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饼对音乐的憎恨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了。小时候楼下邻居的两个女儿在母亲的敦促下练习小提琴。每天从早到晚，楼道里不停地弥漫着琴弓琴弦的艰涩摩擦声。在大饼的耳朵里，音乐总是伴随着两个女孩的母亲在厨房里听到吱吱呀呀的琴声变成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之后发出的河东狮吼。

不过大饼上小学时懵懵懂懂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还不是因为喜欢唱歌，而是觉得合唱队的同学们都能涂上红嘴唇，穿上粉裙子白上衣，站在台上很风光。当时怎么唱的，唱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是“春天在哪里”。大饼唱的是低声部。

到了初中，有了音乐欣赏课，音乐老师尽心尽力地给讲西洋音乐。老师口才不错，可是他在教室里放音乐的录音机和我们上英语课的录音机是一个。那是一个台式的录音机。老师上课前拎着进教室，放在桌上能挡了半间屋。录音机转动起来从喇叭里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所有的西洋音乐都大海中孕育出来的。放音乐前老师总要嗞---嗞---地倒带子，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听完了没有复位。那声音和楼下邻居折磨小提琴的声音居然一模一样。所以到了大学，大饼扫了自己的文盲，扫了数学盲，扫了计算机盲，甚至扫了英语盲，可就是没考虑过扫这个音乐盲。

一天大饼和同学谈论当天的活动，同宿舍的朋友说今天学校里有一个音乐会，是女指挥家郑小瑛和她的爱乐女。音乐会？大学里有舞会，歌会，茶话会，还有过音乐会。女指挥家？大饼从小只在电视上看过那些穿着燕尾服的老头子指挥西洋乐队，连年轻的男的都少见，从来就没听说过女指挥家。爱乐女？大饼只听说过爱乐，爱乐女肯定是照猫画虎的乐队。不去不去。同学说，你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去看看也掉不了一块肉。大饼从还是喜欢凑热闹的，就舍命配君子了。

南开大学的小礼堂装不下多少人，来听音乐的听众不多也不少。大饼穿着当年流行的运动服，梳着当年流行的爆炸头，抹着当年流行的重彩，脚下踩着当年流行的运动鞋。小礼堂的音响算不上好，话筒离得近了还能发出嗞嗞的声音。大饼有这个思想准备，进门就直奔最后一排，想着如果演出不好还可以看会儿书。

郑小瑛的讲解不是当年流行的高亢式激愤讲演风格，所以那个麦克风还基本给她面子。也许是她从容不迫的风度，也许是她低调的说辞，郑小瑛的讲解让人觉得西洋音乐竟然是可亲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更没有了麦克风和人的较劲，轻松的音乐从前台飘到最后一排角落里大饼的耳朵里。这个时候，女指挥家，爱乐女们似乎一下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是平和安静的意境。这和校园里平日充斥的摇滚和掏心掏肺的流行歌曲大不相同，是让你能听得忘了一切自我表现的意境，忘了冲向云霄的“远大”一切的意境。当时的感觉是很久没有这么消消停停地呆一会儿了。大饼脑袋慢慢晃动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地看看同来的伙伴。对方也回报得意地一笑，仿佛在说：你看，没白来吧。

演出结束时，大饼觉得时间过得还挺快。知识长了不少，大脑也放松了不少。爱乐女离开南开的一个星期内，大饼每次外出还都想着如果有磁带的话，应该买一盘儿来。不过很快，这个冲动又在姜育恒的泪水、郑智化的坚贞中渐渐散去。

现在大饼家楼下没有了吱吱呀呀的练琴声和河东狮吼。这年头录音机和麦克风也不会轻易地吱吱吱了。音乐和噪音的缘分越来越小，大饼和音乐的缘分反而越来越大了，感到耳朵疲劳的时候就会听上一曲，感到大脑疲劳的时候，就会听上一曲，感到身心疲劳的时候也会听上一曲。在内心深处，偶尔会闪出当年那个女指挥家和当年的爱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