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友们，新年好！戏迷进山一年半，摇旗呐喊，可喊得多，唱的少。迎新年活动都快结束了，戏园子的老板们都已闪亮登台，戏迷不唱一段真对不起戏友们。最近学唱了一段《锁麟囊》一霎时，一霎时觉得这程派听起来容易，唱起来难啊。昨天下午在票房又唱了两遍，听了一下录音，实在残不忍听，欲速则不达，一处唱破板，整句全完。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上吧！请各位老师们多提宝贵意见，一年后国剧社庆祝建社20周年公演，每个票友都要粉墨登台，俺打算就唱一下这一霎时，唱梅派实在不具备嗓音条件。不管怎样，俺是大洛杉矶唯一的铅弹，物以稀为贵啊，要鼓足勇气，加倍苦练，一年后争取唱得起码要贴弦。
 
 
戏迷学唱
 
洛杉矶《中华之声国剧社》乐队伴奏;
 
【二黄慢板】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快三眼】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可叹我平地里遭此贫困，遭此贫困，我的儿啊！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锁麟囊》剧情梗概 
 
骄纵的富家小姐薛湘灵，在出嫁路上邂逅另一位新嫁娘——贫家女赵守贞，有感于赵女因无嫁妆而啼哭，心生怜惜，遂将价值千金的锁麟囊赠与对方。不料六年之后，洪水肆掠，薛湘灵财产尽失，与家人离散，为生计所迫来到卢员外家为仆，不料卢夫人便是当年的贫女赵守贞。赵守贞感念薛湘灵当年赠囊的义举，与她结为金兰，最后合家团圆。人生难以预料的起伏转折，令薛湘灵百感交集：“回首繁华如梦渺，残生一线付惊涛。种福得福如此报，愧我当初赠木桃。 剧中故事发生在山东登州（今蓬莱一带），算起来，这薛湘灵也是俺的乡党了。
 

程砚秋与《锁麟囊》（拼凑自网络）
 
　　《锁麟囊》是1940年由剧作家翁偶虹应程砚秋之约而作的京剧剧本，故事题材取自《剧说》。该剧1940年5月首演于上海黄金戏院，当年的演员阵容甚为硬整：由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领衔主演，另有吴富琴、芙蓉草（饰胡婆）、孙甫亭、刘斌昆、李四广、慈少泉等配演。后于1941年4月首演于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当时轰动上海乃整个京剧界，是程先生最成功的代表作。一出《锁麟囊》不知唱红了多少程派传人，一句“春秋亭外风雨暴”不知倾倒了多少戏迷，如今程派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传人，甚至是票友无不是张口“春秋亭”，闭嘴“一刹时”。 
 
　　程砚秋之子程永江介绍了父亲当年创演这出戏的前前后后。“《锁麟囊》是家父看到抗战时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后，出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善意，于1938年请翁偶虹先生根据《只尘谈》中的《赠囊记》情节改编的剧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王瑶卿先生的辅导下打磨唱腔和表演。1940年4月30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竟然场场爆满。连演10场后，家父按计划唱了一场《玉堂春》，但是观众强烈要求继续演出《锁麟囊》，前后演了25场仍欲罢不能。据说当时就形成了家父在台上独唱，观众在台下合唱的情景。接着，他的弟子纷纷在全国各地搬演此剧，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家父以此剧为得意之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锁麟囊》竟被有关部门认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歌颂地主阶级的大毒草”而遭到禁演。程永江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锁麟囊》成为长期批判、十恶不赦的禁演剧目。一直到1979年，程派传人才冲破藩篱，开始演出《锁麟囊》，并很快成为热演的剧目。不仅是《锁麟囊》，家父的《荒山泪》和《春闺梦》也被认为宣扬了战争恐怖论，甚至是为蒋介石搞内战制造舆论，均不准演出。追求进步，热爱共产党的家父为支持戏改工作，把自己的演出本修改后上交送审，谁知又石沉大海了。无奈，家父在前门外大众剧场演出了一场，将剧情中的锁麟囊去掉了珠宝，变成了空口袋，薛湘灵变成了薛老师，甚至改得像一出抗洪救灾的戏，期望戏改局能够高抬贵手，结果是文化部某常务副部长亲自挂帅，对家父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批判。这使家父的身心遭到了很大的伤害。1958年3月，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某负责人到病房探视，家父在极其衰弱的情况下又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我父亲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来人一点没有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这无异于催命，家父一直惦记着《锁麟囊》，但至死未能开禁。”
 

　　谈到那段曾让程砚秋死不瞑目的禁演经历，傅谨说：“其实当年《锁麟囊》并不在政府明令禁演的26个戏里面，那个时代的剧目分为三大类，允许上演的、禁止上演的和经过修改后可以上演的，《锁麟囊》就是属于中间地带的那类作品。不过谁来改，怎么改成了最大的问题。程砚秋曾经把这个本子交给有着生杀大权的戏曲研究院，希望他们能够改好后由他来演，可是这个戏很难真的把它改到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这个戏的命运就是从来也没有被改好过。程砚秋也因此把戏改局戏称为‘戏宰局’而得罪了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得罪了戏改局的领导，这也使得他后来一直不得志。作为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满腔热情地想着要为戏剧发展做一些事，也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别人都不当回事，他以为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可别人似乎不这么看。”解放后，该剧被禁演3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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