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yang《協和醫事》 |
送交者: feiyang 2007年11月30日11:40:17 於 [高山流水] 發送悄悄話 |
《協和醫事》 畢業於協和醫科大學的醫學博士謳歌(本名:常青)為母校寫作的《協和醫事》,於今年10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協和醫事》記述了協和醫院從誕生至今九十年的發展歷程,反思並探討了中國醫事和醫學現狀,她提倡醫生應該具備一顆人文心和科學腦,表達了協和學子的一份“醫願”。這裡轉貼《新京報》記者姜妍為此書采寫的《“協和”的故事及其醫學之路》及《協和醫事》一書中幾樁醫事。“飄”中追憶,前塵往事,並在此祝大家周末愉快!:-) Gone With the Wind,
《“協和”的故事及其醫學之路》
協和九十年,協和人回憶那些曾經的歲月 2007年10月13日,坐落在北京東單三條的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迎來了90年華誕。協和,自誕生起就站在了世界醫學的前沿,它是中國第一個招收女生的醫學院校;來自加拿大的解剖學教授在這裡根據周口店的一塊牙齒化石,確定是一個獨特人種———北京人;還是在這裡,一位學生受到來自美國蘭安生教授感召,在定縣建立起中國“赤腳醫生”的雛形…… 伴隨着“協和”二字有太多的故事和光環,於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我們忍不住回過頭去找尋一段歷史,去梳理一種精神,同時,也是去探索一個未來。
圖為孫中山的葬禮在協和禮堂。
沒錯,他此行正是為了一個建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計劃,同行的還有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的院長韋爾奇。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動之前,先做了精細調查,並最終用洛克菲勒基金會裡的錢在原“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第一任校長是美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助理住院醫師麥克林,1916年來到中國時他還只有28歲。 除了高額經費和一流設備,協和還突破界限,選擇了一批在國際上都堪稱優秀的人才。這批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的年輕面孔真正推動了中國醫學的前進。 1917年,協和宣布將在當年9月開學,隨後,8名學生跨入協和醫預科校門。1919年10月1日,協和醫學院本科正式開學,招收學生9人,其中5人從醫預科升入。這批學生1924年畢業,畢業時僅剩3人,他們是協和歷史上的第一批畢業生:劉紹光、侯祥川和梁寶平。 還有幾個時間必須也要記上一筆,1920年醫學院護校開學,第一批女生踏進預科學校,第一批學生共3名,到1924年畢業時僅剩一人。 1921年6月24日,新建的“北京協和醫院”開始收治病人,“醫、教、研”三足鼎立的目標,終於因為有了“醫”而得以平衡。 協和的教師分為六級:教授、襄教授、副教授、講師、教員和助教,臨床醫師也分為六級:主任醫師、主治醫師、住院總醫師、第一助理住院醫師、助理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到了上世紀30年代,從協和畢業和來協和工作的中國本土人才已經漸漸成為協和骨幹,內科有張孝騫、李宗恩,外科有曾憲九、吳英愷,婦產科有林巧稚,兒科有褚福棠。
生在協和、畢業於協和、工作在協和的張之南老先生在回憶自己當時的入學考試題時也說,有些題像今天的智力測驗,英文要求也高,他還記得當時有道題是用英文寫出《桃花源記》。當時學校規定,醫預科期間,學生必須讀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時,生物384小時,數學96小時,化學544小時,物理384小時,以及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在結束醫預科學習後,要經過入學考試,參考醫預科期間各門成績和老師推薦,才能決定是否能進入醫學院本部繼續學習。張之南說,即使考試過關了,還要經過面試,教授請考生到家裡吃飯,邊吃邊談,談家庭、志向、社會問題,一律用英語對答。
這種緊張的節奏並不會隨着學生畢業而有所減弱,張之南用了“不見天日”四個字來形容,吃在醫院、住在醫院、工作當然更是在醫院。“我們是24小時責任制,離開醫院的話,你的病人有狀況還是得你負責。那時我們一周只有半天時間可以離開醫院,覺得對外界的事可以不知道,但是對於醫院的事,要干就得干出個名堂。”那時協和還有規定,沒有升至主治醫師的時候不許結婚,即便結了婚也顧不上家庭,孩子沒有時間教育。“大家都是這樣,選擇了這樣的志向,就是選擇了自我犧牲。”年近80的張之南說,自己當時的生活狀態基本代表了當時同一代協和人的一個整體狀態。
60年代初期,協和迎來第二個黃金時代,直至文化大革命。文革後恢復高考,1979年國家批示,恢復“中國首都醫科大學”,設醫學專業學制8年,醫預科在北京大學。六年後,更名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回顧協和90年歷史,我們看到的是幾代人的辛勤努力,除了坎坷和曲折,更多的是光榮與夢想。
孫中山的最後歲月 1925年3月12日,一場基督徒式的葬禮在協和大禮堂舉行,這是早年是一名外科醫生後來成為革命家的孫中山的葬禮。孫中山生命最後兩個月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協和度過的。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中山抱病來到北京,連日來不斷加重的肝病,讓他都已無力宣讀那300字的“入京宣言”。此後,有人建議他到東郊民巷的德國醫院去,他說:“東郊民巷是租界,我不去。”並最終選擇了協和醫院。 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入院,此時他已經不能進食,當日下午外科專家兼協和醫院代理院長劉瑞恆主刀為其進行剖腹探查術,確診為癌症晚期。於2月17日發出病危通知書,最終於3月12日魂歸天國。現在的協和醫院還保留着一份13頁的報告,英文,編號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孫逸仙”,其中有幾張器官標本的照片。長久以來外界都一直以為孫中山死於肝癌,直至1999年海峽兩岸學者交流孫中山事跡時,協和醫院醫生展示了這份報告,才揭示了孫中山死於膽囊癌的真相。 裝在“鐵肺”里的人 1936年春,從上海去北平的途中,美國人史奈特患了小兒麻痹症,他的父親,一位芝加哥金融家十分焦急。“當他進入協和醫學院幾個小時後,自脖子以下肌肉癱瘓。”美國《時代》雜誌在一篇文章里寫道。這時的史奈特不能自主呼吸,若不是協和醫院有當時東方僅有的幾部人工呼吸機中的一部,史奈特有可能在幾分鐘內窒息而亡。 鄧家棟在這一年剛晉升為住院總醫師,他在半夜查房時發現病人呼吸時只有腹部運動等症狀,隨時都可能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他當即決定將患者放入在當時中國僅有的一台人工呼吸機“鐵肺”中,用電力壓肺呼吸。自此,史奈特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鐵肺里活到1954年,而且還在1939年結婚,並有了3個女兒。 “北京人”的發現 上世紀20年代,位於北京城西南方向的周口店村龍骨山成了全世界關注的地方,這源於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加拿大人步達生是協和醫學院的第二位解剖學主任,1927年,他根據在周口店發掘的牙齒化石,斷定這是中國猿人的一個新品種,起名叫“北京人”。對周口店的正式挖掘從這一年開始,直至1929年冬天,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一個年輕人,25歲的裴文中,終於在“北京人”遺址主堆積的北邊小支洞裡發現了“北京人”的第一塊頭蓋骨。 在步達生的建議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經費,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為了專心研究“北京人”,步達生天天晚上去辦公室,直到別人早上上班。1934年3月的一個早上,步達生因心臟病復發在辦公室去世,他雙手捧着猿人的頭蓋骨,前額枕在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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