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格局下，如何打破為權力和資本服務的各種“智庫”的壟斷，把和平、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推銷給主導全球化的國際企業呢？

目前的條件下，只有一條途徑：通過股東大會提案，奪回話語權，宣傳、教育和動員公眾參與國際新秩序的改進過程。

今年1月6日，我向NetApp[1]提交設立公共委員會的提案[2]，特別提到：在公司具有繁多業務的亞太地區，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天安門悲劇，拋棄作為戰後亞太和平基石的憲法，一步步向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倒退，在美日安保條約下把美國也誤導入與崛起中的民族主義中國的衝突。我進一步列舉《朝日新聞》1990年2月10日、1992年10月20日和2009年6月8日對我的採訪和我2004年發表在西班牙歷史協會的長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指出日本政府如何踐踏自己的國際諾言和國會答辯，欺騙、出賣和迫害我們在日留學生。最後，我舉出微軟公司2012年部分因為我的提案建立了公共政策委員會的範例，希望NetApp效仿。

4月，我接到NetApp負責企業與證券事務的副總裁O’Callahan女士的電話，表示願意聽取我的意見。經過會談，我4月17日向NetApp提交了兩頁長的書面建議，希望在員工守則、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供應鏈等方面幫助NetApp改進企業治理。

令我吃驚的是：5月6日，我收到NetApp僱傭的外部律師行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至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長達93頁的信，以“NetApp已經實施了我的提案中的主要內容”和我的提案“不可調和地模糊、不確定而導致虛假、誤導”的荒唐理由，要排除我的提案[3]！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公司這樣對付股東提案時，說明這個公司已經黔驢技窮了。

5月9日，我也致函SEC，以NetApp用來誤導公眾的EICC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例子等，駁斥了律師行的謬論[4]。

7月1日，當安倍政權悍然踐踏憲法、以所謂“集體自衛權”拋棄日本戰後的“專守防衛”政策，而短視的奧巴馬當局歡迎這一決定時，我收到SEC轉發的其律師6月27日就我和NetApp及其律師行的爭議的意見，其中拒絕了NetApp的律師行的每一點排斥理由[5]。這是美國的民主的企業治理法規的勝利，意味着如果NetApp不再僱傭律師行挑戰SEC的話，我的提案就會交到成千上萬的股東手中，以亞太和平問題為鍥機，動員美國公眾參與到國際新秩序的改進過程。

讓我們拭目以待。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