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一五，南京受降图 由 要命稀饭 于 2005年8月10日11:48:09:

[史海钩沉]
文/主笔 徐宗懋 图/台湾文史工作室 提供

这是一张大家熟悉的抗战胜利经典照片（图一），一般图说是：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接受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这样的图说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乃至学校教科书里。其实，图片右边那位并非冈村宁次，而是他的副手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由于出席受降仪式的七位日军将领全都剃光头，形象近似，看起来确实很像。事实上，在这场简短的受降仪式中，何应钦与冈村宁次隔桌对望，并无接触，文件交付与呈递均透过各自的副手萧毅肃和小林浅三郎进行。
对这场受降仪式的人事物及过程记述最详尽的，无疑是一手安排此过程的副参谋长冷欣将军。芷江受降后，冷欣即奉何应钦之命赴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返回南京的中国先遣人员，由8月27日到9月9日，冷欣密集地处理战后南京复杂的情况，一直到迎接何应钦返京，完成受降仪式为止。1964年，冷欣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专文《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其中从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一段，内容丰富生动，且包含多项历史秘辛。冷欣所述，配以珍贵历史照片，或将重现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幕。

冷欣率官兵在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

1945年8月21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在芷江将何应钦将军之《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付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备忘录内容共五项，其中第四项为：“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8月27日上午8时，前进指挥所官兵和随行人员群集芷江机场，计有美军飞机7架、官兵159名、无线电一台、指挥车2辆，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率领。10时，7架飞机凌空，下午2时左右陆续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降落。今井武夫等5名日军将领持冈村宁次的名片恭迎，并有日军宪兵一部在机场担任警卫。3时许，冷欣一行乘自带之吉普车，插青天白日旗，直驶宾馆。略事休息，冷欣即前往孙中山陵墓行礼致敬。

当晚，冷欣赴今井所设接风宴席。晚宴后，冷欣率随行官兵，在日方预为布置的华侨招待所，宣布成立前进指挥所，并命令：“所有人员，均不得私自外出，如有必要，必须事前请假。”他还告诫绝对不许有人“接收”任何东西，亦不得使用封条，违法军法从事。

事实上，日本宣布投降即日起，各地均有人冒充地下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劫收房屋家具。此外，各地汉奸亦佯称奉命行事，四处活动，冷欣的描述十分生动：

“一到南京，所晤见的日军军官，对我都是必恭必敬，不再如往日侵略我国土，蹂躏我同胞的狰狞面目，而汉奸的无耻嘴脸，时有接触，真是令人憎厌！这些不断来见的伪官群丑，均口口声声说是奉有陈立夫或戴雨农两公的使命，负有中统、军统的特别任务为开场白，自命地下英雄，功在国家，口讲指画，神气活现，我因当时的兵力单薄，环境特殊，对治安尤多顾虑，也只好虚与委蛇，并嘱不要离散，等待政府派员接收。”

“如南京伪市长周学昌，一再对我声称与陈立夫的关系；曾任伪海军部长的任援道，则说和戴雨农的关系，奉派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更加表示忠贞，我成竹在胸，只嘱他们要努力维持秩序，静待政府人员处理；不要离散，好待军队主力到达时，再行拘捕。这帮利令智昏的东西，还以为马上又有新官好做，因此常来我处‘报到’，日夕坐候，甚至能见面谈一句话也好，点一点头也好。有一次，周学昌包着头，绷带吊着手膀，立刻求见，诉冤似地对我说：‘你命令我维持秩序，人员不准离散，但是部属骂我是汉奸，要我先发三个月的薪水，先是对骂，继而互殴，我是有任务的，怎说我是汉奸？真是天大冤枉！现在打成这个样子，叫我怎么见人？’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你早就不能见人，何等到现在？但仍是敷衍他几句，嘱他回去好好医治，怕他又挨打，特别派两个宪兵护送他回去。”

人人皆知汉奸面目可憎，但在时代转换之际由亲自下令逮捕汉奸的冷欣笔下形容，更是入木三分。

游离的地下工作人员为战后的社会带来混乱

毫无羞耻心的汉奸固然令人不悦，但不致对治安构成威胁，真正造成困扰的是一群居功的游离地下工作人员。在南京、上海一带，这些恶劣之徒甚多，胡作非为，为战后的社会带来混乱的气氛。

8月30日，冷欣报告何应钦的电文中说：“南京秩序，已渐安定；惟仍少数机构（特工分子）自立名义，强收房屋及机关，已设法查禁。”9月1日芷江总部电示：“据报各方面在沪人员，多有轨外行动，请转电严令制止。”冷欣又电军统局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国军大部尚未开入陷区之前……抑且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

这些电文显示，抗战胜利，百姓欢欣未几，各地治安即陷入混乱，无赖盗匪甚且打着官军的旗号。京沪为国民政府京畿之地，情况已是如此，遑论其他地区。可以说，国民党政府能真正掌控部队纪律的只有少数所谓的精锐部队，其余抗战期间收编的游杂武装素质甚至比军阀部队还要差，平日征粮无度、强占民女，与盗匪无异。抗战一胜利，城市日军、日侨控制的财产，全成了抢夺的对象。而国民党政府对于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准备，军队与政府人员操守训练厥如，结果抗战胜利等同于金银财宝由天而降，行政机制遭到严重的腐蚀，人心虚妄，一年间国民党盛极而衰，此实为主因之一。不过这已是后话。

光辉的一刻终于降临

9月8日上午8时，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搭乘专机由芷江起飞，中午12时一刻降落南京。作为中国方面最高代表的何应钦的机场受迎场面十分浩大，冈村宁次偕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等日军将领另成一列，肃立恭迎，其它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南京地方官员、地方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代表近一万多人，场面极其盛大。

何应钦搭乘的是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9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 一时间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何应钦下机后，由邓璞、陈宗旭两位小姐代表全体南京市民献花，并献上“日月重光”锦旗。何应钦满面笑容，由中外摄影记者包围摄影，接着走入欢迎行列，挥手答礼，随后由空军第一地区司令孙桐冈驾吉普车前往设于中央军校的陆军总部，沿途人群夹道欢迎，何应钦感慨说：“记得民国26年（1937年）11月1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来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感念！”

隔日，光辉的一刻终于降临，冷欣写道：“34年9月9日三九良辰，真是举国兴奋，薄海腾欢，我革命军人最感光辉，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抗战史中最末最大的一页，接受中国战区包括台湾、澎湖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所有日军投降，由日本冈村宁次大将签字的仪式，于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今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在国父革命首次于广州起义的纪念日，于作育革命军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益具特殊意义。”

签字这一天，黄埔路上从辕门到礼堂的道侧，每隔十步，立有新式装备警戒兵一名，钢盔革履，精神焕发。日军投降代表为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福田良三、今井武夫、谏山春树、三泽昌雄、小笠原清等七人，中国受降代表则有何应钦、顾祝同、陈绍宽、萧毅肃、张廷孟。尽管仪式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令所有出席者屏气凝神的20分钟，为完整呈现细节，兹录冷欣原文：
签字仪式，依照预定程序准时开始：八时卅分，中外来宾如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计划委员贺表寒、盟军军官麦克鲁中将、海恩中将、柏德诺少将、保义上校暨中外记者数百人陆续签名入场；

八时四十五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分乘汽车三辆，自中国王武上校引到中国陆军总部，在广场下车时，中外摄影记者纷纷摄取镜头。王上校接引他们入休息室，这时应邀观礼人员，都已依席次坐定。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长案为日本投降代表席，其后各立仪容整肃的士兵十二名。受降席和投降席四周，环以白绸，左侧为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者共达千人。

八时五十一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官四人入场，中外军官及来宾均肃立致敬。何总司令居中，坐于受降席上，左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右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总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时钟，与中国文具一套。

八时五十二分，中国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场，先到规定地位，立正，恭向何总司令一鞠躬，何总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便依规定分别于投降席次就坐，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居中坐下，面对何总司令，抬头即可瞻仰会场所悬的中美英苏国旗。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三人，依次坐于冈村宁次大将的左侧；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泽昌雄，依次坐于右侧。日方七位代表，都是光头，穿军服，未佩带军刀；日方译员木村辰男，仍着赴芷江洽降时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次之后。冈村就坐时，把他的军帽置于案头，其余都始终握在手中。日军代表入席后，何总司令便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中外记者骤形忙碌，纷在四周和走廊上拍摄电影和照片，我受降大员的雍容仪表，和肃然危坐的日军投降代表，一一摄入镜头。

九时零四分，何总司令命冈村大将呈出证明文件，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何氏检视后，当将该证明文件留下；接着又取出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参谋长在旁替他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管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毫无犹疑踌躇之状。签字后，复从右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在他的亲签名之下，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签字的字迹虽然很娟秀，但墨痕似嫌稍淡。签字时，中外记者莫不争取此一稍纵即逝的机会，迅捷摄取冈村握笔镜头，一时投降席顿成电影机和照相机的焦点，而案头所置降书笔砚和冈村的军帽，也是各摄影记者所感兴趣争取拍摄的对象。冈村于签字盖章后，就把图章装入原口袋中，一面命小林总参谋长把降书呈递何总司令，一面点头，好像日本无条件投降，完全出于自愿，现在中国战区日军已签字投降了，从此两国终止战争状态。小林总参谋长，当将冈村签名盖章的降书两份，恭谨地奉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总司令，何氏加以检视后，便于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态度从容安详。旋以降书乙份，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宁次大将，冈村起立接受。何总司令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第一号，连同命令受领证，仍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冈村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总司令。至于何总司令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七位日军投降代表肃立，向何总司令一鞠躬，然后鱼贯退出礼堂，何总司令曾起身作答，只见冈村绷着脸走，内心似有无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后了两步，形容惨淡，几乎要哭了！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总司令即席发表广播演说，向国内外宣布，此一历史上正义战胜强暴，为举世瞩目的空前盛典──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经在短短二十分钟时间，于首都南京顺利完成。词毕，全体掌声雷动。翻译刚完，全场复热烈鼓掌；何总司令旋率受降人员退席，并把他本人签字所用的毛笔携出，留为永久纪念。

这时中外观礼来宾群趋何总司令之前，向何氏道贺，并于礼堂门口，摄影留念。当参加受降和亲礼的人员顺序退出时，招待人员大声呼喊着：“请观礼的嘉宾，到励志社共进胜利午餐！”这是何总司令为庆祝胜利邀请的。

依无条件投降规律，一切由战胜国安排，战败国无条件服从，所以对于签字仪式、降书内容、投降代表应准备事项，均由我战胜国方径行决定，不须征询投降代表签字人意见。当冈村宁次接获我总部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规定何总司令接受日军投降地点、日期、时间及日军投降代表签字人与出席人后，一再要求我提示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应载明事项，并盼事先能了解降书的内容。我嘱交涉人员转致他证明文件内容，须包括（一）率队代表；（二）管辖范围两点，请先准备；关于降书及蒋委员长第一号命令抄本，经请示总部同意，曾于签字前夕──9月8日夜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取回；并约定：（一）不许抄录；（二）不准提修改意见；（三）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对方一一承诺。第二天俯首签字，毫无犹疑踌躇之状，与典礼前夕这一段秘密协调有关，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秘密，现在事隔二十年，依外交公文惯例，可予公布，所以敢在读者前，公开这一段“外交秘史”。

刚才追记当年投降签字情形，提及日军投降代表七人，一律军装，均未佩带军刀；其实，关于敌酋军刀的处置，事先交涉是颇费周章的。因日本军官的威仪，平日就表现在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上，今天日本虽然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敌酋们多少还希望保留一点尊严；如果硬性规定在签字之日不得佩带军刀入场，日方也只好俯首听命，不过好像太不给他们面子，假使一气之下，发扬武士道精神切腹自裁，不愉快事件，正好发生在投降签字前夕或典礼进行当中，不免大煞风景！早在九月二日，总部就以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送达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一）日军缴械时，不得举行副武器仪式；（二）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它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后，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希贵官知照，并转饬所属日军遵照!”日方没有反应；我为此曾和幕僚们商量，大家主张日军绝对不得带刀，甚至连勋标均须拿下；也有主张按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须当场献出军刀；最后请示决定于投降代表到达休息室时，先将军刀解下。由于几经婉言交涉，获致他们谅解，才同意不佩刀入场，并将刀分别呈献：冈村宁次大将所佩军刀，恭献何总司令；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刀，献赠萧参谋长毅肃；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刀献赠给我。军刀问题，总算恪遵上级指示，得到合理的处置。

受降典礼完成后，当天中午，冷欣即奉何应钦之命赶飞重庆，下午抵渝之后，冷欣先见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周至柔，再晤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经商量决定，于第二天（9月10日）上午，在国民政府礼堂，转呈蒋介石，正式完成整个受降手续。

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军尽速“撤出”中国

至于日军方面，冈村宁次签完字后，就不再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而是根据何应钦在受降后对冈村发出的军字第一号命令，即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官”，其总司令部亦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以协助办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接着，在一个下雨的日子，这些一度不可一世的日军高级将领自己打包行李，搬到南京城外去办公，约半年后，绝大部分的日俘、日侨带着简易的行李顺利搭船归乡，少数留下来的军官则准备接受日军战犯审判。

必须说明的是，日本战败最直接的原因是其海空军遭到美军彻底地摧毁，本土又受到原子弹的轰炸，人员死伤过多，资源耗尽，以致无力阻挡美军登陆。因此，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上的，战术上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仍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仍有能力在1944 下半年初发动打开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因此，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时仍要考虑到日军依然强大的客观事实，双方实际上是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军放下武器并尽速“撤出”中国。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何日本战败后，中日两军对彼此抱着“相敬如宾”的态度，以避免姿态的刺激导致无谓的武装冲突，破坏了大局，所以基本上日俘是处于自我管理的状态。至于日俘、日侨回国之后，中国国内政局则又急速恶化，战争烽火又起，苦了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的一般百姓。

至于抗战前后的种种，随着岁月的洗涤，更多的史料如实问世，更多的英雄儿女获得应有的荣誉。毕竟历史不是政治得势者对失势者事后补上的一脚，学习历史应是理解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的奋斗历程，从而创造出宽容的生活文化，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所据以的和解、和平与合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