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重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金春明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 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 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原因，多年来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进行了探讨，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而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客观、主观原因。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应负主要责任。下面是鲍振芳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 大哥苏联则对中国在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中给予很多援助，中苏之间形成了同志 加兄弟的亲密关系。然而，好景不长。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长达七小时的报告，报告详细地说明了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 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西欧的共产党员大批退党；东欧的共产党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此时的毛泽东亦喜亦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中国人不能揭的盖子，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但毛泽东强调：斯大林 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他所以犯错误，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属于好人犯错误。毛泽东忧虑的是，赫鲁晓夫采取修正主义的作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毛泽东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应对他三、七开；第二，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分析斯大林错误产 生的原因和背景。第三，对斯大林的问题是搞个人攻击，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做自我批评。

1956年还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被恢复党 籍并成为政府总理。波匈事件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认为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 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苏联和波匈事件明显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认为，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 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现在，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中国也出了一个高岗。现在匈牙利出现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会犯错误，如果斗不 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 把哥穆尔卡上台与高、饶事件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已感觉到，党内斗争很可能会导致政权易手。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了。毛泽东既然认为苏联已经在一点点地变色，对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是否会变色，他也要提高警惕。

此后，中苏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毛泽东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南方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中国没同意，合 作未成，双方均感到很不愉快；6月，苏方提出建立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又未同意；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岛，又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在这些关系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是非常感敏的，绝不会妥协。他认为，苏联已经发生了腐化，赫鲁晓夫走了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代表的是苏联高薪阶级的利益。

　　 此后，中苏展开了论战，中心是“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中苏关系在唇枪舌剑中严重恶化。苏联决定停发中方 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的1300多名苏联专家，撕毁了600多项合同，使我国建设中的250多个企业全部停产，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同 时，苏联还催还贷款。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苏矛盾公开化了。

　　 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会上，苏共对在中苏争论中唯一坚定支持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大张挞伐。另外，还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开除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

　　 对此，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感情上、理论上，还是道义上都不能接受。周恩来所率代表团在请示了毛泽东以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致词中明确反对苏联攻击兄弟党，代表团还向斯大林墓敬献了花圈，而且提前离会回国。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人赴北京机场迎接。

　　 这时，毛泽东已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且，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此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央高级领导人，都被纳入了毛泽东警惕的视野，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3年，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反攻了”，中苏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从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 的名义，连发了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整个中国大陆上空，不断响起评论苏共的令人亢奋的声音。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苏联出现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毛泽东感到中国随时都有变修（即变右）的危险。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很可能出，你们要顶住!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正式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阶级斗争形势如此严峻，必须采取非常的形式来解决。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