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y Greene 翻譯：九喻

【作者Jay Greene是Manhattan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著有《關於教育的神話》一書。本文就是以這本書為基礎寫生的。】

3）太多難以克服的問題的神話

學校經常把社會問題作為他們表現不佳的藉口，例如貧困，家庭破裂，差勁的父母。他們宣稱這些挑戰意味着教育註定會失敗。一些人似乎認為，“失敗的學校”這個說法誤導人--實際上那是社會的失敗，而不是教育者的失敗。Richard Cohen爭辯說，“學生在學校只度過一天的部分時間，要求學校對一天裡其他時間發生的事情負責任，是很愚蠢的。”他說學生表現差是因為貧窮。

沒有人否認學校之外的因素會使得部分學生的學習更加困難。如果倡議者提出這些因素只是為了讓我們了解貧困和家庭破裂帶來的困難，或者督促我們努力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就不會有人不同意他們。可是，他們在用這些問題作為藉口來反對學校改革。他們強調說，如果低收入少數族裔學生表現差，那是因為貧窮。那麼沒有任何改革能帶來變化。一開始就差了，一定會一直差下去。社會問題永遠不是一個學校可以解決的事情。

面對社會問題學校無能為力的說法，根本沒有證據支持。這是個神話。事實是，有些學校在克服這些挑戰上比其他學校好得多。

為了測試相關的證據，我設計了一個系統的辦法來測量全國學生的進步會退步程度。我綜合了16個研究人員普遍認為會影響學生成績的社會因素，例如貧困，家庭構成，健康狀況。我把這些數值稱作“教育能動性指數”（Teachability Index），然後檢測這些指數和實際學生表現的關係。我發現這是一個可靠的預測指標。

有了這個工具，我計算了每個州學生應該達到的程度，之後比較學生實際達到的程度。我發現了各州結果差別很大。

在德克薩斯（Texas），學生的表現要比根據人口調查預期的結果好很多：表面上德克薩斯州學生的成績排在全國50個州的第32名，但是考慮了那些關於社會因素的教育能動性指數之後，該州的位置上升到了第4名。而路易斯安那州則正相反，學校的表現差於根據學生的背景期待的成績。

宣稱學校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無能為力，意味着任何通過改革教育系統來提高教育表現的做法都是沒用的。然而證據說明，以公立學校的激勵機制為重點的教育改革產出了教育成果。

一個見到成效的改革措施是用標準化考試的辦法測量學校的表現，並且基於這個表現來獎勵或懲罰不同的學校。這個學校提供了直接的激勵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學生。研究人員已經證明，有此類可靠的測試系統的州，學生表現在統計上都有顯著的提高。斯坦福大學的調查人員發現，比較可靠的考試機制特別對黑人學生和西班牙裔學生有幫助。

另外一個幫助學校克服社會問題導致的教育障礙的改革，就是讓學生選擇就學的學校。幾乎沒有人質疑“選擇學校”（voucher）幫助了那些離開失敗的公立學校而選擇私立學校的學生。這個做法的積極作用已經在5個“隨機作業”（random assignment）研究中得到證實。可是很少人了解，這個做法最那些仍然留在公立學校的學生也產生了積極影響。當採用了選擇學校項目之後，原來把學生當作人質的城市公立學校，現在必須要提高教育水平，不然的話，學生和基於學生人數的教育撥款就會流向其他地方。

我做的關於一個佛羅里達州選擇學校項目的研究發現，當多年來表現不佳的公立學校面對選擇學校項目的挑戰時，與其他沒有面對同樣挑戰的公立學校比起來，它們的表現有了引人注目的提高。類似的表現不佳的學校，學生沒有機會選擇學校，就沒有同樣的表現提升。很多其他研究人員也發現，選擇學校提升了公立學校的表現。實際上，除了教師工會經常抱怨以外，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研究證明了給學生選擇學校的機會傷害了公立學校系統的教學表現。

這兩個策略--標準化考試和選擇學校--已經證明可以提高學生成績，甚至對那些帶着很多問題進學校的學生。其他一些旨在激勵公立學校的辦法也被證明產生了正面效果。因此學校在社會挑戰面前並不是無能為力，我們只是需要採用合適的改革措施。

4）課堂人數的神話

幾乎每個人都同意課堂人數越少效果越好。這個看法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一篇關於學校的報道里得到了清晰的傳達：“小課堂的好處似乎很合乎直覺，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個小課堂里學習呢？父母樂意，老師喜歡，制定政策的人推動。”

隨着人們對現在教育狀況的不滿日益加深，課堂人數逐漸成了兩黨關注的重要政治話題。“全國教育協會”（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尤其積極，他們推動“常規課程人數15人，針對特殊需要的學生的特殊課程人數更少。”要知道課堂人數少意味着雇用更多的老師，因而就會有更多的錢流進教師工會，難怪工會是最大的支持者。

不象其他的神話，這個神話不是全無道理。有研究建議小課堂或許有一些優勢--當然即使有一些優勢，優勢也不是很明顯，而且代價高昂。而且這個研究結論是否正確還有爭議。因此政治人物強烈呼籲減少課堂人數的說法並不是完全說得通。

田納西州（Tennessee）1980年代進行的STAR項目（STAR project）測試的核心就是課堂人數。學生被隨機分配到3個大小不同的班級，從幼兒園直到小學三年級一直觀測他們的變化。第一組班級是正常大小，大約24個學生1個老師。第二組是正常大小外加一個助教。第三組是小班級，大約15個學生一個老師。

這個研究發現小課堂的學生在一次考試中體現了優勢，比正常課堂大小的學生成績好（有助教的一組沒有產生任何明顯區別）。不過這個成績提高並不大--相當於一個中等成績的學生提高了百分制里的8分。然而跟進顯示44%的小課堂學生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普通課堂學生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比例是40%，這不是個太不明顯的差別。如果我們能理性的確定這個增長是小課堂導致的，並且能夠在不犧牲其他教育考量的情況下，在大規模試驗里重複產生同樣的結果，那麼減小課堂規模就有了合理的支持。可惜目前的證據還不能讓我們做出那個結論。

STAR測試在操作上有一些缺陷，使得人們懷疑發現的準確性。最明顯的一點是，學生參加這個項目的時候沒有測試他們的成績，因此我們不能斷定這三個測試小組在試驗開始的時候處於同等水平。我們沒法知道測試的隨機分配小組真正準確，因此也就沒法確認觀察發現的差別是不是在開始的時候就存在。

懷疑測試結果的另外一個原因，來自一個異常的研究發現：如果小課堂真的可以提高學習成績，我們應該會發現這個優勢持續存在。但是學習成績的提升只是一次性的事件。這不大正常，也不是預期的結果。考慮到項目最初假設是小課堂產生溫和的效果，這讓人嚴重懷疑STAR測試的結果是否推導出最初的假設原因--特別是對大規模較少課堂人數的測試都更加不盡人意。

在加利福尼亞，1996年州里撥款10億美元縮減小學課堂的人數。當學生成績提高的時候，支持者認為這是小課堂的結果。現實卻並不是那麼明顯。一項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認為，加州小學學生里，在大課堂就學的學生成績提高的程度，和在小課堂里就學的學生差不多。儘管加州整體學生成績提高了，這似乎也不代表是小課堂的結果（在縮小課堂規模的同時，加州還採取了其他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

即便在小型的、嚴格控制的最佳情況下做的像STAR項目那樣的試驗，支持課堂人數減少有助於提高學生表現，勞動力資源的限制也可能使得這個優勢無法在大範圍複製。想在大範圍重複STAR的試驗，需要在全國增加40%的教師。更多的教師需求意味着雇用低水平的人，很可能會導致令人失望的結果。

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減少課堂人數的開銷格外的驚人--根據哈佛大學Caroline Hoxby的計算，攤在每個學生頭上的開支是$2,306。金錢是有限的，把錢花在較少課堂人數上，就不會花在提高工資，購買圖書，購買器材或實踐其他改革政策上。無論學校有多少錢這一點都適用。既然其他改革策略前景更好並且費用更低，小課堂的溫和效果無法支持為之必需付出的巨大犧牲。【未完】

英文原文：Education Myths
By Jay Green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July/August 2006
http://www.taemag.com/issues/articleID.19233/article_detai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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