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與法國殖民地的“哈金斯”

茉莉：只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遺忘的關於“哈金斯”的歷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

2018年5月8日 05:43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

凡讀過加繆的人，大都難忘他筆下的阿爾及利亞風情。正是北非的大海與陽光孕育了早年的加繆，使他獲得豐富的創作源泉。但阿爾及利亞也是加繆心中永遠的痛。

身為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加繆同情並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是反對歧視穆斯林的先驅之一。但這位捍衛正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很不幸地，在阿國反法獨立戰爭時陷入兩難困境。     

加繆車禍離世後不久，法國對阿國長達130年的殖民歷史也走到盡頭。加繆的父輩曾從法國集體移民到北非殖民地，但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前後出現了反向移民：幾十萬“哈金斯”（harkis）——協助法國殖民政權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在自己的祖國成了遭虐殺的對象，被迫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逃往宗主國法國。

蘇格拉底曾告誡我們：“道德的進步就是視野的進步。”人們對難民問題的無知與恐懼，往往是因為其社會歷史的見識不夠。只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遺忘的歷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那些被本國視為“叛徒”的阿國難民及其家庭，在逃亡法國後遭受了隔離、孤立和歧視等苦難。正如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所承認的：法國對哈金斯“忘恩負義”。

“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法國”

密特朗總統還說過這麼一句話：“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的法國。”早在1950年，這位法國政治家就巡迴考察了非洲，認識到殖民地是法蘭西帝國存在的基礎。在對非洲的長期殖民統治中，法國收益頗豐。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許多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為法國的自由而戰，不少人犧牲了生命。

當時，法國殖民者把持着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貿易，獲取了大量經濟資源——農產品和能源，但早期法國移民也有一些人生活貧困。例如，加繆的家庭就是被稱為“黑腳”（Pieds-Noirs）的下層移民。加繆曾說，他從來沒有從艱辛困厄的童年中“恢復過來”。不到一歲就失去了父親，加繆與哥哥成為戰爭孤兒，與母親一起生活在阿爾及爾貧民區，飽嘗了困苦。

然而，即使是加繆家庭一類貧苦的法裔移民，也屬於宗主國的成員，他們在殖民地仍然享有一些特權。例如，加繆的母親獲得終身撫恤金，孩子獲助學金以及免費醫療的權利。這些優待，使加繆能夠半工半讀至大學畢業。

當年輕的加繆成為《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到卡比利山區去調研，他才真正認識到當地土著穆斯林極端貧困的狀況。在《苦難的卡比利》的報告中，加繆揭露了殖民當局種族歧視的罪惡。呼籲當局改善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條件。

後來的形勢發展證實了加繆的擔憂，法國殖民者的歧視政策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導致法裔和阿拉伯人相互報復，阿國人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反法獨立戰爭。最終，法國政府被迫簽訂協議，承認阿國自決和獨立的權利。一百多萬白人殖民者捨棄幾代家業回國，阿國社會最終也因動盪而陷入崩潰。

因助法國，哈金斯遭報復逃亡

在1962年的停火協議中，法國要求阿國的FLN（民族解放陣線）確保：沒有人會因戰爭期間的行為在獨立後遭受報復。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眼裡，所有曾幫助法國的人都是不可饒恕的“賣國賊”。

當時阿爾及利亞大約有23萬哈金斯，即“親法國的穆斯林”。這些土著阿拉伯人效忠於法國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真的認同法國，希望維持法蘭西帝國的存在；有的只是來自鄉村，因貧窮而應徵入伍，為了能在法國軍隊混一口飯吃。由於哈金斯是本地人，法國軍隊利用他們打游擊戰，並搜集敵方情報。

FLN用血腥的殺戮報復曾為法國服務的本族同胞。據估計，被FLN用私刑處死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多達十幾萬人。其手段非常殘忍，包括活活燒死、閹割，用車拖死、或切成碎片餵狗。被處死的家屬中包括年幼的孩子。

想要活命的哈金斯必須逃離阿爾及利亞，然而，戴高樂的法國並不歡迎他們。當“黑腳”——下層法裔居民與法軍一起撤離阿國時，一些哈金斯就尾隨他們去法國尋求避難。

最初，戴高樂政府對這些“親法國穆斯林”的困境無動於衷，並下令阻止哈金斯跟隨法軍逃亡。但一些法國軍官不忍看到曾共同作戰的阿拉伯人被留在虎口，因此違背政府的命令，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屬一起出逃。

當時僥倖逃離阿國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大約有九萬多人，後來陸續逃出更多，最後人數多達幾十萬。

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掙扎

帶着悲傷，憂慮和恐懼，哈金斯們拖家帶口渡過地中海，逃離了家鄉那惡魔般殺戮的煉獄。他們沒來得及喘息，就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開始了艱難的新生活。

其時，法國政府不肯承認哈金斯在法國的居留權與公民權利。這些北非人先被送到臨時收容所，然後被驅趕到偏遠的營地，用鐵絲網圍起來。在祖國，他們是被追殺的“叛徒”，在宗主國又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只能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與掙扎。

由於哈金斯大都是文化低的體力勞動者，語言不通，無法融入法國社會，因此長期集體失語。這一段被遮蔽的痛苦歷史要等幾十年後，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才被以文字和影像公開作證的方式為人所知。

在法、阿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成長，這一類孩子成為優秀作家和藝術家的不少。他們寫作自己家庭的傳記，以文學和電影等手段，去探討前法屬殖民地移民和宗主國之間的愛恨情仇。

達利拉（Dalila Kerchouche）成為一位雜誌記者，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法文書《我的父親，那個哈金斯》（Mon Père，ce harki），引起法國社會的反響。達利拉於1973年出生於法國南部的哈金斯營地。在書中，她描繪了嚴酷而寒冷的營地，那裡的鐵絲網，飢餓、傷害、文化歧視和監獄般的管制。她的父母后來設法走出營地，到法國鄉村從事農業工作。

在孩童時期，達利拉曾經很熱愛並崇拜自己的父親，但到了反叛的少年時代，她開始鄙視和埋怨父親。在她眼裡，父親是不懂法語的文盲和農民，就因為他背叛了祖國阿爾及利亞，才使一家人陷入流落法國的不幸。

父親曾經為誰而戰？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哈金斯？法國人怎麼看待我的父親？父親為什麼不能以常人的方式融入法國社會？他為什麼不知道他作為法國公民的權利？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達利拉追蹤父親的足跡，前往老家阿爾及利亞去尋求答案。回到法國，她重返舊時的哈金斯營地，並追問父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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