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對我說的心裡話·韓 淮

1956年秋，波蘭軍隊文工團來華訪問。鑑於是較龐大的藝術團，文化部和對外文委決定，請田漢坐鎮指揮接待工作。田漢和夫人安娥一起來到接待辦公室，當田漢介紹安娥時，我大吃一驚：“安娥！《漁光曲》的作，我年輕時還為《漁光曲》跳過舞呢！”

安娥大姐問我：“你那時多大年紀？”我說：“13歲。”她說：“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說話。

隨後陳沂將軍、李偉（時任文化部宣傳處處長）、馬寒冰、黃文友（中國駐波蘭使館秘書）相繼來了。陳沂向大家介紹田漢、安娥等，並鑑于田漢是文藝界的旗手，隨口說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漢擺擺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談起波蘭藝術團接待的有關事宜。同時，自即日起田漢先生就住在賓館，安娥當天就走了。

我作為接待辦公室的秘書組長，除給了田漢“接待計劃”外，還把當天的活動日程向他匯報。

田漢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說話。他生活規律，晨六時前洗漱完畢，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擺着紙和筆，一直是沉思……沒有人打擾他，他可以一句話都不說。

我還是向他匯報當天的日程，排練的時間及劇目、晚間演出的安排、國家領導人請柬的發放情況、晚間的宴請……

當我匯報客人的節目排練情況時，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當時說：“主隨客便，節目我們原則上不表態，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膽地工作吧。”我卻想着“外交無小事”。馬寒冰也有時貿然地說“田老大”，田漢卻連頭都不抬，像是什麼都未聽見似的。

按照日程，波蘭軍隊歌舞團在北京、天津、上海、濟南、廣州、武漢等城市訪問後，一站直達安東（今丹東），列車在車站稍事休息將赴朝鮮訪問。對着客人的領隊、團長及翻譯，田漢說：“韓淮，你把波蘭團到朝鮮的訪問計劃及朝鮮現在的情況，向他們做個簡要介紹。”

我說：“朝鮮剛剛經過殘酷的戰爭，建築物從城市到鄉村受到嚴重的破壞，雖然停戰近三年了，但是戰爭遺留給朝鮮人民的依然是千瘡百孔。條件很差，無論是生活、吃住，特別是演出條件，都是很差的，請你們做好思想準備。”

田漢說：“鑑於我們是兄弟國家，說話就不客氣了，韓淮同志介紹的朝鮮情況是真實的，我沒有什麼再補充的，請你們參考。”

波蘭軍隊文工團團長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熱忱而真誠地說：“請你們放心，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難最嚴重的國家，我們經歷過德國法西斯的屠殺和戰火，死的人成千上萬，我們團有80%的人是從二戰中過來的，我們對戰爭情況以及朝鮮的條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點請你們放心。”

我們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談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車開動了，波蘭團進入了戰後的朝鮮。田漢和我在站台上向他們頻頻招手告別。

回到賓館稍事休息，我說：“田老，您我見面以來，從未深談過，但我從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滿了憂慮，是這樣嗎？”

他說：“開始我以為部隊的同志一直都是單純的，看問題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膚淺。經過近一個月的觀察，我覺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較活躍，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說起來話就長了，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我對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大體上從總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國幾億人口，只提個“為工農兵服務，未免就狹窄了點。遠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們還說‘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我寫《義勇軍進行曲》時，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包括56個民族，我還怕不夠就用了‘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這樣動員起來的全國人民，力量自然是無限的，就像火山爆發了一樣。”

“然而‘為工農兵服務’，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國的工業是很不發達的，工人階級是極有限的；‘農民’就更是一盤散沙，唯獨‘兵’，兵才有幾個？充其量還不到100萬人。再說‘為工農兵服務’，就把上億的學生排除在外了，還有最有影響的教授、自由職業者、工商業者，這些都是抗戰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這些廣大的階層，都被‘為工農兵服務’一句統統減去了，這和中華民族全民抗戰，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話扯得太遠了，再說近的。去年開展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我插話說：《人民日報》拋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支離破碎，隻言片語，好多人都看不懂，連總政治部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人，也說是一篇“斷章取義”的文章，看不明白。可這些連篇累牘的材料，據說都是毛主席閱批的。我問田漢：“您認識胡風嗎？”

他說：“何止是認識，還是老相識呢！”

田漢接着說：這場運動不只是對胡風的，而是對着整個文藝界的，甚至是對着幾百萬知識分子的，因為它指的是“集團”。

我說：“那您怎麼辦呢？”

他說：“只是我和胡風沒有什麼通信這就抓不到什麼把柄，可我的思想、觀點和胡風都是一致的。”

我說：“這不就麻煩了！”

他說：“胡風寫的對中國當代科學技術、文藝領域建設的文章，你看過嗎？”

我說：“沒有。”

他沒有說話，接着就是沉思，許久說了句：我擔心的是中國文藝的方向，更擔心文藝界。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個作家，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集團”不是哪個人；“胡風反革命集團”將來怎麼收場，中國將來的文藝戰線、文化藝術工作朝哪個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說：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還是英明的。

田漢說：“雙百”方針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為了繁榮文藝和科學技術嗎？那就不一定了。

我說聽說過“雙百”是為“引蛇出洞”！

田漢說：這不就明白了，“雙百”剛說過，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還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現在也沒有定論，這都是人們所擔心的。

我說：章乃器先生說過一句“中國是中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

田漢接着說：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話當然傷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滿。不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不滿，不信任遠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話。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風運動時及以後的“搶救失足者”中，當時延安和邊區共打出特務15000多人，結果一個特務也沒有，連王實味也不是特務。不過王實味還是死於康生的槍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戰爭最殘酷的時期，黨中央從延安撤出時發生的事。

這是我和田漢先生的最後一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當時是波蘭軍隊文工團訪問朝鮮的第五天，當晚到新義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該團的幾百噸重的服裝道具裝卸車簡化一下，就趕往新義州。當我走出賓館將要上車時，田漢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門口，喊：“韓淮，你把這件雨衣穿上。”

當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電，要他立即趕回北京。

我是當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給田漢先生打電話，首先向他匯報了波蘭訪問結束回國情況，他說：他們好，沒出什麼事就好。最後我問他：何時您在家，我給您送雨衣去。

他大聲而斬釘截鐵地說：“我很忙啊！韓淮同志，很對不起，我沒有時間，雨衣就送給你了，你還這麼小家子氣！”

這就是我和田漢先生的相識、相別和最後一次通電話……

這是我與田漢先生1956年初冬的對話，地點是丹東市一個賓館。回憶“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完全印證了田漢的憂慮，對待文化藝術更是使人不寒而慄。中國文藝界受到的摧殘，文化人的命運——田漢老人死於紅衛兵的鐵蹄之下，老舍先生跳進太平湖，鄧拓含冤身亡，上官雲珠高喊着：“我沒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樓自殺……

（作者為中央電視台原台辦室主任）

（責任編輯　黃　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