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事》

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讴歌（本名：常青）为母校写作的《协和医事》，于今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协和医事》记述了协和医院从诞生至今九十年的发展历程，反思并探讨了中国医事和医学现状，她提倡医生应该具备一颗人文心和科学脑，表达了协和学子的一份“医愿”。这里转贴《新京报》记者姜妍为此书采写的《“协和”的故事及其医学之路》及《协和医事》一书中几桩医事。“飘”中追忆，前尘往事，并在此祝大家周末愉快！：-）

Gone With the Wind,
作曲： Max Steiner
小提琴：Itzhak Perlman

《“协和”的故事及其医学之路》
作者：姜妍

协和九十年，协和人回忆那些曾经的岁月

　　2007年10月13日，坐落在北京东单三条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迎来了90年华诞。协和，自诞生起就站在了世界医学的前沿，它是中国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在这里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是一个独特人种———北京人；还是在这里，一位学生受到来自美国兰安生教授感召，在定县建立起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伴随着“协和”二字有太多的故事和光环，于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忍不住回过头去找寻一段历史，去梳理一种精神，同时，也是去探索一个未来。

　　图为老协和医院病房。

　　图为孙中山的葬礼在协和礼堂。

　　* 1917年，协和时间的开始

　　当小洛克菲勒1921年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他应该没有想过此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更不会想到过了近100年后，这趟行程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并且作用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

　　没错，他此行正是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动之前，先做了精细调查，并最终用洛克菲勒基金会里的钱在原“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校长是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助理住院医师麦克林，1916年来到中国时他还只有28岁。

　　除了高额经费和一流设备，协和还突破界限，选择了一批在国际上都堪称优秀的人才。这批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年轻面孔真正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前进。

　　1917年，协和宣布将在当年9月开学，随后，8名学生跨入协和医预科校门。1919年10月1日，协和医学院本科正式开学，招收学生9人，其中5人从医预科升入。这批学生1924年毕业，毕业时仅剩3人，他们是协和历史上的第一批毕业生：刘绍光、侯祥川和梁宝平。

　　还有几个时间必须也要记上一笔，1920年医学院护校开学，第一批女生踏进预科学校，第一批学生共3名，到1924年毕业时仅剩一人。

　　1921年6月24日，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医、教、研”三足鼎立的目标，终于因为有了“医”而得以平衡。

　　协和的教师分为六级：教授、襄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临床医师也分为六级：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总医师、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从协和毕业和来协和工作的中国本土人才已经渐渐成为协和骨干，内科有张孝骞、李宗恩，外科有曾宪九、吴英恺，妇产科有林巧稚，儿科有褚福棠。

　　* 艰难的协和入学之门

　　关于协和的育人模式一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既因为其有特色，也因为特色背后所带来的争议。比如林巧稚的入学考试，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一件事。1921年夏天，林巧稚在参加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她因放下试卷跑去急救而放弃了考试，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校方被其优秀品行打动，研究了她之前的考试成绩，决定录取。

　　生在协和、毕业于协和、工作在协和的张之南老先生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入学考试题时也说，有些题像今天的智力测验，英文要求也高，他还记得当时有道题是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当时学校规定，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时，生物384小时，数学96小时，化学544小时，物理384小时，以及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要经过入学考试，参考医预科期间各门成绩和老师推荐，才能决定是否能进入医学院本部继续学习。张之南说，即使考试过关了，还要经过面试，教授请考生到家里吃饭，边吃边谈，谈家庭、志向、社会问题，一律用英语对答。

　　
* “恐怖”的协和求学之路

　　考入协和医学本部后，开始了医学生的征途，吴阶平在回忆自己经历过的协和一年级医学生作息时间表时，还是非常“恐怖”的。早8点赶到学校，过12点下课，午休不超过半小时，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下午5点下课，但有时拖得很晚，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到12点才能休息。张之南在燕京大学读医预科时，老师就和他打趣说，别看现在红光满面，到了协和就该是张协和脸了，所谓协和脸，颇有些灰头土脸的意思。

　　这种紧张的节奏并不会随着学生毕业而有所减弱，张之南用了“不见天日”四个字来形容，吃在医院、住在医院、工作当然更是在医院。“我们是24小时责任制，离开医院的话，你的病人有状况还是得你负责。那时我们一周只有半天时间可以离开医院，觉得对外界的事可以不知道，但是对于医院的事，要干就得干出个名堂。”那时协和还有规定，没有升至主治医师的时候不许结婚，即便结了婚也顾不上家庭，孩子没有时间教育。“大家都是这样，选择了这样的志向，就是选择了自我牺牲。”年近80的张之南说，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基本代表了当时同一代协和人的一个整体状态。

　　* 回顾历史的光荣与梦想

　　当然，随着战争和各种运动，协和在这期间也有自己的动荡。在经历了1917年至1942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后，抗战爆发，医学院和医院均停办。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逐渐走出困境复办成功，并于1950年再次招生。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了学校和医院，并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60年代初期，协和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直至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恢复高考，1979年国家批示，恢复“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设医学专业学制8年，医预科在北京大学。六年后，更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回顾协和90年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几代人的辛勤努力，除了坎坷和曲折，更多的是光荣与梦想。

　　【医事个案】摘自讴歌的《协和医事》一书。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

　　1925年3月12日，一场基督徒式的葬礼在协和大礼堂举行，这是早年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葬礼。孙中山生命最后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协和度过的。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来到北京，连日来不断加重的肝病，让他都已无力宣读那300字的“入京宣言”。此后，有人建议他到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去，他说：“东郊民巷是租界，我不去。”并最终选择了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装在“铁肺”里的人

　　1936年春，从上海去北平的途中，美国人史奈特患了小儿麻痹症，他的父亲，一位芝加哥金融家十分焦急。“当他进入协和医学院几个小时后，自脖子以下肌肉瘫痪。”美国《时代》杂志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时的史奈特不能自主呼吸，若不是协和医院有当时东方仅有的几部人工呼吸机中的一部，史奈特有可能在几分钟内窒息而亡。

　　邓家栋在这一年刚晋升为住院总医师，他在半夜查房时发现病人呼吸时只有腹部运动等症状，随时都可能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他当即决定将患者放入在当时中国仅有的一台人工呼吸机“铁肺”中，用电力压肺呼吸。自此，史奈特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铁肺里活到1954年，而且还在1939年结婚，并有了3个女儿。

　　“北京人”的发现

　　上世纪20年代，位于北京城西南方向的周口店村龙骨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地方，这源于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加拿大人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二位解剖学主任，1927年，他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起名叫“北京人”。对周口店的正式挖掘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29年冬天，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个年轻人，25岁的裴文中，终于在“北京人”遗址主堆积的北边小支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块头盖骨。

　　在步达生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步达生天天晚上去办公室，直到别人早上上班。1934年3月的一个早上，步达生因心脏病复发在办公室去世，他双手捧着猿人的头盖骨，前额枕在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