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后的殷承宗　写了三麻袋交代材料

http://www.???? 倍可亲 京港台时间：04/06 04:47 稿件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倍可亲网讯】倍可亲(????)年届中年、或中老的一代也许还记得他的名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殷承宗获得过很多国际大奖，但是对于一般的中国乐迷来说，人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和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曾因这两部作品而响亮、传扬。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殷承宗的知名度超过了现在的郎朗和李云迪。1963年，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被当作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的献礼曲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殷承宗一时红遍全国。他的名字和照片从此常见报端，甚至印在脸盆上、日记本的插页中。

　　可那时的辉煌和在文革之后被审查甚至被隔离的日子形成巨大反差。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殷承宗随即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江青的红人”，受到长达四年的政治审查。其中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回家，也不能上台演出。在没有钢琴没有舞台没有观众的约四年的时间里，殷承宗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

　　2000年，殷承宗在自己从艺50周年的演奏会上，演奏了被公认难度最高的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殷说选这支曲是因为，“这部高难度的作品，一方面能够体现我的演奏技巧，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起起落落的人生。”

　　殷承宗表示，“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不会有现在舞台上的我。”回首自己钢琴岁月中的大起大落，他平静地说，我们无法选择时代，荣誉也罢，挫折也罢，都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在一个音乐家的创作中会有所体现。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这位经历人生数次大的起落，却始终与钢琴为伴的64岁老人。采访是在殷承宗纽约曼哈顿的家中进行的。三架钢琴占去了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他平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演出、练琴、教学，在家的时候，他一般每天练琴五六个小时，有时更多。他现在的生活就这样被钢琴充盈着，平静而有规律。

　　“与专业有关的事我都很有勇气”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生活历程中，有过三次“出走”：12岁离开家乡鼓浪屿到上海音乐附中求学，18岁赴前苏联留学，41岁取道香港赴美国。三次远行的经历，对你的钢琴生涯有什么影响？

　　殷承宗：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就没有现在的我。在家乡鼓浪屿，虽然我听了很多、也弹了很多，但不是一个严格的专业训练，是“在家里乱弹琴”。到了上海音乐附中后接受了高强度的、正规的专业训练；留学苏联不仅学习到最为正宗的俄罗斯钢琴学派，而且那里的芭蕾、歌剧、绘画等艺术给予我很多灵感。在纽约我则开始了职业演奏家的生涯。

　　中国新闻周刊：每一次改变生活环境，你对自己的未来担心吗？

　　殷承宗：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胆子有多大的人，但只要是与专业有关的事情我都显得非常有勇气。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勇气，是否也包括你在文革时，钢琴被禁封几乎2年之后，你把它搬到广场上去演奏。而且你说这样做是为了挽救钢琴？

　　殷承宗：当时没想太多，只是想给钢琴找出路，不过还是有些后怕，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钢琴被砸等事情。但是一连三天的演奏受到了欢迎，基本上是听众点什么我就弹什么，而在第一天就有听众点京剧。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成就了之后的钢琴伴唱《红灯记》？

　　殷承宗：受天安门演奏经历和听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我找到钢琴的一条出路用钢琴为京剧《红灯记》伴唱。1967年完成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共 12段，轰动全国。我当时完全凭一种感觉、一种热情来写，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是做了一种尝试，把京剧和钢琴结合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那接下来《黄河》的创作是受到了什么启发？

　　殷承宗：在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使钢琴从为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艺术价值。后来大家觉得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无论气势还是内涵特别适合用钢琴来表现，就共同创作了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年正式公演时非常成功。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作品使你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这与后来你被审查形成了巨大反差。被审查的四年你在做什么？

　　殷承宗：“四人帮”倒台后，我曾被作为“四人帮”在音乐学院的代表，被审查了四年，其中十个月是在乐团隔离审查。每天写交代材料，几年下来足足写了三麻袋，在临来美国之前这些材料退给了我，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这些东西烧完。

　　那几年里，我每天默诵乐谱、撑手。我本来手就小，担心不练琴会萎缩。所以当时我一有机会就用筷子撑手，在桌上画线撑手。没想到隔离审查结束之后，我的手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被撑大了，能弹十度了(原来只能弹九度)。

　　政治与艺术是能够分开的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因这个原因你远赴美国？

　　殷承宗：上世纪80年代后，纽约成为西方的一个艺术中心，我期望在这里学习到更多东西；我太太先于我到纽约留学，这些是促使我来美国的动因。我是1983年从香港来美国的，带着5岁的女儿和全部的1500美元。当时是41岁而不是21岁，而且中国与外界隔绝了20年，压力非常大，但是并没有觉得生活太过艰难。

　　刚来时遇到这样一件事，当时在纽约人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大都是在餐厅打工。有一次搭出租车，司机问我在哪家餐厅打工，我说我是弹钢琴的，司机又问：你在哪家餐厅弹钢琴？

　　近些年来，人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过了多久在美国举办第一场演奏会？

　　殷承宗：来美半年之后，1983年9月28日，在卡内基音乐厅。虽然对这场演奏会的观众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但是《纽约时报》等报纸对演奏会的评论非常好。在卡内基的首场演出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我初来美国的压力。此后，我的演出就越来越多了，我已在美国45个州举办过演奏会(卡内基音乐厅是美国最富盛名的音乐殿堂之一，是音乐家梦寐以求的舞台)。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在到美国10年后，第一次回国录制节目时落泪了。

　　殷承宗：1993年，我回国为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录制节目。我的节目《黄河》是最后一个。几千人的合唱，场面非常壮观，我非常激动。

　　回国以前，很多朋友告诉我北京的变化很大，我特意找来很多以北京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看北京的变化。

　　从那以后到现在，除了宁夏和西藏之外，我在其他省份都举办过演奏会。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为钢琴找出路的初衷成就了两部作品，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殷承宗：真正有艺术生命的东西，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政治与艺术是能够分开的，好的艺术作品会流传下来。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播放过《黄河》，而我自己弹奏《黄河》也有五六百多场。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有过烦的时候吗？

　　殷承宗：弹琴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喜欢做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钢琴你会做什么？

　　殷承宗：不能想象。谭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