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重大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金春明認為，“文革”可以這樣定義：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種特殊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的特殊性主要表現有七點：（1）它由黨的最高領導人親自發動；（2）它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3）它用一種 特殊的神聖使命為號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對象——“走資派”及“反動學術權威”；（5）它有特殊的內容——奪黨政財文大權；（6）它 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7）產生了史無前例的規模。

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原因，多年來諸多學者從各個角度對進行了探討，不少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咎於毛澤東個人，而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客觀、主觀原因。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又應負主要責任。下面是鮑振芳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國際原因的探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整個世界形成了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全面封鎖，而社會主義陣營的老 大哥蘇聯則對中國在抗美援朝和經濟建設中給予很多援助，中蘇之間形成了同志 加兄弟的親密關係。然而，好景不長。在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長達七小時的報告，報告詳細地說明了 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如何導致了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的破壞，如何導致了個人專斷獨裁，直至產生了完全無視民主與法制的大規模鎮壓和恐怖行為。 赫魯曉夫的驚人之舉，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震驚。資本主義國家藉機大肆攻擊社會主義；西歐的共產黨員大批退黨；東歐的共產黨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此時的毛澤東亦喜亦憂，喜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中國人不能揭的蓋子，問題由蘇聯黨自己揭露出來，是件好事。但毛澤東強調：斯大林 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他所以犯錯誤，第一是難免，第二是認識偏差，屬於好人犯錯誤。毛澤東憂慮的是，赫魯曉夫採取修正主義的作法，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利。毛澤東認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斯大林不能全盤否定，應對他三、七開；第二，赫魯曉夫的報告沒有分析斯大林錯誤產 生的原因和背景。第三，對斯大林的問題是搞個人攻擊，其他領導人都沒有做自我批評。

1956年還發生了波、匈事件。波蘭前第一書記哥穆爾卡重新上台；匈牙利前部長會議主席納吉被恢復黨 籍並成為政府總理。波匈事件使毛澤東憂心忡忡。他認為共產黨人只有兩把對付敵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 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掉相當多了。蘇聯和波匈事件明顯使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發生了變化。三大改造完成後，毛澤東曾認為，工作比較上軌道了，黨內問題也比較上軌道了。他甚 至開始考慮辭掉主席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現在，他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公開表示：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經消亡了，看來問題還不那麼簡單。蘇聯出了一個貝利亞，中國也出了一個高崗。現在匈牙利出現了那麼多反革命，這就教育了我們。“也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可能會犯錯誤，如果斗不 贏，就會被別人推下台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 把哥穆爾卡上台與高、饒事件相提並論，這表明毛澤東已感覺到，黨內鬥爭很可能會導致政權易手。階級鬥爭這根弦又開始繃緊了。毛澤東既然認為蘇聯已經在一點點地變色，對自己親手打下來的江山是否會變色，他也要提高警惕。

此後，中蘇之間又發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毛澤東愈來愈感到問題的嚴重性。1958年4月，蘇聯提出在中國南方建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中國沒同意，合 作未成，雙方均感到很不愉快；6月，蘇方提出建立聯合潛艇艦隊，毛澤東又未同意；8月，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馬祖兩島，又遭到赫魯曉夫的嚴厲批評。在這些關係中國主權的問題上，毛澤東是非常感敏的，絕不會妥協。他認為，蘇聯已經發生了腐化，赫魯曉夫走了修正主義的路線，他代表的是蘇聯高薪階級的利益。

　　 此後，中蘇展開了論戰，中心是“三和兩全”，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問題。中蘇關係在唇槍舌劍中嚴重惡化。蘇聯決定停發中方 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時撤回所有的1300多名蘇聯專家，撕毀了600多項合同，使我國建設中的250多個企業全部停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同 時，蘇聯還催還貸款。這對於正處於困難時期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中蘇矛盾公開化了。

　　 在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上，中蘇矛盾進一步激化。會上，蘇共對在中蘇爭論中唯一堅定支持中國的阿爾巴尼亞大張撻伐。另外，還作出一系列重要決定：把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墓；開除莫洛托夫等人的黨籍；宣布蘇聯將從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發展成為全民的國家；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等等。

　　 對此，中國共產黨無論從感情上、理論上，還是道義上都不能接受。周恩來所率代表團在請示了毛澤東以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在致詞中明確反對蘇聯攻擊兄弟黨，代表團還向斯大林墓敬獻了花圈，而且提前離會回國。毛澤東親率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中央最高領導人赴北京機場迎接。

　　 這時，毛澤東已斷定，蘇共整個變成修正主義了。而且，毛澤東還認為，中國也出現了修正主義。此時，包括劉少奇在內的相當一批中央高級領導人，都被納入了毛澤東警惕的視野，擔心他們有變成“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危險。而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修正主義。

　　 1963年，毛澤東宣布：“我們現在轉入反攻了”，中蘇矛盾越來越公開化了。從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 的名義，連發了九篇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整個中國大陸上空，不斷響起評論蘇共的令人亢奮的聲音。中蘇兩黨的矛盾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蘇聯出現的變化以及中蘇關係的惡化，使毛澤東感到中國隨時都有變修（即變右）的危險。1965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麼辦?很可能出，你們要頂住!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正式提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階級鬥爭形勢如此嚴峻，必須採取非常的形式來解決。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