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里拜尔是中国音乐教育家培养出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1958年生于新疆喀什，维吾尔族。1975年考入新疆歌舞团。师从郭凌弼。1978年毕业时举办独唱音乐会。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沈湘、李晋玮。1984年获第一届米·海林国际歌唱比赛第二名。1988年应聘到芬兰国家歌剧院担任独唱演员。在几十个国家举行了数百场独唱音乐会，在几十部歌剧中扮演主角。同许多世界著名指挥家及交响乐团合作。1993年至1996年在德国波恩国家歌剧院任独唱演员。1997年、1998年均获Brigit Nilsson大奖。欧美各国音乐评论家称她的演唱是艺术与技巧最完美的结合。

迪里拜尔现在瑞典国家歌剧院任主要演员，演出的主要歌剧有《弄臣》的吉尔达，《拉美莫莫尔的露契亚》的露契亚，《魔笛》的夜后，《梦游女》的莉萨，《夜莺》的夜莺，《爱的甘醇》的阿迪，《军队的女儿》的女儿等。

我拿着作家王蒙传来的书面发言，有点担心，我怕全文照念会让坐我旁边的迪里拜尔吃不住，发言里有对迪里拜尔的批评，说她在昨晚的演出中来回翻谱子，似乎对曲子不熟，令观众伤心。我寻思王蒙和迪里拜尔是朋友，就照直念了。

这是《千古名篇音乐朗诵会》第一场之后开的座谈会，我受托主持。没想到我念完之后，迪里拜尔先是笑了，是那种不好意思的笑，脸泛着潮红，倒更映着她眼睛的明亮。接着她就认错，说争取后两场演出弄熟谱子，尽最大可能展现作曲家的意图。

我觉得迪里拜尔有点冤。按照贯例，请她演出需提前一年拿到谱子。可这次从接到谱子到上台演出还不到一周时间，且只有两次排练机会。而作品是莫凡1999年写的交响合唱性的清唱剧《洛神赋》，有40多分钟。排练和演出我都在场，迪里拜尔的作业是最认真而有效的，演出时“乱翻谱子”是帮男高音的忙。在整场演出中，还就是迪里拜尔演唱得最好，如果闭眼听，很难想象这是她首次演唱的新作品，且排练仅两次。难怪会上卞祖善对王蒙的批评不以为然：“你关注音乐吧，干嘛老看她翻不翻谱？”尽管如此，迪里拜尔还是把批评都承受下来。她说：“只要有利于我更好地进步，多尖刻的批评我都接受。”

已经是国际上大名星的迪里拜尔现在仍跟李晋玮老师上课，“不论是接受新的歌剧演出或准备一场新的音乐会，我都把李老师请来为我上课，直到我首场演出之后李老师才离开。”

圈里人都知道李老师的耳朵尖，但并不一定知道她的嘴更利，让李老师上课就是要经常听到准确的批评。在国外，好听的话，同行的，评论的，记者的，太多了。“也正是有沈老师后来仅是李老师对我20多年的严格要求和尖锐批评，才使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艺术上，永远往上走。”迪里拜尔说。

我追踪迪里拜尔的演出有十五、六年了。听迪里拜尔唱，心踏踏实实地放肚里，你的生命潮水，随她的歌声起伏跌宕，忽高耸入天，让你领略上界迷奇，忽下行荡海，被深蓝的水浸淫。声音纯得像一束激光，纤细、透明、温暖，无所不至。

迪里拜尔回过几次北京，但都是忽忽一见，来不及细聊，直到2000年迪里拜尔春节要探家，被钱程截住，她才突击演这场《千古名篇》音乐会。在临近除夕，由钱程出面，我和她方能深聊一次，那已经是半夜了，整个古钢琴咖啡屋就我们一张桌子还燃着红烛。迪里拜尔喜欢烛光，脸红红的，两个眼睛里映着烛火，水汪汪的。

我说：“我追踪看你十多场演出，有时正赶上你身体不适。但你丝毫不受影响，照样发挥正常。到今天为止，我还没看过你这种水平的研究生毕业音乐会。我很奇怪，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换了别人，嗓子早潮了。”

迪里拜尔说：“我从前训练自己的时候就要求自己适应各种场合演唱，这包括不同的场地和不同的身体状况。因为你是个演员，你必须要把自己最好的艺术水准呈现给观众。你不能因为今天感冒嗓子不好或时差没倒好犯困就要求观众原谅。其实你在求观众原谅的同时你也在失去观众。20多年来，我参加了上千场演出，从没误过一场演出。当然能让我在任何情况下发挥正常那还得感谢沈湘李晋玮老师教给我一个正确的演唱方法。这么多年来是方法帮了我。”

迪里拜尔没误过一场演出是真，但取消过安排好的演出，那是1993年10月，她的导师沈湘教授去世，悲痛的迪里拜尔得到噩耗的当天就向芬兰歌剧院领导请假，要回北京奔丧。迪里拜尔流着眼泪说：“我是中国的沈湘培养出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更不会有我跟贵院的合作。我要回去，尽一个弟子的孝心。”院领导被迪里拜尔的真情感动，特准她的假，不能参加的演出不按违约处理。要知道，他们的演出都是提前一年订好合同，如违约，要支付一大笔罚金，一般是出场费的数倍。

那天我在场，告别室弥漫着威尔弟的《安魂曲》，迪里拜尔缓缓走向沈湘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出了告别室，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她向光明日报记者说：“沈湘夫妇1979年去新疆讲学，发现了我，费劲周折，把我带到北京，先是进修，后转本科生，接着又保送读研究生，我一直跟他学。我跟他不但学到了最好的歌唱方法，他的人品，他的艺术修养也影响着我。他比对自己的孩子都要好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学生。沈湘是伟大的，他是大师，他的水平是世界级的。”

真是一日师生百年恩。

迪里拜尔说：“一个歌剧演员不但要经常克服身体上的不适，拿出最好的表现。还要经常掩饰自己心里的巨痛，把欢笑带给观众。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出来的。”

我想起列昂卡瓦洛写的一个歌剧《丑角》，主人公内心忍着爱人背叛他的痛苦在舞台上装拌小丑逗观众开心。

迪里拜尔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三年前的年除夕，我要参加新年音乐会的演唱。要过年了吗，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个好。但老没人接。到开演前半小时，终于通了，是我嫂子接的，她不说话，只是哭，我追问半天，她才说妈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放声大哭。我爱人听不懂我跟家人说什么，以为我在哈哈大笑。他着急地指指表，说快要演出了，你还跟这打电话笑。直到他看见我的眼泪，才知道事情不妙。等我告诉他这事他也蒙了。怎么办？这时根本找不着人替，观众都进场了，不唱呢，更不行，因为我有40多分钟的节目，几乎占一半，再说观众又多冲着我买票。最后决定我还是去。临开演5分钟我才赶到剧院，上台前只涂了点口红。剧院只有个别领导知道这事。我上台强打精神唱开了。”
我问：“唱的什么曲目？”

迪里拜尔说：“施特劳斯的《春之声》，还有圣诞歌曲《铃儿响叮当》等等，全是欢快幸福的歌曲。我一个音都没唱错，演唱完，兴奋的观众把鲜花抛向舞台，一会，舞台就成了花的海洋，观众的掌声不让我走，我反复谢了十多次幕。演出完剧院的演员又撒香槟又唱又跳，我也必须接受他们的祝贺。过了午夜，我不愿意回家，走在街上，哭一阵，笑一阵，又哭一阵。”

我问：“怎么还笑？”

迪里拜尔说：“那时就觉精神有些错乱。”

既然有“喜极而泣”这个成语，相对也该有“痛极而笑”。

迪里拜尔说：“这次我刚好有个较长的假，回来看看，给我妈妈爸爸扫扫墓。我爸爸去世的更早。我非常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从小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尊重我的爱好，支持我学歌唱。另外我这次回来还想看看小学的同学。虽然那些小学和中学都拆了，那我也想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看看。我是在喀什上完高中才到乌鲁木齐。有人说，老想去小时候的地方看看说明你老了。人是到了一定年龄，才爱叙旧。记得爸爸妈妈挨斗，我就哭。爸爸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期间，又被关起来。他可是马列的忠实信徒，维语的好多马列著作是他翻译的。当他知道新疆歌舞团不要我，不是因为我条件不够，而是因为他的问题受影响，他很难过。为了让我能够进歌舞团，他让我写决心书，和家里划清界限。”

钱程拿出一张迪里拜尔新出的唱片，让服务员在咖啡屋里放。在她的歌声氛围中跟她聊天，真是少有的，美好而亲切。

我问：“你跟外面那么多歌剧院演戏，有没有受欺负的时候？”

迪里拜尔说：“那次演《塞维利亚理发师》原定我是A组罗西娜，有个芬兰金发女郎演这个角色的B组。排练她老往总监那靠，三混两混，有一天在全体演员大会上，总监宣布罗西娜是金发女郎演A姐，我成了B组。我当即就质问：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演唱不如她吗？总监说想要一个金发罗西娜。我说，都是内行，谁都清楚，要什么头发，戴个头套就能解决问题。总监支支唔唔，说总之需要这样的人演A组。总监是个大花贼，我知道定是叫花弹击中了。我说，那我就不演这部戏了。总监又说不行，我非得演。这个总监在欧美名气很大，连院长都怕他几分。院长也劝我，忍着吧，你就改唱B组吧！在一次排练中，当我唱完，总监说：真难为我。迪里拜尔唱得那么好，A组非她莫属，可那个金发女郎又跟我上过床。”

我说：“结果又让你唱A组了啦？”

迪里拜尔说：“你往下听。他还是决定让她唱A组。这一次排练，我和他顶得更厉害，其它演员都挺担心，因为这个总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没人敢跟他叫板。最后正式演，让我看A组的第一场。我提前到了剧场，正往座位上走，被剧院领导叫住，让我赶紧上妆。我说今天不是A组吗？我明天演。领导说观众是冲着你买票的，最后决定还是你唱A组。演出结束，总监又当着全体演员的面说：“让我到他的歌剧院唱去。他私下里对别人说：“这个小东西特厉害，别看她人小，容量特别大。”

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在洋人堆里抢他们的饭吃，他们不跟你急吗？”

迪里拜尔说：“在心里早盼着我死呢！虽然表面上他们又送我鲜花又夸我。但不管同行多恨我，恨我生病不能演出，他们底下总要向我打听，我是跟谁学的？在哪留的学？我说我是在中国学的，我的老师是沈湘李晋玮，他们特别羡慕我有这么好的老师。有一次萨瑟兰的丈夫见我，他是非常好的声乐教育家，萨瑟兰就是他教出来的。他说我的老师太棒了。他跟剧院的头说：迪里拜尔当代最好的花腔女高音，别用她太很。歌剧院有的是，迪里拜尔只有一个。”

我说：“你最早的恋爱被压制下去了，后来你到了北京，我想说你的婚恋又挺曲折，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迪里拜尔说：“有的人结婚是一种手段，为达到一种目的，当你能为实现我的目的时，我跟你结婚，而且一旦达到或不可能后，马上就要寻找下一个结婚的人。这在国外，唱歌剧的，有一些人是这样。我结婚是为爱，为有一个温暖的家。我的第一次婚姻之所以历尽曲折，还不是因为我把爱看得太重了？后来我们出去了，我们走着走着又走叉了，我们没吵没闹，好说好散。我觉得我们缘份尽了，我劝他重新找一个爱他关心他的人，而我的生活也要重新开始，我也需要一个丈夫，我又不能一个人过。后来，我一个人到瑞典歌剧院演出，碰见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已经结婚6年了。他很喜欢中国文化，吃饭用筷子，还会做中国菜。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满世界飞来飞去，演歌剧唱音乐会，他又不可能整日陪着我，他是剧院的领导，工作也特忙。经常我在家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他才回来。我们在艺术追求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当然，我每次演出下来，只要他看了，自然先要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是我丈夫，不会像同行或歌迷光跟我说好听的，他会如实地评论我的演出。1996年，他跟我一道去了新疆，他能上能下，深入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回来，他很有感慨，说：我们有的，你们没有。你们有的，我们没有。到是公平。”

我说：“我一个朋友一次去芬兰，在飞机上看电视介绍芬兰国宝，其中就有你。你怎么成了芬兰的国宝？”

迪里拜尔说：“芬兰特别重视歌剧，我在他们那演歌剧，他们认为这是芬兰的骄傲。我现在拿的是芬兰护照，是总统特批的，我这是为了世界巡回演出方便。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现在住在瑞典。有一次节日瑞典一个名人办了一个招待会，有各国的使节出席。芬兰大使拉着我走向众人面前说：“迪里拜尔是我们芬兰的国宝，那个人马上接着说她也是我们瑞典的国宝。听到这，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我是中国的，我是中国几代声乐教育家创造的一个成品。所以，只要有机会，国内邀请，我都回来演出。像这次，唱《洛神赋》，尽管排练时间不够，我也要尽力唱好。下面，我要和钱程策划下台我的个人演唱会，除了歌剧咏叹调，我还要唱中国艺术歌曲、各种风味的民歌。”

我对钱程说：“不光在北京，还要去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新疆。”

钱程说：“正在筹划。顺利的话，今年就成行。”

我问：“迪里拜尔，我知道你跟王蒙关系很好，在新疆你们就认识吗？”

迪里拜尔说：“在新疆时我们不认识。那是在北京，开全国青联会，休会时，王蒙冲我走来说维吾尔语，说得可棒了。说以后让我找他。当时他是文化部长，我对他敬而远之。等他不当部长了，我们的关系就特别好。他特别能讲笑话，用维语讲，尽是土话，每次听得我都肚子疼——笑的。有一次我不知有什么烦恼跟他说，他告诉我对这种人不能认真。他给我讲个故事，说两个人看《水浒》，一个说里面有个李逵，另一个非说叫李达，两人争执不下，找了一个先生评断。那个说是李达。先生说，你是对的，你走吧。说李逵的人急了，你怎么这么傻？明明是李逵，你为什么说他对？先生说：你知道是李逵，你还有救，那个非念李达的人没救子，就让他错一辈子吧！我特别爱看王蒙的小说，看完了一遍，又从头再看，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生活的智慧。那次他到德国，正好我有演出，，歌剧《军队的女儿》，我请他看了，他说：“没想到你还能演喜剧，活泼得跟四岁孩子似的，我的巴掌都拍肿了。下次你演悲剧，我一定要带手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