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余不洁

年初以来，社会可能剧烈动荡的迹象不断加剧，显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变革的临界点。在这种气氛下，六四大屠杀二十三周年的日子自然成为各种思想观点井喷的时刻。不同于以往，壮士李旺阳先生暴亡事件所释放出的政治信息以及此前柴玲针对六四的公开信让讨论变得格外沉重。

毫无疑问，面对当前共产党的厚黑统治所造成的道德沦丧，比制度重建更艰难的是民族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的重建。对于基于这样目的信仰和追求，人们能够理解和体谅。但是，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并不能代替制度的重建。为了承担改造社会的重任，政治家和公众人物有必要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只是，用个人的道德高度苛求社会、用精神救赎解决政治问题却不一定恰当。爱心和宽恕并不一定使人弃恶从善。而一个完善的制度恰恰在于能够惩恶扬善。

任何一个社会，道德的最高点只能体现在个体身上。回顾历史，两千多年来华夏圣杰不断，他们的道德修养早已达到了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是，他们个人道德的完美，对于改造社会的效果却是实在有限。就今天的现实而言，中国人需要信仰，但是，信仰本身并不会自然带来民主宪政的制度成就。

“平反”六四为了什么，难道是向共产党讨还一个公道吗？为了永远不再次发生六四大屠杀这样的人间惨剧，必须从制度上防止独裁者为所欲为，滥杀无辜。但是，共产党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惘顾国际形象和社会舆论，至今迷信暴力，滥用暴力。李旺阳先生的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他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六四大屠杀二十三年来，统治集团对于任何民主诉求不共戴天的一贯思路和做法。虽然这些罪行从表面上看都是地方某些个别人所为，但是，我们从各级政府的沉默，特别是面对社会上、国际上的抗议，依然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可以看出这显然是统治集团有意而为之。因此，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每拖延一天，中华民族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不知道会有多少个李旺阳遭遇不幸。

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由于个人的能力、条件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对于当前统治集团和政治现实的判断应当有客观的认定和基本的共识。作为政治人物或者公众人物，没有权力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应当随时考虑自己的言行是否有利于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建立。在李旺阳先生以及许多民众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抗争的时侯，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尤其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而独自面壁修身养性。

对于中国能否和平实现宪政民主转型，在经历了二十三年的漫长等待之后，竟然发生了李旺阳先生暴死事件，令人感到绝望之极。众多仁人志士基于民族利益为实现和平转型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已经被共产党连续不断的血腥暴力彻底蚀空了。由此，完全可以理解仁人君子们对未来共产党崩溃后可能出现的血腥争斗的担心。只是，中华民族是否又要走到这步田地，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中止作恶和彻底认罪。共产党从来都是将党的利益放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完全按照自己封闭的内在逻辑运行，完全不受外部善良的感动。正人君子的道德表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逻辑。而且，脱离残酷现实的“理性”和“宽恕”可能会适得其反。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方式在独裁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体制下运作，完全是无视现实，缘木求鱼。

尊重生命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才有可能成为值得尊重的政治上的对手，一旦越过这个底线，那就是人类的公敌。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暴力革命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