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里拜爾是中國音樂教育家培養出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1958年生於新疆喀什，維吾爾族。1975年考入新疆歌舞團。師從郭凌弼。1978年畢業時舉辦獨唱音樂會。1987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獲碩士學位。師從沈湘、李晉瑋。1984年獲第一屆米·海林國際歌唱比賽第二名。1988年應聘到芬蘭國家歌劇院擔任獨唱演員。在幾十個國家舉行了數百場獨唱音樂會，在幾十部歌劇中扮演主角。同許多世界著名指揮家及交響樂團合作。1993年至1996年在德國波恩國家歌劇院任獨唱演員。1997年、1998年均獲Brigit Nilsson大獎。歐美各國音樂評論家稱她的演唱是藝術與技巧最完美的結合。

迪里拜爾現在瑞典國家歌劇院任主要演員，演出的主要歌劇有《弄臣》的吉爾達，《拉美莫莫爾的露契亞》的露契亞，《魔笛》的夜後，《夢遊女》的莉薩，《夜鶯》的夜鶯，《愛的甘醇》的阿迪，《軍隊的女兒》的女兒等。

我拿着作家王蒙傳來的書面發言，有點擔心，我怕全文照念會讓坐我旁邊的迪里拜爾吃不住，發言裡有對迪里拜爾的批評，說她在昨晚的演出中來回翻譜子，似乎對曲子不熟，令觀眾傷心。我尋思王蒙和迪里拜爾是朋友，就照直念了。

這是《千古名篇音樂朗誦會》第一場之後開的座談會，我受託主持。沒想到我念完之後，迪里拜爾先是笑了，是那種不好意思的笑，臉泛着潮紅，倒更映着她眼睛的明亮。接着她就認錯，說爭取後兩場演出弄熟譜子，盡最大可能展現作曲家的意圖。

我覺得迪里拜爾有點冤。按照貫例，請她演出需提前一年拿到譜子。可這次從接到譜子到上台演出還不到一周時間，且只有兩次排練機會。而作品是莫凡1999年寫的交響合唱性的清唱劇《洛神賦》，有40多分鐘。排練和演出我都在場，迪里拜爾的作業是最認真而有效的，演出時“亂翻譜子”是幫男高音的忙。在整場演出中，還就是迪里拜爾演唱得最好，如果閉眼聽，很難想象這是她首次演唱的新作品，且排練僅兩次。難怪會上卞祖善對王蒙的批評不以為然：“你關注音樂吧，幹嘛老看她翻不翻譜？”儘管如此，迪里拜爾還是把批評都承受下來。她說：“只要有利於我更好地進步，多尖刻的批評我都接受。”

已經是國際上大名星的迪里拜爾現在仍跟李晉瑋老師上課，“不論是接受新的歌劇演出或準備一場新的音樂會，我都把李老師請來為我上課，直到我首場演出之後李老師才離開。”

圈裡人都知道李老師的耳朵尖，但並不一定知道她的嘴更利，讓李老師上課就是要經常聽到準確的批評。在國外，好聽的話，同行的，評論的，記者的，太多了。“也正是有沈老師後來僅是李老師對我20多年的嚴格要求和尖銳批評，才使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藝術上，永遠往上走。”迪里拜爾說。

我追蹤迪里拜爾的演出有十五、六年了。聽迪里拜爾唱，心踏踏實實地放肚裡，你的生命潮水，隨她的歌聲起伏跌宕，忽高聳入天，讓你領略上界迷奇，忽下行盪海，被深藍的水浸淫。聲音純得像一束激光，纖細、透明、溫暖，無所不至。

迪里拜爾回過幾次北京，但都是忽忽一見，來不及細聊，直到2000年迪里拜爾春節要探家，被錢程截住，她才突擊演這場《千古名篇》音樂會。在臨近除夕，由錢程出面，我和她方能深聊一次，那已經是半夜了，整個古鋼琴咖啡屋就我們一張桌子還燃着紅燭。迪里拜爾喜歡燭光，臉紅紅的，兩個眼睛裡映着燭火，水汪汪的。

我說：“我追蹤看你十多場演出，有時正趕上你身體不適。但你絲毫不受影響，照樣發揮正常。到今天為止，我還沒看過你這種水平的研究生畢業音樂會。我很奇怪，你是不是有特異功能？換了別人，嗓子早潮了。”

迪里拜爾說：“我從前訓練自己的時候就要求自己適應各種場合演唱，這包括不同的場地和不同的身體狀況。因為你是個演員，你必須要把自己最好的藝術水準呈現給觀眾。你不能因為今天感冒嗓子不好或時差沒倒好犯困就要求觀眾原諒。其實你在求觀眾原諒的同時你也在失去觀眾。20多年來，我參加了上千場演出，從沒誤過一場演出。當然能讓我在任何情況下發揮正常那還得感謝沈湘李晉瑋老師教給我一個正確的演唱方法。這麼多年來是方法幫了我。”

迪里拜爾沒誤過一場演出是真，但取消過安排好的演出，那是1993年10月，她的導師沈湘教授去世，悲痛的迪里拜爾得到噩耗的當天就向芬蘭歌劇院領導請假，要回北京奔喪。迪里拜爾流着眼淚說：“我是中國的沈湘培養出來的，沒有他，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更不會有我跟貴院的合作。我要回去，盡一個弟子的孝心。”院領導被迪里拜爾的真情感動，特准她的假，不能參加的演出不按違約處理。要知道，他們的演出都是提前一年訂好合同，如違約，要支付一大筆罰金，一般是出場費的數倍。

那天我在場，告別室瀰漫着威爾弟的《安魂曲》，迪里拜爾緩緩走向沈湘的遺體前，深深地三鞠躬，出了告別室，她再也忍不住淚水。她向光明日報記者說：“沈湘夫婦1979年去新疆講學，發現了我，費勁周折，把我帶到北京，先是進修，後轉本科生，接着又保送讀研究生，我一直跟他學。我跟他不但學到了最好的歌唱方法，他的人品，他的藝術修養也影響着我。他比對自己的孩子都要好對我這個少數民族學生。沈湘是偉大的，他是大師，他的水平是世界級的。”

真是一日師生百年恩。

迪里拜爾說：“一個歌劇演員不但要經常克服身體上的不適，拿出最好的表現。還要經常掩飾自己心裡的巨痛，把歡笑帶給觀眾。這是一般人很難體會出來的。”

我想起列昂卡瓦洛寫的一個歌劇《丑角》，主人公內心忍着愛人背叛他的痛苦在舞台上裝拌小丑逗觀眾開心。

迪里拜爾喝了一口茶接着說：“三年前的年除夕，我要參加新年音樂會的演唱。要過年了嗎，我想給家裡打個電話，問個好。但老沒人接。到開演前半小時，終於通了，是我嫂子接的，她不說話，只是哭，我追問半天，她才說媽媽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放聲大哭。我愛人聽不懂我跟家人說什麼，以為我在哈哈大笑。他着急地指指表，說快要演出了，你還跟這打電話笑。直到他看見我的眼淚，才知道事情不妙。等我告訴他這事他也蒙了。怎麼辦？這時根本找不着人替，觀眾都進場了，不唱呢，更不行，因為我有40多分鐘的節目，幾乎占一半，再說觀眾又多衝着我買票。最後決定我還是去。臨開演5分鐘我才趕到劇院，上台前只塗了點口紅。劇院只有個別領導知道這事。我上台強打精神唱開了。”
我問：“唱的什麼曲目？”

迪里拜爾說：“施特勞斯的《春之聲》，還有聖誕歌曲《鈴兒響叮噹》等等，全是歡快幸福的歌曲。我一個音都沒唱錯，演唱完，興奮的觀眾把鮮花拋向舞台，一會，舞台就成了花的海洋，觀眾的掌聲不讓我走，我反覆謝了十多次幕。演出完劇院的演員又撒香檳又唱又跳，我也必須接受他們的祝賀。過了午夜，我不願意回家，走在街上，哭一陣，笑一陣，又哭一陣。”

我問：“怎麼還笑？”

迪里拜爾說：“那時就覺精神有些錯亂。”

既然有“喜極而泣”這個成語，相對也該有“痛極而笑”。

迪里拜爾說：“這次我剛好有個較長的假，回來看看，給我媽媽爸爸掃掃墓。我爸爸去世的更早。我非常感謝他們，是他們讓我從小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尊重我的愛好，支持我學歌唱。另外我這次回來還想看看小學的同學。雖然那些小學和中學都拆了，那我也想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看看。我是在喀什上完高中才到烏魯木齊。有人說，老想去小時候的地方看看說明你老了。人是到了一定年齡，才愛敘舊。記得爸爸媽媽挨斗，我就哭。爸爸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文革期間，又被關起來。他可是馬列的忠實信徒，維語的好多馬列著作是他翻譯的。當他知道新疆歌舞團不要我，不是因為我條件不夠，而是因為他的問題受影響，他很難過。為了讓我能夠進歌舞團，他讓我寫決心書，和家裡劃清界限。”

錢程拿出一張迪里拜爾新出的唱片，讓服務員在咖啡屋裡放。在她的歌聲氛圍中跟她聊天，真是少有的，美好而親切。

我問：“你跟外面那麼多歌劇院演戲，有沒有受欺負的時候？”

迪里拜爾說：“那次演《塞維利亞理髮師》原定我是A組羅西娜，有個芬蘭金髮女郎演這個角色的B組。排練她老往總監那靠，三混兩混，有一天在全體演員大會上，總監宣布羅西娜是金髮女郎演A姐，我成了B組。我當即就質問：為什麼？是因為我的演唱不如她嗎？總監說想要一個金髮羅西娜。我說，都是內行，誰都清楚，要什麼頭髮，戴個頭套就能解決問題。總監支支唔唔，說總之需要這樣的人演A組。總監是個大花賊，我知道定是叫花彈擊中了。我說，那我就不演這部戲了。總監又說不行，我非得演。這個總監在歐美名氣很大，連院長都怕他幾分。院長也勸我，忍着吧，你就改唱B組吧！在一次排練中，當我唱完，總監說：真難為我。迪里拜爾唱得那麼好，A組非她莫屬，可那個金髮女郎又跟我上過床。”

我說：“結果又讓你唱A組了啦？”

迪里拜爾說：“你往下聽。他還是決定讓她唱A組。這一次排練，我和他頂得更厲害，其它演員都挺擔心，因為這個總監從來都是說一不二的，沒人敢跟他叫板。最後正式演，讓我看A組的第一場。我提前到了劇場，正往座位上走，被劇院領導叫住，讓我趕緊上妝。我說今天不是A組嗎？我明天演。領導說觀眾是衝着你買票的，最後決定還是你唱A組。演出結束，總監又當着全體演員的面說：“讓我到他的歌劇院唱去。他私下裡對別人說：“這個小東西特厲害，別看她人小，容量特別大。”

我說：“你是一個中國人，在洋人堆里搶他們的飯吃，他們不跟你急嗎？”

迪里拜爾說：“在心裡早盼着我死呢！雖然表面上他們又送我鮮花又誇我。但不管同行多恨我，恨我生病不能演出，他們底下總要向我打聽，我是跟誰學的？在哪留的學？我說我是在中國學的，我的老師是沈湘李晉瑋，他們特別羨慕我有這麼好的老師。有一次薩瑟蘭的丈夫見我，他是非常好的聲樂教育家，薩瑟蘭就是他教出來的。他說我的老師太棒了。他跟劇院的頭說：迪里拜爾當代最好的花腔女高音，別用她太很。歌劇院有的是，迪里拜爾只有一個。”

我說：“你最早的戀愛被壓制下去了，後來你到了北京，我想說你的婚戀又挺曲折，你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迪里拜爾說：“有的人結婚是一種手段，為達到一種目的，當你能為實現我的目的時，我跟你結婚，而且一旦達到或不可能後，馬上就要尋找下一個結婚的人。這在國外，唱歌劇的，有一些人是這樣。我結婚是為愛，為有一個溫暖的家。我的第一次婚姻之所以歷盡曲折，還不是因為我把愛看得太重了？後來我們出去了，我們走着走着又走叉了，我們沒吵沒鬧，好說好散。我覺得我們緣份盡了，我勸他重新找一個愛他關心他的人，而我的生活也要重新開始，我也需要一個丈夫，我又不能一個人過。後來，我一個人到瑞典歌劇院演出，碰見了我現在的丈夫，我們已經結婚6年了。他很喜歡中國文化，吃飯用筷子，還會做中國菜。但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我滿世界飛來飛去，演歌劇唱音樂會，他又不可能整日陪着我，他是劇院的領導，工作也特忙。經常我在家時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他才回來。我們在藝術追求上有很多共同的東西。當然，我每次演出下來，只要他看了，自然先要聽聽他的意見。因為他是我丈夫，不會像同行或歌迷光跟我說好聽的，他會如實地評論我的演出。1996年，他跟我一道去了新疆，他能上能下，深入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回來，他很有感慨，說：我們有的，你們沒有。你們有的，我們沒有。到是公平。”

我說：“我一個朋友一次去芬蘭，在飛機上看電視介紹芬蘭國寶，其中就有你。你怎麼成了芬蘭的國寶？”

迪里拜爾說：“芬蘭特別重視歌劇，我在他們那演歌劇，他們認為這是芬蘭的驕傲。我現在拿的是芬蘭護照，是總統特批的，我這是為了世界巡迴演出方便。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現在住在瑞典。有一次節日瑞典一個名人辦了一個招待會，有各國的使節出席。芬蘭大使拉着我走向眾人面前說：“迪里拜爾是我們芬蘭的國寶，那個人馬上接着說她也是我們瑞典的國寶。聽到這，我當時心裡很不是滋味。其實我是中國的，我是中國幾代聲樂教育家創造的一個成品。所以，只要有機會，國內邀請，我都回來演出。像這次，唱《洛神賦》，儘管排練時間不夠，我也要盡力唱好。下面，我要和錢程策劃下台我的個人演唱會，除了歌劇詠嘆調，我還要唱中國藝術歌曲、各種風味的民歌。”

我對錢程說：“不光在北京，還要去上海、廣州、深圳、西安、新疆。”

錢程說：“正在籌劃。順利的話，今年就成行。”

我問：“迪里拜爾，我知道你跟王蒙關係很好，在新疆你們就認識嗎？”

迪里拜爾說：“在新疆時我們不認識。那是在北京，開全國青聯會，休會時，王蒙沖我走來說維吾爾語，說得可棒了。說以後讓我找他。當時他是文化部長，我對他敬而遠之。等他不當部長了，我們的關係就特別好。他特別能講笑話，用維語講，儘是土話，每次聽得我都肚子疼——笑的。有一次我不知有什麼煩惱跟他說，他告訴我對這種人不能認真。他給我講個故事，說兩個人看《水滸》，一個說裡面有個李逵，另一個非說叫李達，兩人爭執不下，找了一個先生評斷。那個說是李達。先生說，你是對的，你走吧。說李逵的人急了，你怎麼這麼傻？明明是李逵，你為什麼說他對？先生說：你知道是李逵，你還有救，那個非念李達的人沒救子，就讓他錯一輩子吧！我特別愛看王蒙的小說，看完了一遍，又從頭再看，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生活的智慧。那次他到德國，正好我有演出，，歌劇《軍隊的女兒》，我請他看了，他說：“沒想到你還能演喜劇，活潑得跟四歲孩子似的，我的巴掌都拍腫了。下次你演悲劇，我一定要帶手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