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

余不潔

年初以來，社會可能劇烈動盪的跡象不斷加劇，顯示中國已經到了一個變革的臨界點。在這種氣氛下，六四大屠殺二十三周年的日子自然成為各種思想觀點井噴的時刻。不同於以往，壯士李旺陽先生暴亡事件所釋放出的政治信息以及此前柴玲針對六四的公開信讓討論變得格外沉重。

毫無疑問，面對當前共產黨的厚黑統治所造成的道德淪喪，比制度重建更艱難的是民族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的重建。對於基於這樣目的信仰和追求，人們能夠理解和體諒。但是，精神和道德的重建並不能代替制度的重建。為了承擔改造社會的重任，政治家和公眾人物有必要提升個人道德水準。只是，用個人的道德高度苛求社會、用精神救贖解決政治問題卻不一定恰當。愛心和寬恕並不一定使人棄惡從善。而一個完善的制度恰恰在於能夠懲惡揚善。

任何一個社會，道德的最高點只能體現在個體身上。回顧歷史，兩千多年來華夏聖傑不斷，他們的道德修養早已達到了當今社會絕大多數人都無法企及的高度，但是，他們個人道德的完美，對於改造社會的效果卻是實在有限。就今天的現實而言，中國人需要信仰，但是，信仰本身並不會自然帶來民主憲政的制度成就。

“平反”六四為了什麼，難道是向共產黨討還一個公道嗎？為了永遠不再次發生六四大屠殺這樣的人間慘劇，必須從制度上防止獨裁者為所欲為，濫殺無辜。但是，共產黨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惘顧國際形象和社會輿論，至今迷信暴力，濫用暴力。李旺陽先生的死決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他的悲慘遭遇真實地反映了六四大屠殺二十三年來，統治集團對於任何民主訴求不共戴天的一貫思路和做法。雖然這些罪行從表面上看都是地方某些個別人所為，但是，我們從各級政府的沉默，特別是面對社會上、國際上的抗議，依然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可以看出這顯然是統治集團有意而為之。因此，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每拖延一天，中華民族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不知道會有多少個李旺陽遭遇不幸。

至於採用什麼樣的鬥爭方式促進中國的民主轉型，由於個人的能力、條件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可能會因人而異。但是，對於當前統治集團和政治現實的判斷應當有客觀的認定和基本的共識。作為政治人物或者公眾人物，沒有權力潔身自好、獨善其身，應當隨時考慮自己的言行是否有利於舊制度的滅亡和新制度的建立。在李旺陽先生以及許多民眾以生命為代價進行抗爭的時侯，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尤其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而獨自面壁修身養性。

對於中國能否和平實現憲政民主轉型，在經歷了二十三年的漫長等待之後，竟然發生了李旺陽先生暴死事件，令人感到絕望之極。眾多仁人志士基於民族利益為實現和平轉型所作出的艱苦努力已經被共產黨連續不斷的血腥暴力徹底蝕空了。由此，完全可以理解仁人君子們對未來共產黨崩潰後可能出現的血腥爭鬥的擔心。只是，中華民族是否又要走到這步田地，完全取決於共產黨是否中止作惡和徹底認罪。共產黨從來都是將黨的利益放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完全按照自己封閉的內在邏輯運行，完全不受外部善良的感動。正人君子的道德表白不可能改變他們的行為邏輯。而且，脫離殘酷現實的“理性”和“寬恕”可能會適得其反。用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鬥爭方式在獨裁專制甚至是法西斯體制下運作，完全是無視現實，緣木求魚。

尊重生命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在這個底線之上，才有可能成為值得尊重的政治上的對手，一旦越過這個底線，那就是人類的公敵。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暴力革命的腳步聲是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