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清涟:习的‘铁腕+铁拳’统治针对谁?谁支持? | ||
| 送交者: 一片冰心 2013年05月21日11:15:0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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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谁支持“铁腕+特权”统治?——习近平的执政蓝图(2) 美国东部时间: 06:21 2013年05月19日星期日 VOA视听 热点专题 / 何清涟博客
2013年人大会议开幕式后的习近平及其前任胡锦涛及温家宝总理。何清涟认为,习近平接过来的摊子太破,不能象胡温那样吃环境资源。
05.18.2013 何清涟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习近平实施其政治蓝图将遇到的主客观条件限制。本文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谁会拥戴习近平的“铁腕+特权”统治。
拥护习氏铁腕统治有哪些人?
任何权势者都会拥有追随者,中国这块土地更是盛产这类善于依附权力的人。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及各种国企高管本来就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自然追随习总,本文只分析文化帮闲,这类人其实无所谓“左”或“右”的理论倾向,他们其实惯于揣摹上意而已。“9号文件”及“七不讲”流传开后,著名的网络幽灵“冼岩”立刻兴奋不已的发表“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后又更名为“看山”)。该文盛赞习近平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责任心”,即“自己不但必须保护政权不失,而且必须保证政权对于江山社稷的掌控力,主动粉碎一切颠覆和破坏行为,”他将是自邓小平以后首个敢于对思想界、舆论界‘动真格’的国家领导者“。”冼岩“幸灾乐祸地表示:”这种做法或许是国家之福——中国现在既然走不到另一条道路上,就应该专心致志走自己的路,最忌讳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至于习近平的”自信“有无现实基础,不是”冼岩“考虑的问题;在他眼中,权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只要有了权力,世界上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与”冼岩“属于同类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立刻嗅到”不许谈党的历史错误“于他是个好机会,写了一篇《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称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毛左当然也是中共总书记最积极的拥护者。毛左的特点是崇拜权力,相信权力无所不能,亟盼依附于权力的骥尾。习近平成了最高领导人,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救星与领袖。此刻毛左或许还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调整“理论思路”,因为他们的特点是不反权力只反资本,不反皇权只反贪官,将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等所有罪过全部归罪于资本与贪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这种立场既为当局所容忍,又获得一帮愚民喝彩。如今,“9号文件”与“七不讲”出台了,毛左们一片欢呼,认为从此中国不会再有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的生存之地了。但他们发现,虽然借习总的“铁扫帚”将所有“敌人”——比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统统“扫除”了,但“七不讲”也明确指出,不准批评权贵资本主义,当局也借打击张宏良警告毛左:别拿什么毛爱护底层人民的话语说事,权贵资本主义在天朝根本不存在。因此,要想让习总允许毛左加入摇旗呐喊之行列,毛左们还得调整一下以往的立场。既然“七不讲”说“权贵资本主义”是别有用心者诬蔑改革的话,以后他们只谈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民间资本如何剥削人民就行了。至于红二代、红三代的政治经济特权,毛左们从无异议:“老子打江山、儿子来接班”天经地义。
“七不讲”部分治愈政改期待症
没有毛左情结的底层民众及中产阶层对待习氏“铁腕+特权”,则另有立场。
先说社会底层。薄熙来在重庆的主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唱红打黑”,据说很受底层民众拥护。但那拥护其实是购买而来,据一些资料披露,一是下岗者只要参与唱红歌就发钱,二是给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薄在重庆主政4年,唱红歌与举办各种晚会研讨会,出版各种书籍并赞助有关重庆模式的研究,那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打黑没收来的民间资产,但那点钱撑不起薄督西南那片天。后来终于看到确实消息,原来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掌门人陈元贷了数百亿元支持其问鼎大业。
习总当然无法象薄督那样撒钱,因为两人位置不同。薄督当时处在“夺龙椅”的“投资”阶段,赢了,成了一国之主,还愁买不起单?输了,所有债务一风吹。现在,习总已经坐在“龙椅”上,天下之大,处处要钱。中国央行的印钞机连轴转,各地政府还是嗷嗷待哺,哪有余钱购买民众唱红歌?
习总当然不是小气舍不得花钱,而是无钱可花。他接过来的摊子实在太破,既无法模仿邓小平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不能象胡温那样吃环境资源。邓时代通过放松政府管制、放权让利,让权贵阶层大获其利,民众也捡到了一些面包碎屑;江时代则释放国家资源,硬的有土地,软的有各种经营特权,留给民众的面包碎屑已经不多了;胡时代沿袭江的老路,但已经将家当兜底儿翻,弄得金木水土不是消耗殆尽,就是悉数污染。如今习李上台,再也找不到“发展经济的道路”,只得重走开发房地产、引进高污染企业的老路,这些不是与民争利,就是夺民之命。这十来年中国人也学乖了,他们明白,就算不问政治制度好坏,不争取新闻自由,但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一点活命资本,环保则涉及到所有人能不能健康存活,你不争,政府决不关心。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以命相搏,高污染项目如PX先后遇到各大城市市民的集体抵制。
这些无权无势的中产阶层与底层,本来就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各种问题的煎熬(至少是其中两至三项),日子过得不轻松。他们对胡温放纵权贵资本主义肆虐早就严重不满,更何况习近平要勒住民众喉咙,以铁腕保卫伤害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知识阶层是不是支持习总的“毛式铁腕+特权”?这里要作区分,一类是意识形态专家,即依靠研究教学马恩及毛邓三科的意识形态谋生的人。他们的兴衰荣辱与习近平的主张有关,表面基本持支持态度,但毕竟能够上《求是》、《党建》等杂志发文章的只是少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大多数人只是端了这只饭碗;二是一些脑袋上安了轴承的灵活者,即不管习总说什么,总是无条件拥护,并想出一套“理论”来。除了这两类之外,我想,大多数知识阶层绝对不会拥护习近平以铁腕保护权贵资本主义。部分一直在尽言责的公知们,这次对“七不讲”就做出强烈反应,率先在互联网上放出这条消息,从而引发海外舆论对9号文件及“七不讲”大规模的批评。
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这两大类人,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不要发生暴力革命的主体。他们盼望中共出一个开明领导人,接受“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创造条件让中国走向司法独立,还权于民。但是,9号文件与“七不讲”让他们深感绝望。
习近平要恢复毛式统治,与当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之情境相仿佛。中国此刻虽无护国讨袁之蔡锷,但山河破碎、人心离散已成定局,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这局险棋,又能玩多久?
鲍彤:中国特色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李慎之的检讨书》序
作者:鲍彤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 更新时间:2013/5/19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上下两册)(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园书屋经销)
我初识李慎之先生在1985年。赵紫阳总理应里根总统邀请访美,我们随行。随行者多,日程又紧,直到回程,才松了口气。回国路上,碰巧坐在一起,有了长聊的机会。聊天就是聊天,很享受。给我的印象是:慎之涉猎渊博,健谈,但显得有些落落寡言,这也许是长期被“尘封”所留下来的痕迹吧。
第二次是1987年。紫阳主持研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我组织一系列座谈,徵集意见。有一次,慎之到得早,我就抓紧请益。我当时脑子里有一句邓小平的好话,叫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问慎之,“制度化”是什么涵义,怎么翻译?慎之先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就是 institutionalization 啰!”沉吟之后,又字斟句酌加以补充:“重要的在於区别rule of law 还是 rule by law。Rule by law可以译为法制,法律是政府用来管束百姓的工具;rule of law可译为法治,是法律把政府管起来了。”(註)一语破的,使我叹服慎之先生治学之清澈、精密和深刻。
后来我无缘再见慎之。但《风雨苍黄五十年》出来了,沉郁悲愤,一如其人!
后来SARS流行。后来,先生弃世。最近,见到先生的后人二柔和三达,才知道先生还有举世无双的力作存世——从1957到1990三十四年间认错和认罪的全部检讨。这是异彩,是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可以追溯到周武王的父亲姬昌(所谓“周文王”)。他的晚年是在反省待罪中度过的。遵循殷纣王“双规”的合法命令,当时他在羑里的招待所中被监控。我曾偶然看到韩愈为此而作的《拘幽操》,结句有趣得令人无法遗忘——赫然是“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圣明哉,纣王也!谁能说诗人韩愈之后从此不会再有人关注和追踪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轨迹了?
(註) 这句重要的话,被我在《序》稿中写成“前者可以译为法制,法律是政府用来管束百姓的工具;后者可译为法治,是法律把政府管起来了。”错了。错误在我,慎之完全没有说错。现借《动向》杂志刊出改正如上。谨向读者致歉! ——鲍彤 2013-4-28
编者注:网络发布《李慎之的检讨书》出版信息以后 ,北京有关部门多次找李慎之家人谈话,千方百计要阻止此书发行;4月22日家人和亲友六十多人原计划举行一个小型会议纪念李慎之去世十周年日,被当局“断电”伺候,结果也遭和谐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新世纪新闻网】
高新:习近平已经是党内毛派的理论知音和政治后台
作者:高新 文章来源:RFA 更新时间:2013/5/18
李慎明(新浪微博 / 资料图)
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左派文人拥戴习近平为毛主席恢复名誉》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最早刊登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被海外媒体以“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为题竞相转载,文中不但强调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伟大的;甚至无耻到拿印尼军事当局曾经杀害50万至100万人来反证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仁慈,“论据”是毛在反右斗争中只划了55万右派,而且并没有处死,所以绝不是“血淋淋”的。此文不但已经在海外遭受华文媒体的一致抨击,甚至在中共政权自己的理论界也引起强烈骚动,认为是全面否定三十二年前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奏曲。
事情是否会发展到把对毛泽东进行了部分否定、对其文革进行了全面否定的邓氏“决议”进行反否定的地步,恐怕在中共高层也会存在争议,但李慎明这位一生中从未受过一天全日制的正规大学教育,更没有任何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用给王震当过十年秘书的政治资历换取社科院“院士”资格的马列博导如今的强硬后台是习近平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李慎明在出台这篇中心思想是为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恢复名誉的文章之前,或者说在习近平正式登基之前,早就有或公开发表或以内部上书形式传递高层的数篇捧毛谏言从习近平处找到了知音。
两年多前,就在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班子正式开始工作的同时,也是这个起草小组成员的李慎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十期发表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章中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非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办法与措施,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探索的失误。当时,中共官媒新华网、人民网都曾转载过李慎明这篇三万余言长文,只是因为当时国内国外、中共党内党外都还普遍认为重新肯定毛泽东的极左派们并非当时的中共决策层所认同的正统和“主流”,所以才未被外界特别关注。
就是这位李慎明,从习近平2007年秋在十七大上正式成为红朝王储之后,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政权自身”、“下葬毛泽东就是为整个共产党政权掘墓”的观点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输送给习近平,危言耸听地警示习近平:要想接好革命班,就必须要大力维护和继续尊崇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抛弃毛泽东的神位的结果就是葬送整个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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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警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宁。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恶毒攻击毛泽东,这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李慎明还为毛泽东辩护说:发动文革完全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党拥有的另一种宝贵“财富”。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李慎明说,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
李慎明引证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语录说,196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结果,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但赫鲁晓夫下台的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的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李慎明的意思是,前苏联否定斯大林的最终恶果,当然是对前苏联共产党来说的恶果早已经被毛泽东所断言,所以如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定要防止前苏联共产党以否定斯大林开始,以亡党亡国为终的悲剧重演。所谓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但赫鲁晓夫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无非是在暗喻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以否定文化大革命,把伟大领袖的夫人投入天牢为前提上台,而华国锋下台至今也三十多年了,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很快亡党就取决于是否要重新宏扬和坚决维护毛泽东了。
当时社会科学院内部有传闻说,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中共党内一直存在并被李慎明认为在党内高层一直得到一定程度默许的关于毛泽东遗体的存废和毛泽东纪念堂的处置讨论内容,李慎明在其内部上书中曾经明白断言,如果党内外反毛势力的目的得逞,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被下葬之日,就是我们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之时。
那么李慎明当时对习近平等对中共领导人的危言耸听是否达到了他期望的目的呢?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外界所能够看到的表象是,时任总书记胡锦涛默不作声,而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薄熙来、俞正声当时都在公开捍卫毛泽东。当时已经有外界舆论注意到,习近平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班的百忙之中,还不忘特别抽出时间前往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诞生之地,到湖南省调研的首站就是奔赴韶山给毛泽东铜像献花,另外他在中央党校里给在场所有省部级学员的讲话中还特别重提学习毛泽东着作,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有样学样,到湖南“调研”的首要任务就是专程赴韶山给毛泽东铜像献花。至于十八大之后,李慎明的上述观点显然已经成为“习近平主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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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闻网】
流氓霸权的不打自招 ——简评《环球时报》5∙12社评 胡平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位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文章提出琉球主权可以再议。
这篇文章很奇怪:你说它是学术文章吗?它并非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甚至也不是发表在一般的官方刊物上,而是发表在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声音吗?它的署名又只是两位学者。很明显,这种模棱两可乃是当局刻意为之。实际上,它是以非官方的方式发表的官方意见。
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先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坚称琉球是日本领土,并向中方提出抗议;然后是美国政府表态,说琉球主权属于日本;有记者在中共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这个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中国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乍一看去,中国政府好像又退回去了,其实不然。
5月12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注意,是社评),进一步挑明政府的意图,那就是: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变,但今后很可能要变(据说要依日本态度而定),而且从现在起就在准备变。
我先前讲过,琉球的主权不是悬而未决,而是属于日本,这一点本来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尤其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的。因此,当《人民日报》文章和《环球时报》社评说琉球主权可以再议,本身就是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就是违反国际法的禁止反言原则(注)。
对此,《环球时报》社评倒也坦率。它说的就是“中国就应考虑改变当前的官方立场,把琉球问题作为历史悬案重新提出来”。也就是说,它就是要出尔反尔。
但是,琉球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单单是中国政府自己改变立场是没有用的,于是《环球时报》又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操作的步骤。
社评说,中国可以分三步启动琉球再议,第一步是开放和允许民间成立追究琉球历史问题、支持恢复琉球国的组织;第二步是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琉球问题;第三步是中国未来在冲绳地区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让琉球脱离日本。
5月16日,《环球时报》正面报道了一则新闻,日本冲绳一个旨在寻求琉球独立建国的组织“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5月15日宣告成立。看来,《环球时报》社评说的第一步已经要启动了。
《环球时报》社评说:“对中国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态度,西方国家通常是官方模糊,一些精英势力支持‘台独’和‘藏独’。对琉球问题,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种做法作为未来对日政策的一个选项。”有评论说,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对,在西方和日本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人民享有结社自由,民众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自然也包括支持西藏支持台湾的组织;公民还有权建立反对党。中国大陆却不然。《环球时报》说得也很坦率,它明确建议政府“开放”和“允许”民间成立支持恢复琉球复国的组织。这就承认,未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支持琉球复国的组织并非真正的民间自由结社,而是得到政府特许的,是政府的别动队。
社评说的第二步,是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提出琉球问题。看上去,中国是打算向联合国或国际法庭一类国际机构提出琉球问题,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一类原则解决琉球的主权问题。倘若如此,社评说的第三步--中国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让琉球脱离日本--又是从何谈起呢?
这就暗示,未来中国有可能使用在联合国或国际法庭之外,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之外的手段去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以达到让琉球脱离日本的目的。
1980年代,在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中共上层一部分领导人,出于对十年浩劫的痛定思痛,主张制定出版法,对民间自发刊物依法管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邓力群请示陈云。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今日中共,正在把陈云的主张发扬光大。一方面,在国内,莫说反对党,莫说政治性组织,就连一般性的民间非政府组织都严控严打;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在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则充分用那里的自由民主从事公开的或暗中的反对活动;如果和平的方式、合法的方式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惜采用非和平的非法的方式。《环球时报》社评说:“只要中国再经过二三十年后实力足够强大,这就决非一个幻想。”
我们早就讲过,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必定对国际准则、对普适价值更敌视、更藐视,必定是对世界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吗?
注:参见我在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里谈《中共提“琉球再议”意欲何为》,2013年5月13日,链接: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5/14/atext897288.html。并参见拙著《钓鱼岛为何在日本之手》,2012年9月4日,链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1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 2013年5月17日—5月30日)
争鸣杂志:央企国企高管对中共中央文件集体说“不!” 【阿波罗新闻网 2013-05-14 讯】 据港媒报导,4月18日,中共监察部、国资委对国有企业下达《关于必须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金、津贴、福利、奖金(分红)的规定,纠正,追究违规,违纪的情况》的通知文件。据报,央企、国企高管层竟然连续抵制三届中央政府及部委下达的有关文件。 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消息称,该通知文件是自今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国资委下达《关于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薪酬调整、奖金(分红)的规定》文件至国企党委、董事会后,于3个月内下达的第二个同类文件。 近三届中央政府及部委下达文件记录显示:第九届国务院和部委下达有关文件通知8次,其中国务院3次;第十届国务院和部委下达有关文件通知12次,其中国务院4次;第十一届国务院和部委下达有关文件通知15次,其中国务院5次(每年一次)。不过,这些中央文件最后都打了水漂。 据报,从2007年至2012年,127家中央企业高级管理层的薪酬、津贴、奖金(分红)上升1.2倍至4倍,是本企业职工年薪酬的12.5至320倍,其中金融、运输、电讯、电力、建筑、石油、石化、轻工等行业的高级管理层年均收入达268万至6500万。2011年、2012年年总收入超过5千万元的央企高层有49人,超过6千万的有7人。另外,在大陆上市的地方国企高层年总收入超过1千万元的有8200多人,年总收入超过2千万元至4千万元的有2530多人。这还只是所谓“合法”的公开收入。 早在2003年2月底,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临交班前夕召集中央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班子开会,说:“高层人员薪酬已经远远脱离国情,赶超了欧美跨国企业高层,是极不合理、极不正常、极易引发社会民愤的。一句话,必须大幅度削减”。央企红色资本家不以为然,随后以集体行动抵制。 前总理温家宝从2003年3月中至2012年3月初及同年9月底,先后12次召集中央企业高层和在境外上市国企高层开会。温家宝敦促:“必须大幅度下降薪酬、调低津贴标准、控制奖金(分红)额度,否则过不了三关”。他所指的“三关”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社会和舆论监督、现行社会制度和国情等关卡。央企红色资本家联同上市国有企业高管层,仍然集体对温家宝亮出“不”的底牌。 早前《争鸣》曾报导,温家宝在离任前,于1月14日拒签央企管理层加薪10%至16%的报告。温批示:“宜作调整,不能加薪、增加福利,分红要控制在一定比例,国企管理层薪酬已远抛企业职工收入近50倍以上。” 中共十八大后,自去年11月下旬至今年3月中旬,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与央企高层及境外上市国企高层多次谈话,李表示:“目前国企高层薪酬不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完全脱离现实,必须纠正。高级管理层年薪总收入必须规定限制在本企业职工平均年薪5倍以内,年奖金(分红)必须规定限制在本企业职工平均奖金3倍以内”。 身为本届中共总理的李克强面对央企、国企红色资本家群体的挑战,结果难预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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