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新聞的人大多不好讀歷史，但是好讀歷史的人大多也好讀新聞。前者容易證實，因為普通人容易遇到好讀新聞的人；後者就不容易證實了，因為普通人很少遇到好讀歷史的人。

好讀新聞的人大多不好讀歷史，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可以從大到小或從小到大地反覆發問：為什麼好讀國際和國內新聞的人比好讀國內新聞的人少得多？為什麼好讀外地和本地新聞的人比好讀本地新聞的人少得多？可以看出，人們的閱讀興趣一般是自我中心的，從身邊事向外，興趣越來越小。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為什麼好讀非娛樂新聞的人比好讀娛樂新聞的人少得多？從上兩類現象可以看出，人們的閱讀興趣一般是功利性的，而且是期望投入儘可能小，獲益儘可能快。

新聞是當下的歷史，而歷史是過往的新聞。與新聞相比，歷史離自我中心的個人更遠了，閱讀更麻煩，獲益更慢。對此還有胃口的歷史愛好者，對離自己更切近和更本小利快的新聞閱讀也會有興趣。

例外也是有的。歷史研究者中有些不好讀新聞，這可能是因為讀歷史只是職業需要，而讀新聞就不是職業需要了。這就像做其它工作的人，要讀職業需要的東西，不一定好讀新聞。還有些歷史愛好者不好讀新聞，可能是因為原來不好讀新聞，卻機緣湊巧，喜歡上歷史，好古成癖吧。

另外，好讀新聞是閱讀歷史的很好準備。

中國傳統正史主要寫帝王將相（還有其他著名文臣）的故事。這只是歷史現象的一小部分。其他還有經濟、民間組織（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很多重要現象。歷史書還有包括現象報道之外的類型：提出歷史規則或傾向性並通過分析歷史現象來論證的、從新的歷史規則或傾向性的視角重新敘述重要歷史現象等。

新聞也是如此，帝王將相的重要言行只是值得報道的重要時事的一小部分，其他還有經濟、民間組織、意識形態和政治等方面的很多重要時事。新聞文本還包括時事報道之外的其他類型：提出時事規則或傾向性並通過分析時事來論證的、從新的規則或傾向性的視角敘述重要時事的等。

由上可知，好讀帝王將相新聞是閱讀帝王將相歷史故事的不錯準備，而好讀各類新聞是閱讀各類歷史的很好準備。

讀不讀新聞，讀多少新聞，進而讀不讀歷史，讀多少歷史，這些都是各人隨意，與別人無關的。有趣的是，這方面也能看到撒謊和裝腔作勢，不讀新聞的裝讀的，讀得不多的裝讀得多的，不讀歷史的裝讀的，讀得不多的裝讀得多的。裝暴富、裝地位高、裝愛國、裝聰明、裝網上有特殊成就，什麼都要裝，誰會在乎呢？自己騙自己，無聊不無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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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常樂| 信史/報導、野史/傳聞報導、傳說史/傳聞和虛構作品

信史指根據較可靠資料如檔案等編寫的歷史着作。信史並非完全可靠，還是會有錯誤，原因是資料錯誤或編寫錯誤。資料錯誤或編寫錯誤可能是無意失誤，也可能是故意為之。野史指根據傳聞編寫的歷史着作。野史中的錯誤當然更加多。傳說史指民間傳說（包括神話）。傳說史中的錯誤當然比野史還要多。虛構歷史作品指歷史小說、歷史劇和歷史故事片等，不必要求其歷史真實性。

信史、野史和傳說史都是關於其所記述時期的史料庫。要從中考證出可靠的史料，就要看考證者的本事和耗費時間了。

虛構歷史作品有些可以作為作者生活時期的史料庫，例如《金瓶梅》說的是北宋故事，但可以作為作者生活的明代的史料庫。

就讀者（或聽者、觀眾）數量來說，最多的是虛構歷史作品（例如三國評書、三國戲和《三國演義》），其次是傳說史（如神話故事、《聖經》），少得多的是野史，少得可憐的是信史（例如《三國志》）。這是因為趣味性遞減，而讀者（或聽者、觀眾）大多需要的是娛樂。

虛構歷史作品在閱讀能力普及的時代之前除了娛樂功能，還有傳播意識形態等功能。例如三國評書和三國戲傳播的忠、義觀念。由於虛構歷史作品的風行，許多虛構歷史故事成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例如關公、諸葛亮、張飛等人的虛構故事。

在時事傳播方面，信史的對應者是較可靠的報導，野史的對應者是傳聞報導，傳說史的對應者是傳聞，虛構歷史作品的對應者是虛構現實題材作品。

較可靠的新聞報道、傳聞報導、傳聞和虛構現實題材作品都是時事信息庫。要從中審辨出可靠的信息，也要看審辨者的本事和耗費時間了。

就讀者（或聽者、觀眾）數量來說，最多的是虛構現實題材作品，其次是傳聞，少得多的是傳聞報導，少得可憐的是較可靠的新聞報導。這是因為趣味性遞減，而讀者（或聽者、觀眾）大多需要的是娛樂。

（201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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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歷史學者高華青少年時代的大量閱讀

高華（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者，因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而知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尤為學界所重。出版專著有：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

《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歷史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14。一套兩冊。

生前擔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兼任華東師大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導，中國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

1966年年中文革開始，高華12歲讀完小學五年級，就此失學。1968年下半年小學和初中複課，他14歲讀初二，在教學內容單薄混亂的初中讀到畢業。1971年初16歲當工人。1978年年初23歲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88年初33歲擔任該系講師。

高華2005年在“行走在歷史的河流”（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自序）中，回憶了青少年時代的大量閱讀：

1966年年中12歲之前，《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五四以來老作家的作品、《紅旗飄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

1966年年中開始，高爾基：《在人間》、《我的大學》、《中國分省地圖集》、《讀報手冊》、《參考消息》、《旅行家》。

1966年深秋，魯迅文集。

文革初、中期，越南華僑協會：中文周報《新越華報》、《朝鮮》畫報。

1969年9月15歲，瞿秋白：《餓鄉記程》、《赤都心史》。

1969年底，日本留蘇學生：《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1970年代初16歲，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約翰•克里斯多夫》、傳記（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李大釗、惲代英、劉伯堅、季米特洛夫、台爾曼、伊巴露麗等人的）。

1970年代初中期，《摘譯》、《學習與批判》、《朝霞》。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赫魯曉夫回憶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一位錫蘭共產黨員：《斯大林主義》、克拉夫欽科：《我選擇了自由》、凱特林斯卡婭：《勇敢》、《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記事（1953-1973）》、《蘇斯洛夫言論選》、金日成著作集。

1973年19歲之前，《毛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

1973年，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君書》、《韓非子》。

文革後期之前，托爾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萊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在俄羅斯誰能歡樂而自由》、高爾基、愛倫堡、法捷耶夫、特瓦爾多夫斯基、蕭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

高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57.html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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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閱讀狂童成才者和少小讀閒書少的反智主義者

知識生產者中有些是閱讀狂童出身，有些頗具傳奇性。

例子之一是王小波，14歲初一碰上文革，就此失學，但他的幸運是，老爹是中國人大的邏輯學教師，家中有兩大書櫥書，讓他原本就愛好閱讀，此後更是自己讀了兩年書。

16歲去雲南農場做知青。19歲轉到山東牟平插隊，後作民辦教師。20歲回北京做工人。25歲之前開始寫小說。26歲考進中國人大貿易經濟系貿易經濟商品學專業（工科）讀本科。30歲任中國人大一分校教師，開始寫作中篇小說《黃金時代》。32歲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開始寫作以唐傳奇為藍本的小說，其間得到台灣移民美國東網歷史學者許倬雲的指點。36歲任北大社會學系講師，39歲任中國人大會計系講師。

同年（1991年）《黃金時代》獲台灣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小說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並在台灣出版發行。由於中國文學獎的政治和關係因素太強，台灣聯合報文學大獎具有漢語文學最高獎的地位。1995年 5月，其《未來世界》獲第16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 7月，《未來世界》由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40歲辭職，成為自由撰稿人。45歲心臟病突發逝世。此後，他的作品盛行於世。

相對於他的小說，我比較喜歡他的雜文。

第二個例子是馮唐，真名是張海鵬。馮唐的髮小兒、北京電影學院教師莊新宇曾言，他（馮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計劃地系統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樣的野心從八九歲就有了。

記者蘇婭採訪[1]之初，讓馮唐用名詞羅列對過去生活的印象，他脫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華書局出的《史記》、沒有風扇也沒有空調，悶熱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盜版英文小說、北大未名湖、東南3條5號協和醫科大學解剖室、托福考試、去美國帶着的30塊錢炒鍋、面試和案例。”沿着這些名詞，划過去的37年光陰游動起來，明明暗暗。

漢語閱讀最早始於初中時讀王力的《古代漢語》，手邊與之相應的工具書是商務印書館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然後是“前四史”。英文閱讀開始於當時流行的《新概念英語》，隨後背了三遍梁實秋編的《遠東新袖珍英漢詞典》，又按美國現代圖書館開出的最佳英文小說書單，讀海明威、薩克雷、狄更斯、勞倫斯、奧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漢語，讀周作人、曹聚仁、梁實秋、魯迅，透過他們的書評，按圖索驥找文學書讀。如此一長串經典文本，並沒有湮滅北京胡同、大雜院裡的鮮活世事打下的印跡，這些印跡以口語形式被馮唐植入小說。

在“一直想忘記寫作，而沒有忘記”的日子裡，馮唐開始在草稿上寫作。通常形式是日記，日記之外，還有一本無意識地寫完的小說《歡喜》，寫於17歲（1988年），35歲出版。

張海鵬13歲就讀於北京市第八十中學。19歲就讀於中國協和醫科大學，27歲獲臨床醫學博士，婦科腫瘤專業。因為覺得研究項目難以突破，進入美國艾默里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讀碩士，29歲獲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就職於商業諮詢顧問業著名的美國麥肯錫公司，做到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41歲加入香港中資的華潤集團，任華潤醫療集團有限公司CEO。去年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中紀委抓捕後，43歲的張海鵬於7月向華潤集團辭職。

馮唐在美國讀MBA時，暑期實習，被困在新澤西，窮極無聊，於是重新想起寫小說這件事，提筆完成了《萬物生長》的雛形。33歲，出版處女作《萬物生長》，《萬物生長》與《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為馮唐的“北京三部曲”。其後又寫作出版了多部小說以及詩歌和隨筆。

在紛繁的領域和諸般身份之間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讓人匪夷所思，而在異常忙碌的生活中，寫作時間總是需要從“每周超過80小時”的工作時間中擠出來。“如果晚上11點之前工作完了，還沒筋疲力盡，就寫一點，兩周寫一章。”通常，一個長篇的“故事線”得趁每年的春節長假寫下來，再依據“故事線”每天寫一點，如此日積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後，用四周時間，“屏蔽”所有事，關了手機，斷了網線，集中地寫最後三分之二，修改、潤色。

馮唐的作品沒讀過，但他每天在職場工作十餘小時，還能高產好評文學作品，實在讓人驚訝。

第三個例子是劉仲敬[2]。12歲（1986年）和13歲之間，為消磨時間開始讀《史記》，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這條線路引導他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18歲考入華西醫科大學。22歲畢業後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法醫10年。35歲進入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讀碩士，38歲獲碩士。大衛·休謨《英國史》和麥考萊《英國史》。39歲進入武大歷史學院中國現代史專業讀博士。讀博兩年，已出版專著5部：《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 》（商務印書館，2015年）、《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仲敬的文章網上很多，稱得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網上歷來有片言隻語攻擊著名知識生產者的風氣，或因為政治原因，或因為紅眼病，或因為自抬身價。這種反智主義者一看就是讀書太少，不會思考，連段落都寫不好。

附註

[1] 第一財經日報訪馮唐| 青春完結，生活繼續

http://www.fengtang.com/articles/media_reports/1245600606.shtml

[2]劉仲敬| 自敘讀書經歷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4817012/

（201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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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故事書和歷史學

一般人不愛讀歷史書，愛讀的人大多讀歷史故事書，這個現象在中國人里特別厲害。這跟華夏歷史書的寫法傳統有關。

華夏最早的歷史資料，是在龜甲或牛的肩胛骨上刻的占卜記錄（卜辭），不成為歷史書。

商代人特別相信鬼神，君主做很多事之前都要讓占卜師（貞人）測測結果好壞。貞人在龜甲的內側或牛骨上鑽出小坑，拿火頭燙小坑，直到出現裂紋。按照裂紋的方向，決定吉凶。然後在龜甲外側或牛骨上刻下占卜記錄，包含時間、貞人、君主、占卜之事和占卜結果等。

此後也有一些書面的傳說和歷史資料，如青銅器、石頭、竹簡上的記載和《尚書》等。

流傳下來的最早編年體歷史書，是《春秋》，記載了魯國部分時期的政治。應該是魯國多代史官寫的，傳說孔子編輯過一部分。

《春秋》很簡略，左丘明（傳說是春秋末期魯國人）對它做了遠超其篇幅的註解，也就是《左傳》。內容主要是敘事。

可能在戰國初期，出現了佚名作者和整理者的國別體通史《國語》，敘述周朝王室和一些諸侯國的歷史。

戰國時期出現了編年體通史《竹書紀年》，但失傳了。直到西晉才被盜墓者在戰國魏王墓中發現竹簡，但到五代又散佚了，現在只有清代到現代學者的輯佚本（收集其他古籍中保留的部分）。此書對於春秋戰國時期，主要敘述晉國和其後繼者之一魏國之事。

漢初劉向用國別體重編了佚名作者的《戰國策》，敘述戰國時期一些諸侯國的政治。比此前《左傳》的敘事傳統進一步，《戰國策》描寫了很多人物，特別是縱橫家（在各國之間遊說和施政搞合縱或連橫的權謀人物）。此後散佚很多，宋代曾鞏收集校補，編為“今本”。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中，一部分類似於今本《戰國策》，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

《戰國策》的史料和人物描寫，對司馬遷影響很大。他寫了主要是紀傳（多人傳記）體的通史《史記》。

此後的官修正史大多是紀傳體為主的斷代史，即所謂二十四史，或者加上《清史稿》的二十五史（《史記》當然不是斷代史）。很少有的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之類的編年體通史。

從《史記》開始，紀傳體是正史的壓倒性主流。人物傳記是很討好讀者的。一般人讀書，主要是為了娛樂，首選故事書。連古代占大多數人口的文盲“聽書”和看表演，也主要是為了娛樂，要聽講故事的評話/評書，看演故事的戲曲和曲藝。

可是人物描寫多大程度上屬於歷史學呢？歷史學包含史料學和歷史哲學。前者考證史料，後者從史料概括出制約歷史現象的傾向性。寫人物傳記，當然要會考證史料，要概括出某些歷史傾向性或接受思想市場上的某些歷史傾向性，但是人物描寫還需要文學創作。

在文學創作上，人物傳記和小說是相似的，前者是“非虛構”故事，後者是虛構故事。電影的故事片也包含了傳記片等“非虛構片”和虛構片。

（2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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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當代中國歷史學者中的幾位刺蝟與狐狸

在古希臘詩人阿基羅庫斯留下的殘章中有這樣一句：“狐狸知道很多東西，刺蝟卻有一個絕招。”英國哲學和歷史學者以賽亞.伯林爵士說，學者和思想家也大致可以分成這麼兩類：一類對世界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追求普適的理論和解決――刺蝟；而另一類體察個體的多樣，追求不同甚至相互牴觸的目標――狐狸。比較著名的刺蝟有：但丁、柏拉圖、盧克來修、帕斯卡、黑格爾、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魯斯特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亞、希羅多德、亞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爾扎克、喬伊斯等。（《刺蝟與狐狸》，收入《俄國思想家》）

在歷史學中，偏重史料學的學者可以算是狐狸，中國歷史學者大多如此。極端者如傅斯年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錢鍾書也是。偏重歷史哲學的學者可以算是刺蝟，中國歷史學者中比較少。中國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馬遷是刺蝟，他的史學觀是追求古今普遍的傾向性或規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王國維和陳寅恪是刺蝟。

史料學者可以不做或略作傾向性或規則的概括（思辨、猜想），而歷史哲學學者一般需要具備史料考證基礎或史料審辨能力。與科學研究相比較，史料搜集和考證相當於科學實驗或田野考察，歷史哲學相當於科學研究者對數據概括出規則或傾向性。

當代中國歷史學者中的刺蝟的例子有高華、吳思和劉仲敬，而狐狸的例子有楊奎松和沈志華。

高華教授（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的名著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此書的一大特色是構擬出歷史人物的意圖，這在偏重史料的學者看來不夠可靠，但對歷史人物心理的構擬傳統悠久，在中國，《史記》中就常見，只能比較不同構擬的合理性程度高低。此書的史料基礎很厚實，引用文獻200多種。

高華教授是南京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博導，兼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和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

吳思（1957年5月－）的名著是《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和《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等。

吳思曾在《農民日報》工作10年。他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說，干記者干久了很容易就發現，中國社會並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規定、文件規定運作的。《潛規則》所舉的一個例子，關於化肥是怎麼分配的，就直接來自我的記者經歷。”“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中國社會的運行有一套不明說的規則。……直到1990年代我細讀明史，才有了進一步體會。"潛規則“首先是官和民的關係，但也包括官和官的關係，以及官和上級之間的關係。”

吳思所謂的血酬定律和元規則及二者關係是：“血酬定律說的是暴力的投入和產出，簡單來說就是三條。第一，血酬就是暴力掠奪的收益。第二，血酬定律是指當暴力掠奪的收益大於成本時，暴力掠奪就會發生。換句話說，暴力掠奪行為與收益正相關，與成本負相關。這是一個事實判斷。第三，暴力掠奪不創造財富，於是就牽涉到暴力掠奪集團跟生產集團的關係問題。“元規則”是決定規則的規則，在歷史事實上，這個元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當然，暴力最強者也不能一意孤行，他要考慮到生產集團會不會偷懶，民眾會不會反抗、逃亡，然後尋找一個最佳的掠奪率，不管是稅率還是對自由的限制。元規則的主導者是暴力集團，是暴力最強者；他們計算成本收益的算法，是用血酬定律來描述的。”

吳思是北京人，近期才辭去《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和副社長。

劉仲敬（1974年－）的著作有《民國紀事本末》、《從華夏到中國》和《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等，其最大特色是概括出國際體系對近現代中國的塑造。

劉仲敬是四川人，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和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

楊奎松教授（1953年10月－）的名著有《革命——楊奎松著作集》(四卷本，一. “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二.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三.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四.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等。

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任編輯，搜集了很多中共至今未開放的檔案。

楊奎松教授生於北京，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博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術委員。

沈志華教授（1950年4月－）的名著有《朝鮮戰爭揭秘》、《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

1990年代，在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界比較混亂的時期，身為富商的沈志華斥資數百萬從俄美購得大批前蘇聯解密檔案並無償向學者開放。 從1996年至2002年間，沈志華與中國社科院合作，組織翻譯、整理、出版了36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引起史學界的轟動。

沈志華教授是北京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和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國社科院多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20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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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了解劉仲敬

劉仲敬是有些人讀到過或聽說過的作者。他曾自稱有一段時間每天三分之一時間閱讀，三分之一時間寫作，三分之一時間上網。寫作的結果是幾部歷史學書籍（附註）、大量歷史學論文、評論、演講、政治等方面的評論，而上網的結果是大量網文。

劉仲敬的作品，按論述對象來區分，可以分為關於歷史的和關於現狀和未來的。

他關於歷史的作品，可以分為學術（歷史學）作品和通俗作品。他的歷史學研究，核心領域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中國大陸歷史學所用的“中國現代史”一般是指從中華民國建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擴展到東亞大陸前現代政治史。他的歷史通俗作品，擴展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世界政治史。對於中國當代政治史，很難做學術研究，因為檔案公開的較少。

他關於現狀和未來的作品，主要是基於對於歷史傾向性的研究的政治評論。

他的歷史學著作獲得同行的很高讚譽，似乎沒有反對聲音。他的學術水平，可以讀讀他與大陸一流晚清史學者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的對談。馬勇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表現得不如客串的劉仲敬。

他的歷史通俗作品和政治評論，獲得的大多是讚譽，但也受到少量歷史學和政治外行的批評甚至人身攻擊。例如：關於中共打敗國民黨基本上是由於蘇聯的支持的論述，受到親中共者的批評攻擊。關於東亞大陸政治史主要不是華夏主導的大一統歷史和東亞大陸處於文明的邊緣並且主要是外來文明的接受者的論述，受到大華夏主義者和中華帝國主義者的批評攻擊。關於中共政權走向崩潰（大洪水）的論述，受到相信“中共萬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者的批評攻擊。這種批評攻擊當然大多是毫無閱讀價值的，因為這種人對相關的歷史學、哲學、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都不學無術，不讀書不讀嚴肅新聞，只喜歡大批判和人身攻擊。幾乎不寫文章，難得寫大批判和人身攻擊文章，突然發作得像打了雞血似的。

劉仲敬的多方面學養，來自從童年開始的自我博雅教育。因為閒得無聊，他從童年開始通讀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傳記，此後閱讀面很廣。

劉仲敬在歷史學中推崇歷史哲學而貶低史料學。他在讀醫科大學時，讀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著作《西方的沒落》及其中國接受者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自稱接受而形成了認知地圖。斯賓格勒把世界上幾個文化看作生命體，從產生的春季到形成文明而走向消亡的冬季，最終成為文明的灰燼。這個過程是由幾個因素決定的。這種歷史哲學沒有被後來的西方大多數歷史學者接受，只有湯因比等個別學者接受並寫出多卷本的世界史，但被批評為對史料審辨有較多問題。

歷史哲學和史料學的關係，類似於新聞評論與報道的關係。報道者為什麼報道某件事，當然因為對時局有一定的看法（“新聞哲學”），要報道在此看法中有較高新聞價值的事件，但是人們讀新聞媒體，主要還是讀新聞報道，其次才是讀新聞評論（純“新聞哲學”）。同樣，人們讀歷史，主要還是讀史料，其次才是讀純歷史哲學。

除了斯賓格勒的文化的生命哲學，劉仲敬也受到與前者有所矛盾的休謨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很大影響。啟蒙（更確切的稱呼是“尋路”）學者，最有名的是伏爾泰等法國理性主義者，但蘇格蘭經驗主義者是同樣重要的。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理性主義把抽象物如文化、法律制度等看作先驗的、彼岸的，人的理性（心智）可以逐漸接近它們，而經驗主義把抽象物看作眾人心智中約定的，因而需要調查分析傳統的約定。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中的文化興衰過程，似乎偏於先驗的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歷史學、法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等方面都形成對立。在政治哲學方面，理性主義較為激進，而經驗主義較為保守。

劉仲敬關於民國政治主要是國際因素作用的結果的以及東亞大陸政治主要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的論述，就東亞史研究來說，有其先驅者，如陳寅恪關於鮮卑等內亞勢力對隋唐五代的關鍵作用、王國維關於遼金元對東亞大陸的重要作用、歐美日本對蒙古對東亞大陸的關鍵作用、美國新清史學派關於清帝國最重要的是內亞部分。

劉仲敬的不少作品大量使用隱喻等修辭手段，這也是受到斯賓格勒的影響，而斯賓格勒繼承了尼采等人詩性哲學的傳統。隱喻等可能具體化和簡化抽象複雜的概念，但也可能不能清晰地表述概念，反而損害可讀性。

附註

劉仲敬的歷史書籍：

《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商務印書館，2015年。

《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八旗文化，2016年。

《近代史的墮落‧國共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八旗文化，2016年。

《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八旗文化，2017年。

（20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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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宏大歷史哲學的突破

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類：史料學、歷史哲學以及二者的結合。歷史學者大多做史料學，少數做史料學和歷史哲學的結合，極少數做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又可以分為小型歷史哲學和宏大歷史哲學，後者更是罕有人跡。

宏大歷史哲學的先驅是英國學者阿諾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個文明的歷史，但被批評為對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審辨不足。此後30多年無人敢於問津宏大歷史哲學，都覺得太難了。

由於幾位奇才的大作，宏大歷史哲學從1990年代末以來可以說是已經獲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國的賈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1997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這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基本觀點是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發展。

戴蒙德說，這種觀點被歷史學者們認為是錯誤的或過於簡單的環境決定論，或者認為了解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差異和社會差異太難了，但是一些學科提供的新知識提供了對上述問題的新眼光。這些學科有：涉及農作物及其原始野種的生物地理學、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種的行為生態學、研究人類及有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人類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對技術、文字和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時的志向和學養受到父母的影響。他母親是教師兼語言學者，父親是兒童遺傳病醫師。他中小學時志向是醫師，7歲時還曾狂熱地觀察和研究野鳥。從小學到大學主要受到語言、歷史和寫作訓練，然後讀生理學研究生，1961年獲得博士學位。此後研究分屬兩個領域，一是分子生理學，二是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生物歷史的科學。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爾·諾爾·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這也是一部人類發展史，從如下多學科角度考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人類學、生態學、政治學、心理學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此後專攻中世紀史和軍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國的劉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現代史方向博士生。讀博士兩年，已出版專著5部：

《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

《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

《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 》（商務印書館，2015年）

《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仲敬從中國現代憲政史擴展到華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劉仲敬的文章網上很多，稱得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劉仲敬12歲（1986年）和13歲之間，為消磨時間開始讀《史記》，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這條線路引導他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劉仲敬1992年17歲考入華西醫科大學。1996年21歲畢業後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法醫10年。

劉仲敬說影響他最大的是約2003年之前讀的三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他認為，“……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儘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附註）

劉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學的影響，比較像戴蒙德。

2009年34歲進入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讀碩士，37歲獲碩士。譯有大衛·休謨《英國史》和麥考萊《英國史》。2013年38歲進入武大歷史學院讀博士。

附註

晶報訪劉仲敬：智力優越的“游士”和極端脆弱的少數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20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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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劉仲敬是中國人文學鐘擺反向擺動的一個代表

人文學是學術之祖，分化出科學。科學中採集數據和對數據概括出傾向性或規則

是一般程序，但人文學因為剩下的對象太大太複雜，還是延續考據學（如搜集考證的史料學）和哲學（如思辨猜測歷史傾向性或規則的歷史哲學）的分裂，研究時尚的鐘擺在兩端之間擺動。

中國人文學的現狀是考據學為主，但新一代學者的不滿聲音越來越大，鐘擺正在從考據學那一端向哲學那一端擺動，劉仲敬是一個代表。

在此之前鐘擺向考據學端擺動，始於文革後批判之前人文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全盤應用。

更早的向哲學端擺動，始於1950年代，如史學中的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等的以（馬克思主義）論帶史。

更早的向考據學擺動，始於清初。學者痛感明代義理之學無濟於世，然後又遭受統治者嚴密的文化控制。現代胡適等開創的新人文學，還是以考據學為主。

更早的向哲學端擺動，始於宋代理學。更早的向考據學擺動，始於漢學（漢代對先秦典籍的註疏之學為主的考據學）。更早的就是先秦諸子之學的哲學爆發了。

（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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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劉仲敬說了什麼

劉仲敬的“格局、結點、路徑和命運”（附註）說了什麼呢？

這個記錄稿標題的順序不恰當，應該是：結點、格局、命運和路徑。

首先是結點。結點是重大事件，如同棋局中的關鍵幾步。重大事件約束了棋局的後續變化，也就是格局。棋局的變化約束，約束了博弈者的後續招數，也就是博弈者的命運。受到約束的後續招數，也就是博弈者的路徑。

重大事件可能是先前格局導致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所以並非必然論或決定論。

這是一種歷史哲學，或者如劉所說，是不限於歷史的普遍哲學。劉將之溯源到休謨，再溯源到蘇格蘭啟蒙學者：

【提問人H：您的解釋模型跟哈耶克的心智理論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現在在中國一直很火，但是他的那本《感覺的秩序》，就是提出整個心智模型和道德哲學基礎的這本書，卻不太受重視，到現在都沒有翻譯。您有考慮過翻譯他的東西嗎？

劉仲敬：這個，我的學說其實跟他關係不太大，而跟休謨的關係倒比較大一些，但是兩者之間是有（？），你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就是，模式、自發秩序，通過博弈來自發演變，這種演化論的模式跟達爾文的進化論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且它可以抽離具體學科，也就是說，它不一定要用在經濟學，或者是社會學或者是歷史的具體項目有關，實際上他可以跨學科用到很多不同的項目上。而如果說這種東西要有一個思想根源的話，那麼蘇格蘭啟蒙運動就是他們共同的思想根源。哈耶克也好還是其他人也好，都是從這個思想根源裡面搞出來的，萌發出來的。就像是同一個民族，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裔。或者說是像你和你的表兄弟，長相都有點像你的祖爺爺，因為你們是[同根生的]，這叫做家族[遺傳]【家族相似性，維根斯坦《哲學研究》中的比喻，指一個類的部分成員A與部分成員B有共同屬性X，B與部分成員C有共同屬性Y——亞當】。至於那本書的話，我想應該是排在前幾名的。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順序中間，他怎麼說也是前四名。

歷史哲學和史料學是歷史學的兩大部分。史料學考據歷史事實，如同新聞報道考據讀者感興趣的新事實。歷史哲學思辨/猜測歷史事實/現象背後的規則（例外很少）或傾向性（例外較多）。

歷史學者中有單做史料學的，也有在做史料學基礎上做歷史哲學的。單做歷史哲學的很少，如湯因比的歷史哲學的大部分沒有自己的史料學基礎。單做歷史哲學，和做其他哲學的風險相同，猜錯了就全錯了，當然猜對了價值無量，因為覆蓋面太大。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因為猜對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劉罷黜史料學而獨尊歷史哲學，批評沈志華和楊奎松過甚，有失偏頗。

附註

劉仲敬| 格局、結點、路徑與命運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535

（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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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 劉仲敬是用哲學圖解歷史嗎？

看到有的網人批評劉仲敬是用哲學圖解歷史。這種批評錯得可笑，因為批評者不做歷史研究，不懂歷史研究。我曾經說過：

【歷史哲學和史料學是歷史學的兩大部分。史料學考證歷史事實，如同新聞報道考證讀者感興趣的新事實。歷史哲學思辨/猜測歷史事實/現象背後的規則（例外很少）或傾向性（例外較多）。

歷史學者中有單做史料學的，也有在做史料學基礎上做歷史哲學的。單做歷史哲學的很少，如湯因比的歷史哲學的大部分沒有自己的史料學基礎。單做歷史哲學，和做其他哲學的風險相同，猜錯了就全錯了，當然猜對了價值無量，因為覆蓋面太大。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因為猜對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做史料學，當然不能從哲學出發考證歷史現象。這類批評劉仲敬的網人，以為歷史研究就是史料學。

劉仲敬不做史料學，做的是歷史哲學，對已有史料思辨/猜測其背後的傾向性。這種研究當然是從基本假設（哲學觀點）開始的，但研究過程也是驗證和發展基本假設，並非圖解。這種研究是毫無爭議的歷史研究，評價只能是與同類研究比較高低。

從史家才（歷史研究能力）、學（多方面學養）、識（對歷史的見識）來看，劉仲敬在中國歷史學者中都是少見的，成果也很好很不少，前程不可限量。

批評者只是歷史愛好者，歷史學入門常識都不具備，批評文章慘不忍睹。這種雲泥之別也具有喜劇性。

（201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