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自：戚本禹回憶文革和江青）

【公孫明按：文革的關鍵人物毛主席江青等已不在世，然則文革過程中進行打砸搶燒殺無所不為的到底是些什麼人？老舍，上官雲珠，傅聰以及很多知識分子作家及藝術家被迫害被殘殺是誰幹的？是什麼人把毛主席以群眾糾正黨內走資派轉變而為上層黨官斗地富反右壞？今天，這批殺人兇手搖身一變而為當權者，髒水都潑在毛江等身上，並以此作為妖魔化毛主席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彈藥。此事的不公平還在其次，毛主席發動文革以及文革的終極意義被扭曲被污辱才是歷史的悲劇。幸好仍有僅存的文革中心人物戚本禹今日仍然健在，感謝他給我們以最有資格的當事人身份說出一些真相，還歷史一些公道！讀者過去對文革的一些疑問與誤解，或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

　　1966年6月2日, 毛主席指示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 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高潮。劉少奇開始對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不怎麼反對,他認為那是針對彭真和北京舊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後來一看,廣大學生和群眾轟然起來大造各級黨委和領導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牽涉到他們自己.就覺得不行了。當時由他和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就決定要向各學校派工作組。還以中央的名義批轉了< 北京大學文革簡報 (第九號)>.其主要內容就是要在學生和教師中開展一次抓“右派”運動.一時間很多向領導提意見, 貼大字報的學生和群眾被打成了“右派”, “反動學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離審查.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資反路線"的。

人民日報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陳伯達主持寫的，那時他剛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報。當時江青不在北京, 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討論過這個社論。所以這個社論並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態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裡面已經明確地講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頭是對着走資派的，而不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劉鄧卻要把運動引向鬥爭學生和教師以及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這實際上就是在轉移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而且劉鄧搞資反路線,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槍打出頭鳥,對那些敢於領頭站出來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不管他出身怎麼好,平時表現怎麼好,一概予以打擊,以此來震懾住其他人.再一條,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來斗.也不知他們是出於什麼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歷史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群眾並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級黨委或工作組把材料拋給群眾的.有些還是在黨委或工作組的直接領導或授意下組織人來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厲害的恰恰就是劉鄧的資反路線,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上所講的情形,一點都沒有誇大其詞。

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破四舊進而亂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麼反對，因為這是群眾運動，群眾要破四舊，當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當時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對走資派。開始是反“彭陸羅楊”，批“三家村”。後來就是反對劉鄧的資反路線.當時社會上的亂抄家是怎麼弄起來的呢。老實說，我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來的.我記得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上，總理批發了一個文件，名稱叫”紅衛兵破四舊的戰鬥成果”。把當時抄家抄出來的東西,其中很多金銀財寶,拍成照片印了出來。我當時看了還問總理說這些東西如果流落到社會上去, 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麼辦。總理說，你放心，有人管的。後來知道, 這些抄家抄出來的東西都是上繳到”首都工作組”的。首都工作組是個很神秘的機構，是由葉劍英負責的,它只向總理匯報工作。而無需向任何部門(包括中央文革) 通報情況的。所以我們中央文革連陳伯達和江青都沒有人知道它的事。

劉少奇搞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時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們說，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個大學去看大字報。要我負責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後的情況集中起來, 在電話里向江青匯報。那時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有時一天要通好幾次,向她報告我們所了解到的情況.然後由她報告給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鑄也要把中央開會討論的情況向主席作出書面報告。那時中央辦公廳也歸他領導.他總叫我起草報告，因為我是擔任會議記錄的,又是主席秘書室的主任。所以說, 主席對兩邊的情況都是瞭如指掌的。

那時我每天都去工廠,學校看大字報。去的時候是悄悄地去的, 看了也不表態, 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輕工學院看大字報的時候,被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認出來了,她就叫了,戚本禹來了。學生們都上來圍着我, 要我對大字報表態, 這個時候, 我如果不表態, 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處都是圍剿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我就說，這個大方向不對，大方向是斗走資派，學生不是走資派.他們說，是壞人。我說，哪有那麼多壞人啊。那些受壓的學生聽了就一下子都喊起來了，說毛主席派人來了,說我們不是壞人.我就說，不能說是毛主席派我來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說的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因為自己有“八司馬”的經歷，所以，我知道，一給領導提意見，他們就把人家說成是壞人。這是不對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說, 你們學生沒有罪, 你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給領導提意見, 這是完全對的。即使有些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可以作檢討, 但不是壞人. 抓游魚那是把學生當作右派抓了,是錯誤的。學生馬上把我說的話用大字報到處去貼。說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們。這樣一來,我就和薄一波發生衝突了。因為輕工學院的運動是薄一波直接領導的，在我去之前,他剛去看過大字報，他一頭扎進資反路線那邊,是堅決支持輕工學院領導大抓“游魚”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會上不點名的批評我,說有的人在學生面前隨便表態,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時主席還沒有指示，就叫我們去看大字報，了解運動情況，所以我這樣說是冒了一定的風險的。可我的講話馬上就在各個大學裡面都傳開了。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又都分頭去學校支持學生。王力、關鋒去清華接見蒯大虎；我去地質學院支持朱成昭，；我還叫林傑去支持師大譚厚蘭；北大是曹軼歐去的，我也經常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曹軼歐就和學生講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來看了大字報，戚本禹怎麼說怎麼說的。所以後來造反的學生有什麼事就都來找我。知道有這麼個渠道支持他們。陳伯達知道了，就跟我說，你少說話。可我跟江青一匯報，江青說我說得還不夠,她堅決支持學生和工人起來造反。我就跟她說陳伯達讓我少說話，江青說，你別理他。江青明確叫我去支持學生。其實陳伯達也是反對整學生的，但他不願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領導發生矛盾和衝突。陳伯達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可他在劉鄧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卻老是用哀求的口氣發言，說你們聽聽我這個小小老百姓的發言啦，不能這樣對待學生，他們還是孩子麼。可鄧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 看也不看他一眼。劉少奇嫌他囉嗦,做了個往下按的手勢,陳伯達就不響了。我們在背後譏笑他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後，批評了陳伯達，說你這個組長就像是辛亥革命時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戰士把你從床底下拉出來革命的。陳伯達朝我看看，懷疑是我在江青那裡說了他什麼。因為他並沒有正面問我，我也不好說什麼。其實那時我還是很尊重陳伯達的，後來事情就多了，和陳伯達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開說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車就接見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後來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批評劉少奇他們，說現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眾有事都願意找他們了。你們說話都沒用了，人家都不喜歡你們，喜歡中央文革。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學生的結果。那時我們中央文革說話已經可以影響到整個的運動了，當然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對我們的不滿。

隨後毛主席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撤銷了劉鄧以中央名義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簡報”.緊接着又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 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通過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信，又登上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這樣文化大革命才真正進入高潮。

那時我們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記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運動的動態,報告給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過接見,開會和講話去支持造反的紅衛兵.那時中央文革小組幾乎每天都要開會,總理一般都來參加.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支持誰,不支持誰.都是由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他們決定的.我們按照他們做的決定去進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報組記者,接見哪些群眾組織的代表,這些由王關戚來決定的。

紅衛兵運動起來了。可那時候，那些受資反路線迫害的紅衛兵還都忙於自己學校的運動,批鬥走資派,批判工作組。倒是一些高乾子弟，他們的消息靈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區，跨單位的組織，什麼”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還有”海淀區糾察隊”。他們要來”糾察”紅衛兵.到後來又搞出個什麼“全國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這些聯動的頭頭都是高乾子弟出身，劉鄧搞資反路線的時候，他們都是各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頭，是跟着工作組的。現在形勢變了，劉鄧靠邊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眾的衝擊，甚至被打倒了。他們是作為中央文革的對立面出現的保守組織.而在它的背後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說他們是打着紅衛兵旗號的保皇派。

就是這些打着老紅衛兵旗號的人,他們一式黃軍裝,配有新自行車甚至軍用吉普,煞是威風.他們為了樹立自己組織的威信, 打擊造他們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處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設公堂，甚至打人致死。還公然提出了“紅色恐怖萬歲”這樣的反動口號。一些學校，老師，校長都被他們打死了。而且他們還專對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當時就震動很大。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鬚溝>時候,我也在場.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都超過對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的.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定的.老舍聽了非常高興.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麼多的漢人,感到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大家都挺喜歡的老舍,怎麼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對老舍的死,江青問過我好幾次,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懷疑是周揚餘黨指使人幹的.我們都不相信，認為周揚餘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着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她讓我去查.我總懷疑是葉向真搞的.但謝富治他們也查不出證據來.查了半天, 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潔青的身上, 說他老婆要和他劃清界線.老舍外面挨斗, 回家挨罵.找不到溫暖, 這才自殺了.文革後審問我的時候，來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這件事，他們只提鬥爭王光美, 劉少奇, 根本不問老舍的冤案.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 他們卻不給回答.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幹的。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李達之死，上官雲珠之死、馬思聰、傅聰等人的死.江青專門問過我, 上官雲珠怎麼死的, 為什麼要那樣斗她? 江青認識她的丈夫姚克,說他是個老實人.姚克是影片清宮秘史的編劇, 江青說, 關於清宮秘史的爭論主要是針對對它的評論來的.這跟姚克有什麼關係啊. 江青還跟我說,憑什麼要把蓋叫天斗死啊.江華是怎麼搞的. 我說,這恐怕連江華也管不了的.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幹的。但在文革後,他們卻把這些事情統統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頭上.他們拿不出一件像樣的證據出來, 便放任一些無良作家去編造情節, 散布謊言.以欺騙中國人民。

群眾很快就把聯動的胡作非為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有的來信還是用鮮血寫的。總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就命令我去調查,處理。我帶着解放軍戰士到他們活動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東安市場（那時改名叫東風市場），當時被稱為”十里刑場”,北京第六中學去。去了之後就責令他們把被關押的人都放了，並且收繳了他們使用的兇器。我把收繳的兇器裝了幾籮筐直接帶到了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給大家看。江青看到這些血淋淋的兇器，頭一個反應就說，他們這是想給我們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贓。可陳伯達卻在一傍說什麼，高爾基,魯迅都說過，革命總是要伴隨着血腥味的。說我有點小資產階級的味道。為了他這句話，以後我凡是去處理聯動的窩點，就都帶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覺得看不下去了。後來他反聯動比我還積極。北京大興縣發生慘案，開始是我和王力去處理的。我們到了那裡的時候, 打人, 殺人的人聽到風聲都跑了, 找不到人了。還好康生有個孫女,叫張力,在那裡當團委書記。張力以前來過釣魚臺, 認識王力和我。張力知道是怎麼回事,給我們詳細地說了亂殺人的過程,那手段是非常殘忍的，把被他們指為地富反壞的大人小孩推到坑裡就給活埋了。她說這都是聯動的人過來布置的，還說有些來的人看上去年紀已經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學生。而且還有警察帶他們來的。我馬上就給北京市委的馬力打電話,要他趕緊出面制止。馬力第二天就帶人下去。並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殺人,否則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聯動的暴行造成了極其嚴重和惡劣的影響。在一次控訴聯動暴行的群眾大會上，江青點了周榮鑫,雍文濤,王任重,許明這幾個人的名，並當場叫周榮鑫,雍文濤兩人在會場上站起來,要他們交代是怎麼支持聯動的。

許明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兼信訪辦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兒子孔丹是聯動的一個領頭人.許明是個能力很強的女同志。因為當時黨中央的信訪工作是我管的，而國務院的信訪工作是許明在管,所以我和許明的工作接觸很多，也很談得來，相互之間都是很信任的。會後，許明非常緊張。她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孔丹搞的事，具體情況總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為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給予了支持，主要是為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對他們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並不清楚，也絕沒有在背後指使。她還跟我說, 總理批評她了, 而且批評得很厲害, 叫她停職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 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說說.她在電話里都哭了.我心裡是很同情她的, 答應她說一定找個機會跟江青說.當天晚上我見到江青時, 我向江青匯報了許明的來電, 並說許明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 她跟我說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讓她檢討一下算了. 江青也同意.還說見了總理, 再跟總理講講.可是，就在與我通了電話的第二天，許明自殺了。

我們中央文革開會分析認為，聯動的所作所為絕不簡單。關鋒把聯動總結為是資反路線在新形勢下的繼續，是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王力對“聯動”也很憤怒，他拍着桌子罵它是“掛羊頭賣狗肉”（意思是掛着毛主席的羊頭賣的是劉、鄧的狗肉）。我當時說，它絕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異己”的力量。

實際上,聯動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領導文革運動的權力。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 就是這個意思。工作組的時候,他們是支持工作組的,工作組也支持他們。工作組走了。那他們就要由他們出來掌權了。譚力夫講話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領導運動的權力。這些話,他們的老子不敢出來講,就由譚力夫這些人出來講了。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文革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反對正在形成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特權, 你現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權。如果由他們來領導文革的話,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了。這點, 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譚力夫的講話當時被有些省市當作”中央文件”一樣迅速地印發下去,甚至都印發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不知情的還以為譚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員, 至少是中央委員了。這說明當時他這些觀點是受到相當一批幹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兒接班”, 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實也只是個模糊命題。可是連這個他們都不接受。一定的意義上講,當時對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這批自稱老紅衛兵的小群體。他們老子不能出來, 就叫兒子出來。製造恐怖,擾亂人心。

後來，我們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學校造反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並在中學也成立了紅衛兵代表大會（中學紅代會）。他們都是聽我們中央文革的，我和他們聯繫的最多，所以被他們叫做“戚大帥”。他們一起來，聯動就吃不開了。三司和中學紅代會，對付聯動很有辦法。他們人多，聯動在哪裡鬧事，他們就上去把他們一圍，聯動說也說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碰到他們就只有趕緊跑。

聯動沖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來,更多的則都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門的.後來,陳士榘把他參加聯動的兒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為他兒子參加聯動的事主動給毛主席寫了檢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們全都放了.但主席說了,弄得不好,這些高乾子弟將來會給革命造成一場災難.主席跟江青說了觸讋說趙太后的典故.隨後江青根據主席的指示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著名的”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向老幹部講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希望他們勸說自己的子弟繼續革命,別做壞事.主席對歷史典故的運用,簡直是爐火純青,而且富有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