們的生活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我覺得這都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鄧小平同志逝世那天，我正作為訪問學者在紐約，當時全世界所有的報紙第一版上全是他的遺像和去世的消息，所有的人一說到他，都是說他開放了中國，發展了中國，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 在第二樂章里，我就寫了一個非常深情的慢板，來對一個逝去的偉人發自內心的歌頌。在第一、第四樂章中，合唱是由合唱隊擔任的，但在第二樂章結束前，我就用樂隊的樂手們不“專業”的聲音來演唱《春天的故事》———之所以這樣，就是想用普通自然的聲音來表達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感激和思念之情 記：有人看了合排後，評價這部作品做到了“藝術性與思想性較好的結合”，對此您有什麼感受？ 郭：（笑）非常累。５月份接到任務，６月份動筆，這部交響曲現在長達近一個小時。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不同，西方音樂像一塊塊磚一樣不斷地重複，以形成一個龐大的建築，正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但東方音樂是線條形的，有完整的旋律，因此在創作時，我都保留了《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等３首歌的線條完整性。只有第四樂章在用《國歌》的旋律時，我作了改變，選擇了古典音樂中的經典形式———帕薩卡理雅，我把二拍子的《國歌》寫成了三拍子的莊嚴的薩拉班，像巨人的腳步一樣。 記者訪問了《東方紅日》的創作者郭文景。對這部新的音樂巨構的創作，他深有體會，娓娓而談——— 《東方紅日》的創作經歷了４個月的時間，這是我第一次接受來自官方的“命題作文”。整個創作過程最難的地方，就是如何將官方的命題與交響樂自身的藝術規律結合起來。音樂的形式與內容應該是統一的，“命題作文”也可以在形式上體現交響樂的特點。 交響曲《東方紅日》，第一樂章採用奏鳴曲的形式，主部主題是激昂熱烈的快板，《東方紅》則為副部主題，並將之從交響樂的深、廣度方向進行拓展；第四樂章則採用“帕薩卡利亞”經典形式將國歌變形。整首交響樂表現了２０世紀中國風雲變幻的革命歷史，歌頌了三代領導人的英雄形象，以及２０世紀所有為中國獨立繁榮富強作出犧牲和貢獻的人的整體形象，如同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特別是有意識地將《東方紅》一、二段的歌詞合在一起，將第一段的“他是人民大救星”改成第二段的“指引人民向前進”，有意淡化領袖的“神話”色彩，與第四樂章的“前進前進”的主題相互呼應，增加了交響曲的統一因素。 這部交響曲，在採用《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國歌》作為素材進行交響樂處理的同時，按照中國人的欣賞趣味，儘量保持樂曲旋律的完整性。交響樂本身是從西方傳進來的，是西方音樂的陳述方式。它的特徵是以短小的創作動機，如同一枚石子激起水中漣漪一樣，不斷地重現、變換、走向縱深。中國人的欣賞習慣則與之不同，中國的樂曲是線性的。我在這部交響樂中有意保留了樂曲的完整形式，而沒有將之揉碎，同時還補充寫作了一些別的主題作為擴充，以增加交響樂的厚度及豐富感。因此，這部作品也應該是做到了群眾性和藝術性的結合。
中國傳統文人音樂在郭文景看來，是那麼脆弱，他超越傳統，在音樂的世界裡傲氣飛揚。本報記者郭延冰攝
郭文景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作品有歌劇《狂人日記》、《夜宴》、《鳳儀亭》，交響樂《蜀道難》、《B小調英雄交響曲》、《遠遊》，交響詩《川崖懸葬》，交響序曲《御風萬里》，協奏曲《愁空山》，室內樂《戲》、《甲骨文》和《社火》等。其創作的《蜀道難》被評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同時，他還為張藝謀的《千里走單騎》、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李少紅的《紅粉》、滕文驥的《棋王》以及《南行記》、《死水微瀾》等40多部電影和電視劇寫過音樂。 《紐約時報》稱郭文景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長期居住而建立了國際聲望的中國作曲家。”許多重要的國際藝術節都曾安排他的個人作品專場音樂會或上演他的歌劇。 傳統文人音樂像紙一樣薄 1978年考入北京音樂學院作曲系的學生有30多個，很多都是世家子弟。現在20多年過去了，最優秀的作曲家都是家裡和音樂無關，而且學習條件非常不好的。但是這群人卻是狂熱地喜愛音樂，克服一切困難來學習音樂，命中注定是要學習音樂的…… 18歲的時候，我就改變志向要當作曲家了，這是因為長久聽樣板戲長大的一個人突然間聽到了西方音樂，當我偶然聽到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曲》時，真是有一種被電擊中的感覺，那種音樂的交響性與張力，遠遠超過了我以前聽過的所有樣板戲或者所謂的中國的交響樂。 一直到後來，當我終於可以敞開了聽西方現代音樂時，那五光十色的一切曾令我十分着迷。但漸漸地，那些不論是朦朧、華麗、纖細，還是痙攣、粗野、呻吟的東西，都不太能打動我了。惟有肖斯塔科維奇如岩石一樣堅硬冷峻的音響，簡練激昂的節奏，還在震動我的心靈。 但是我一點也不喜歡中國傳統文人那種忘情於山水的音樂，它們像宣紙一樣薄，像宣紙一樣輕，像竹子一樣細和脆。我也很不滿意中國音樂界在古代神話中兜圈子，我認為音樂應該關注現實和國家命運、人民疾苦，於是我立志要做作曲家，寫那種男人的頂天立地的音樂，我要寫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響樂！ 我狂熱地開始學習作曲，沒有作曲教科書，就用自己辛勤搜集抄寫來的小提琴曲譜去與人去換，如果換不來，我就去抄別人的作曲教科書，而且還無理闖入別人家裡求學。 不可思議的拜訪 今天要去拜訪一個人不預約是很無禮的，但是我當年是招呼都不打就闖到別人家裡去。我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已經拜訪過一些老師。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都是非常熱情的好人，但是最不能忘懷的是兩個人。 一位是上海的朱踐耳先生。1974年的時候，我隨重慶市歌舞團到北京參加文藝匯報演出。演出完畢之後，其他人都回重慶了，只有我一個人跑到上海，去敲朱踐耳先生的家門。 真是不可思議，他與我素不相識，我卻在他家連吃帶住了好幾天，他還想盡辦法幫我買從上海回重慶的船票。他只給了我上了一堂和聲課，雖然只有15分鐘，但是教的人很優秀，學的人也很優秀———我也是個天才嘛！ 朱踐耳先生的這堂課給我灌輸了正確的觀念，令我終身受益。學生在大學要學1年半的和聲學，學習和弦的構造、每個音是怎麼由一個和弦運動到下一個和弦……但是朱踐耳給我上的第一堂和弦課是教導我和弦所能夠產生的藝術效果。 他把他創作的《接過雷鋒的槍》的引子彈給我聽，引子只有短短幾個小節，他告訴我，這個引子配了三個完全不同的和弦，能夠產生三種完全不同的顏色，因此既有色彩的變化又有朝氣蓬勃的效果。這堂15分鐘的課給一個作曲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讓我從一開始就樹立了正確的理念———和聲不是數學學問，而是實現藝術的手段。 另一位是四川音樂學院的高為傑教授，我把自己的作曲習作郵寄給他看，他像對待正式學生那樣進行了詳細批閱，還不厭其煩地把批改過的稿子給我郵寄回來。 我感動極了，我覺得我應該算是他的弟子。 我必須坦白承認：我當音樂學院教授10多年，也有許多來訪者，但我無論如何做不到像朱踐耳先生那樣；我也收到過很多作曲愛好者郵寄來的習作，但是我從來沒有回覆過，一封都沒有回過……也許是因為我也沾染了這個浮躁社會的習氣吧，我經常感到很慚愧……但是至少我對那些師長還心存感念……雖然我做不到像他們那樣，至少我絕對是一個廉潔的老師。 雖然這兩件事情不是發生在八十年代，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上大學時，老師和學生依然保持着這樣的精神，我十分贊成回顧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 危險的“新潮音樂” 今天，“反叛”是很時髦的事情，一點威脅也沒有。但我們那個時候，反叛不僅一點也不時髦，而且還會有危險和麻煩。音樂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有一種說法，“郭文景寫的先鋒音樂和崔健的搖滾樂是資產階級在音樂界的兩大的怪胎。” 考上音樂學院之後，西方現代音樂再一次給我震撼。音樂學院在我們入學之時，是秉承蘇聯傳統構建的教學體系，只能學習18、19世紀的西方古典音樂，譬如柴可夫斯基、巴哈……最多到瓦格納，連德彪西、肖斯塔科維奇、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都不學，更不要說布列茲等人的先鋒音樂了。 1980年，吳祖強請劍橋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格爾來中央音樂學院上了幾星期的課，介紹西方現代派音樂。我們作曲系的學生都聽得如醉如痴，記得當年還有一本《外國音樂參考資料》，做了一些對西方現代音樂的翻譯介紹和引進工作。我們狂熱地通過各種途徑學習西方現代音樂，並把它們模仿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去。 我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每一步路都決意要擺脫歐洲音樂的影響，尋找自己的方式。我們的創作思想和官方發生了碰撞，被視為“離經叛道”，因此被命名為“新潮音樂”，老師奉勸我們說這樣下去沒有好下場。但是當時是激情年代，誰也擋不住我們的激情。 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反對，但是，讓人難受的是那些最關心你的、最有學問的、最正直的老師也反對你，他們不僅從審美上反對，還有一種類似父子情意的關懷，他們語重心長地給我說他們自己當年的經歷…… 除了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音樂，羅中立在八十年代初引起全國震動的油畫《父親》也對我影響特別大。從我十幾歲開始學音樂到看到《父親》之前，中國的現實音樂從來沒有像《父親》那樣讓我明白藝術還有這樣的功能、責任和力量———它能夠提醒人們不要有意無意地忘記或者忽略一些事情。 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特徵都是比較尖銳、粗獷、濃重，尤其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比較多。比如說《川崖懸葬》、《川江敘事》等，這基本上是和那個時代的電影、美術思潮相一致的，就是要反叛過去那種歌功頌德的所謂音樂。 “四大才子”開音樂會 當年想要辦音樂會，只能依靠組織安排，否則你的曲譜只能在抽屜躺着。但是，我們可以到民間去尋求資助。這是八十年代最值得懷念的事情，也是我們今天需要反思的。 1984年，譚盾第一個向社會尋求贊助開了個人作品音樂會。之後大家紛紛效仿。 譚盾拉的贊助好像是滕文驥的《大明星》劇組，瞿小松拉的是洛陽拖拉機廠，我找的是重慶一家音像出版社，因為該社剛剛因出版電視劇《濟公》主題歌而賺了一大筆錢。 我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公諸於世。我的朋友領着我去見那家音像出版社的老闆，老闆很爽快地答應了。那個時候老闆的思想是：雖然“鞋兒破、帽兒破……”那盒磁帶賺了很多錢，他很高興，但他並不以此為榮。 我找到他說，我想開一場個人音樂會，他說沒問題。 我說想找最好的樂團、指揮家、場地……“沒問題！”我提給他的預算開支和他賺的錢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以贊助交響樂為榮。 當時我們辦音樂會，文化各界也是非常支持。葉小綱是我多年的老同學，我們同居5年半，我對他十分了解，他這個人特別喜歡排場。 我還記得，他開音樂會之前特別得意地跟我們說：“你們知道我的音樂會請了誰來嗎？”“誰啊？”“許國璋！” “你厲害！厲害！”八十年代許國璋的英語教材在中國是一統天下。 時代不一樣了，今天你就算得了國際大獎也不見得能夠找到人來贊助你的音樂會，但是當時只有譚盾一個人得了個國際小獎，我們其他人並沒有得獎，但大家都開成了音樂會，因為那個時代對於藝術還有熱情，對於瘋狂實驗性的東西還保持敬意。 口述：郭文景 采寫：本報記者 劉晉鋒 ■記者手記 “我也是一個天才嘛！”郭文景身體前傾，緊靠着面前的桌沿兒，手藏在桌下，兩眼向下瞪視45度角，說話沒有任何手勢，吐字緩慢，偶爾親切地笑，“我是書生模樣，土匪性格”。 郭文景有四川人的精明。大學畢業之後，當譚盾等人紛紛去國外留學時，他擔心國外物質生活沒有保障會影響到作曲，服從分配回到重慶，到祖國各地遊蕩，為當時的一些電影電視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記》…… 但是不喜歡“火鍋”，他要了一杯咖啡，加糖。後來又續了一杯白開水，仍然加糖攪拌。 1987年，郭文景的音樂會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老師蘇夏說他真是遇上了好時候，但是先鋒音樂仍然遭遇一片反對之聲。郭文景說：“我就是要按照我的願望寫我想寫的音樂，不管多少人罵我，不管離傳統多遠，你們愛罵不罵。” 今年10月12日晚北京音樂廳的國交音樂會，本來是國交赴荷蘭參加“2005阿姆斯特丹中國藝術節”演出的熱身，郭文景作曲的《英雄》交響曲是邀請方指定曲目之一。但演出當天，郭文景卻扣下作品“總譜”，拒絕國交在當晚的音樂會和10月17日在荷蘭音樂會中演出《英雄》。 “1987年，中國的交響樂團水平遠遠不如今天，《蜀道難》等作品的難度也遠遠超過《英雄》，但是當年演奏的效果我基本滿意。現在這部容易得多的《英雄》卻被他們演奏得一塌糊塗，以至於我要把它取消，別去阿姆斯特丹給我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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