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大家好，我们这次高峰研讨会按照程序安排，第一个部分是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我看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论文大概情况，主要刚才顾先生他的主题演讲涉及回顾以外，也就是我这一篇77年高考的回顾。实际上今年我撰写和发表了十多篇有关高考的文章或者论文，有的当然比较短，平时每年都有写不少高考改革的研究论文，这次更特别的还是在于回顾，因为有关改革的探讨年年都有，但是今年这个特殊的时段回顾更加有意义，所以我提交会议的这篇论文主要还是回顾，也就是回顾30年前恢复高考的一些情况，以及我的一些思考。论文比较长，刚才会务组讲到这次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原来印的资料不是很足，这些所有材料提交会议的论文都会上网，大家可以在中国教育网上看到，所以如果没拿到论文的，或者找其他所有论文的都可以查到。

　　77年高考应该说是，我觉得是一次空前绝后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在文革刚结束以后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真正走出文革阴影的时候恢复的，文革在1976年10月结束以后，虽然社会开始由乱而治，但是你去看看1977年10月份之前报章，你会发现无论报纸的语序和版次都跟之前文革中是一样的，包括77年高考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作文的命题也都是文革中色彩很浓的。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逐渐走上正轨，而这时候必定要有一个人才的刚性的人才选拔制度，我觉得社会由乱而治以后恢复高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高考一定会恢复。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现在看我认为它是一个必然性的偶然，它的有关一个偶然性，必然，我就是认为它迟早会恢复，当然不是一两年恢复，这是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如果不是邓小平，中国的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可能是中断12年甚至更长，就有点像朝鲜、北韩，北韩大家认为他们现在的体制好像比我们文革中的体制很类似，可是它也是多少年这样走下来，中国当时会整个拨乱反正，高考是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是整个社会为之一变，很多东西都是由这个突破口引起的，高考的恢复是邓小平的个人因素，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刘海峰]：现在从3月份到7月份这段媒体大量披露或者回忆，很多当然是当时考生的回忆，也有些是伴考人员的回忆，还有那些参加科教工作的人员的回忆，为我们提出一些当时的细节，但是那些细节有明显的收入，特别是当时倡议首先发言，提出高考的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查全性，但是在一些回顾中，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吴校长回忆录里面，他提议一个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应该讲什么。

　　新京报查全性回忆说，从来没有人建议我讲什么，是我自己想到的。接下来温元凯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就是自由报考这些方针，但是邓小平说我采用你四分之三，什么四分之三呢？他说我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就是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现在这几个人的回忆有一点出入，谁最早提议的，谁谈的，这之间历史才过去30年就有出入了。不过我们说这些学者在当时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的提议和发言，我相信对邓小平做出决断或多或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更根本的还是邓小平他自己的主张，不是说这些学者提到了才会恢复，因为在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时候，75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想法，而且社会上已经有传闻，说可能要恢复高考，只是后来被一些因素中断了。

　　第二次77年提出的时候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刚才顾先生谈到77年5月24号邓小平讲到，要办重点小学、中学、大学，而且强调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大学和中学，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文选里面可以看到，在科教工作会议之前，也就是在77年7月29号，当时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的时候他讲到，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参加两年劳动才能上大学的办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话。可见1977年8月份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邓小平借机要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思想的一个阐释，邓小平提出抓教育的具体措施，从我们这些人的回忆来看，从8月4号开始座谈，前面有些人发言邓小平根本不想听，他一言不发，后来讲到要畅所欲言，最后讲到要恢复高考的时候他才高兴起来，他说既然大家说要恢复，那就要恢复，好像不是他的主意，实际上是他早就想好了，我认为他早想好了，他是一贯的想法，从文革前当时的情况就是抓这方面的。包括后面特批刘少奇的儿子，让他参加高考，以及一些当时还没有平反的老干部子女能够上大学，能够按他的成绩录取，都看得出来，他对高考是一贯的看法。

　　所以我们认为回顾30年前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的最主要因素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因为在8月4号座谈的时候大家知道准备按文革中高考办法已经报告送给国务院了，但是后来追回来了，这个在当时教育部现在的回忆又不一样，跟邓小平的说法又不一样，当时教育部长认为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好像邓小平说来不及还没有批就把它弄回来，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学术研究，包括研讨，我们应该还历史的复原。

　　[刘海峰]：第二部分，77年恢复高考表面上是恢复文革前15年的，但是它很多方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空前方面我稍微谈一下。一个，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为激烈的，就是在中国的高考史上是最为激烈的，恢复高考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载入史册的，你看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的时候有多少媒体关注？只有湖北杂志社关注了，基本上其他的媒体是没有关注的。

　　这里面它有它的艰难之处和一些空前绝后的情况，一个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为激烈，因为最初预计报考可能有2000多万人，因为文革11年中断，文革10年，当时高考中断11年，而当时参加高考的是12届乃至13届的学生，就包括从1966年到1977年这些届，另外还有78届的高中毕业生提前参加优秀的，所谓优秀没有一个底线，所以13届的考生一同进入考场，中国青年报的特刊里面都有谈到。实际上根据现在一些回顾，有部分65届的落榜生也参加了高考，而且都考上了，现在都退休了，实际上还不只13届，主体上是13届的考生。

　　开始估计有2000多万人，所以现在传说，说当时估计可能印制高考试卷纸张不够，需要调用毛选第五卷的印刷用纸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确实刚开始有人说如果是2000多万人，各个省不知道有几十万人考，怎么办？当时物资匮乏，实际上到最后没有那么多人考，因为主要是有一些省经过了初试，最后有570万人考，根据我的研究，我准备专门写一篇论文，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选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人民日报的说法是已经印刷出版了两亿多册，我们当时只有10亿人左右，而且5、6月份已经印出来了，连高考招生座谈会77年座谈会上已经不断学毛选第五卷了，所以10月份考试的时候根本没有调用单科毛选印纸，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能有的省最多只用毛选印制用纸剩下的纸，所以这个是我顺便提一下。

　　但这个录取率非常低和竞争力非常高，当时原计划招20万人，后来是因为考的人太多，570万人考，还有相当部分是优秀的，最后是扩招，扩招以后增加了6.3万人，所以是27.3万人，录取率是4.8%，这个在中国高考历史上55年历史上是最低的，文革前的高考录取率最低的是20%几，最高的90%几，当时甚至于有的年份高中应届毕业生比高考预计的录取学生还低，当然还有一些社会的工农社会人员一起参加考试。文革前15年，我不算17年，我见面两年还没有统一高考，15年总的考生数加起来只有570万，恰恰是1977年高考一年的人数，开始预计2000万人报考，招生20万，是正好1%的录取率，后来实际上570万人报考，后来扩招以后经过扩招是6.3万，达到29%，一下扩招29%，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地方，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第二点，有的省区选了一个县先期举行恢复高考的试点，比如广西的百色，后来还有其他的省。第三个，由省市自治区分省考试，这个比较特别，所以由地区组织，北京市可能比较特别，但是一些省是由地区组织评鉴，不是全省。第四个，当时有个北京市12月10号到12号举办，像我所在的福建省当时参加高考的时间是12月的16、17号，如果加试外语的话再加一天，考试时间各个省市都不一样。第五个，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第六个，临时扩招，不像现在是事前计划好的，他们扩招是临时扩招，非常匆忙，而且一般的考生，一般的大学生是3月初入学，但是77年扩招以后的考生甚至到78年的5月份才入学，而且很多是临时办的专科学校来扩招学生，没有校舍，很多录取进取的大专学生就用非常低矮的校舍，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别的情况。

　　总之1977年高考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恢复高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恢复，还有突破，除了有录取率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报考的时候报考条件没有多少限制，当然各个地方不一样，但多数人是自由报考的，限于时间我就不再详细的讲了，我认为高考是在两个房子里面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意义，为扭转左的思想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我的论文后面还有专门对高考一些问题的思考，不再详细讲了，有机会再和大家后面探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