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廣場協議》看清中美經貿博弈的實質

於傑08-09-19

  《廣場協議》與美國的賬戶經常赤字密切過去二十年，但凡涉及到人民幣匯率問題，國內輿論都會提及“廣場會議”、“廣場協議”。今年6月中旬，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又一次提到，說中國不會接受美國對中國作出像“廣場協議”這樣的安排。

  川普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在貨幣上有操控行為，美國因此吃虧了。美國可能也會做相應操作來應付像中國這樣的做法。川普上任後，中美兩國之間貿易摩擦的激烈程度是過去70年來世界大國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在關於中美貿易關係的探討中，不少觀點認為現在的中美關係同過去的日、美關係很像。1980年代上半期，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增加、順差暴增。從2000年之後，日本的角色換成了中國。所以美國會對中國再來一次類似於“廣場會議”的安排。

《廣場協議》到底是什麼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五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開了一個會，會後發布聲明（statement），這個聲明在後來就被稱為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協議中有兩條最重要：

  第一條，協議里提到“美國的賬戶經常赤字…正在引發保護主義的壓力，如果不加以抵制，將導致國家間的破壞性報復進而重創世界經濟”。這實際上講的是西方五國開這個會的背景。

第二條，“主要的非美元貨幣對美元進一步升值…(五國)更密切的合作對美元升值給予支持”。這一點就是告訴市場，五國要進場干預匯率了。國內對廣場協議的描述多強調這一條，而把前面的第一條背景給忽略了。

廣場會議與西方國家貿易失衡密切相關

  協議內容第一條講的是會議的背景。西方五國的政府部門意識到，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失衡可能帶來的後果沒法控制，而美國國會裡的保護主義正在加碼；五國財金部門希望採取一種方式，或是匯率調整，或是貿易談判來扭轉這種局面。

  匯率調整的方式就是通過匯率手段來改變貿易失衡。這種改變從理論上和信仰上都是有淵源的。現在大家分析二戰前大危機的原因，也會講到各國在匯率上“以鄰為壑”的做法，就是競相貶值、促進出口。過去100年，貨幣貶值、匯率低估都利於出口，放到現在這一點也是有效的。美元如果貶值，也會利於出口，起碼會讓美國的逆差狀況改善。

  從當時西方五國面臨的環境形勢，那次會議安排沒有陰謀、沒有誰對誰的打壓，也沒有金融戰。

  國內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就是二戰以後只要有國家的GDP占到美國的60%-70%，美國就要打壓這個追趕者，廣場會議就經常被拿來作為美國按照這個指標打壓日本的例子。實際上，廣場會議召開前的1984年，日本GDP占美國的比重剛剛突破30%，這個比例還不如1978年時高。而1978年恰是日元在戰後對美元的匯率站到最高點的時候。日本的GDP占美國的比    重在1995年是最高的，真的到了70%。那時候，美國同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進入尾聲。

  廣場會議的起因是貿易失衡，當時的失衡到了什麼程度？在廣場會議之前的198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超過1000億美金。這是當時美國也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逆差額，其中日本占400多億。

  從1979年開始，美元對西方主要貨幣不斷升值。日本對美國的順差漲得這麼快，一個主要原因是匯率變化，就是美元相對其它西方貨幣，包括日元，大幅升值。經濟學家曾經對這期間的日本順差因素做過分析，主要原因就是美元對日元漲得太厲害。

  當時日本貿易順差占其GDP比重接近4%，是日本從來沒有過的高比例。日本也承認其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靠出口、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相應的，美國逆差占其GDP比重接近3%，這個比例也是戰後最高的。

  這3%、4%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裡做一個對比。在美國放棄黃金和美元掛鈎，即布雷頓森林體系（指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的前一年，1970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是100億美元，而當年美國GDP剛剛超過了1萬億美金。就是說當時貿易逆差占美國GDP的比重連1%都不到，就是這種背景下，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是因為美國的黃金存量已經不足以支付海外的黃金兌付要求，那些海外美元恰恰是美國的逆差形成的。美國當時作為整個西方世界的火車頭，從貿易差額和貨幣的角度，它扛不住了，所以體系崩掉了。而也正是因為美元與黃金的脫鈎，西方進入信用貨幣時代，才使得日本、德國，包括後來的中國這些後發國家，可以放量地向美國出口。美國不再需要擔心美元——黃金的兌付問題。

  1984年的情況也類似。西方的學界和官方都擔心，美國的雙赤字太大，會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也非常緊張。西方經濟體系動盪，最先遭殃的是日本，因為日本是外向型經濟，尤其依賴美國市場。

日本的順差增長主要是美元升值

  首先要明確一點，在廣場會議之前，美元不只是對日元突然升值，是對所有西方貨幣都在升值。

  回顧歷史，從1949年一直到1971年，日元對美元是固定匯率。而同期間，西德馬克對美元有兩次大幅升值。從1971年到2012年，日元對美元整體上是升值趨勢。1979-1985年年中這一段是在這個整體升值過程中的一次回調。我們來看回調的原因。

  1970年之前，西方國家貨幣間的匯率變動主要受貿易影響。那時候資本項目流動還有很多的限制。美國之外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在拼命地積攢美元儲備或者換黃金，沒有多餘的資金拿到海外投資，真正有錢可以投的就是美國。

  從1970年代初開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因為美國限制資本外流的政策影響，歐洲貨幣市場開始逐漸興起。

  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使得中東國家積累了大量美元，這些石油美元加速了歐洲貨幣市場的發展。資本要追求高收益，這些歐洲美元又流入了拉美國家。要知道，這些歐洲美元是不受美國監管的，後來的拉美債務危機同這些歐洲美元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從這個時間開始，匯率變化的影響因素開始從貿易轉向了資本流動。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美元對其他西方貨幣不斷貶值。到1978年，美元遇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信任危機。美元對日元和西德馬克跌到了戰後最低點。同時，石油危機在西方國家引發了嚴重的通脹，美國出現了其建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通脹，通脹率超過20%。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時任總統卡特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上任後馬上加息。加息的結果是美元被追捧，包括前面提到的歐洲美元，這帶動了美元大幅地升值。這是美元升值的一個原因。

  另外，自1980年前後開始，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為中心的金融衍生品開始興起發展。這些投機性外匯交易，給美元的持續走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的外匯交易員分為兩派，市場派和基本面派，基本面派就堅定地認為貿易差額、經濟增長決定匯率，這一派在1983年之前虧了錢，馬上就轉向了圖表派，也叫趨勢派。在趨勢派眼裡，決定市場走勢的“長期”概念只有“十分鐘”。外匯市場成為決定資本流動、匯率走勢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交易員就針對美國官方的態度下賭注。

  美國政府當時的態度，實際上變相支持了趨勢派的看法。里根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對美元升值的態度是放任，官方說法是benign neglect（善意忽略）。里根本人信奉自由主義，他任命的第一任財長唐納德里甘也是這樣。里甘100%地執行了里根的理念，匯率漲跌是市場的事，政府不應該插手。當時官方的信條是：美元強代表美國強。然而美國商界尤其是汽車和鋼鐵領域，對日本向美國的海量出口、對於美元的高估是深惡痛絕。里根容忍或者說忽視對日本的逆差、美元高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戰。

美國接受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美元貶值建議

  1985年是個時間節點。里根第一任期對強勢美元、大幅逆差聽之任之，不太關心。但1985年年初前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提出，如果里根不改變善意忽略的態度，任憑美元繼續升值、聽任對日逆差持續擴大的話，那國會要考慮收回對總統、行政部門在貿易上的裁量權；同時要對日本商品設置進入美國市場的壁壘：你不是貨幣對美元貶值、市場又不對等開放嗎？那美國也要把門關起來。這就是《廣場協議》裡九次提到的“保護主義壓力”。這對里根來說壓力還是非常大的，再不有所動作，後果不可測、不可控。過去一百年間，美國國會和白宮之間在貿易問題上博弈不斷，這也會影響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

  里根因此在1985年初更換了財政部長，貝克接任里甘。貝克不懂經濟，但是實用主義，不教條。他認為包括匯率調整在內的所有手段都可以用來嘗試解決美國的貿易失衡。

  日本當然了解到了美國國會的強硬態度，也清楚貿易關係惡化之後對日本的負面影響；日本政府方面也清楚，貿易協議解決逆差問題速度慢。因此，在新財長貝克表示出不拒絕包括匯率調整在內的所有手段後，日本方面主動提出日元升值、匯率調整的方案。

  美國原本只考慮美、日兩國匯率調整，後來認為馬克面臨同樣的問題，就邀請西德加入。西德呢，是最早提出美元高估而且官方早就直接進場干預匯率，但對美日兩國的提議，西德最初並不積極。什麼原因呢？西德認為，美國的麻煩是自身的原因，美元匯率的確高估得離譜，那是美國財政赤字太高導致的高利率引發的，礙不着德國的事；美日貿易失衡，那是日本的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日本拼命出口、積累順差，是西方經濟的麻煩製造者，西德不想一起背鍋。西德的這種態度讓日本很緊張，日本擔心西德不參與，日本就坐實了西方眾矢之的的壞名聲。最後是幾方互有妥協，西德強烈要求將其表述為“輕微順差國”，以區別於日本。

  英鎊在1985年初的時候對美元快跌到了1:1的水平，這對英國來說非常沒面子，另外，戰後英鎊每一次大幅下跌，總伴隨着麻煩出現。撒切爾夫人就直接打電話給里根，請求美國儘快干預外匯市場。這是1985年廣場會議之前的背景因素。這些因素綜合促成了9月份的會議召開。

這裡重點說一下日本。廣場會議之前，日本從首相中曾根康弘到核心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識到，日本得改變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向內需主導；再者就是，日本享受了國際體系的好處，要給國際經濟體系作貢獻，不能持續地製造失衡。日本願意接受10%甚至更高的日元升值幅度。

廣場會議是不是陰謀，可以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對比西德，當然還有英國、法國。馬克後來的調整幅度同日元不相上下；

  第二，如果美元匯率不調整，是不是可能一直往上漲。匯率是貨幣相對價格，有什麼價格能夠只漲不跌？

  第三，日本能否承受貨幣戰？1984年時日本的外匯儲備200億出頭，GDP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美國GDP4萬億，果真貨幣戰，不管大小，日本有招架能力嗎？

  回顧一下日本戰後的經濟騰飛過程，日本經濟奇蹟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美國把日本托進了西方貿易和經濟體系，說是“托”，就是不顧英國等國家的反對，對日本也沒有貿易上對等的要求。日本充分享受了戰後西方經濟體系，也是現在的國際經濟體系的紅利。另一個原因是日本的產業政策，日本的產業政策將出口導向模式做到了極致，也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廣場會議後的日本經濟一片大好

  從美元數據看，廣場會議後兩年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差額和美國整體對外逆差沒太大變化。從1986年一直到1992年，日本對全球、對美國的出口順差都在下跌。按日元測算的出口下降，肯定影響經濟增長，這很正常。日本隨即出台政策，對沖預期中的升值蕭條。廣場會議之後，日本在財政政策上的舉措相對要少一些。最初兩次降息的主要考慮是為了對沖日元升值，就是希望日元升得慢一些。但降息顯然更多地在資產市場產生了影響，股市和地產價格成倍上漲，廣場會議後日本經濟出其不意的一片大好。

  日本經濟在1986年到1992年，有接近6年的時間，出現了戰後持續時間第二長的經濟增長，也被稱為平成景氣。經濟穩定增長，通脹率不高。所以說廣場會議之後日本就“失去二十年”，顯然不符合事實。在這五年間，日本的企業投資也在增加。日本銀行在1989年之後接連加息，另外大藏省對地產融資設限，這兩項主要因素疊加，擠破了泡沫。要說日本1990年代之後持續的經濟不景氣、失去二十年，原因在於推高泡沫的債務負擔沉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和家庭消費。

  美日貿易摩擦之後，按日元計算，日本對美國出口額沒有太大變化，但美國總的進口額還在增加，這一部分增量主要來自中國。同時期，日本向中國的出口增加，這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形成了一個新的產業鏈條模式，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樣本。

  從日本的產業競爭力來看，從1975年開始，日本不少產業的競爭力就已經從追趕到比肩美國同行，鋼鐵和汽車最明顯。以汽車為例，即便考慮了匯率因素，豐田、本田公司的勞動生產率也碾壓福特、通用。1982年，日本汽車占美國市場份額為22%，整個1980年代，日本車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就沒有低過20%。直到目前，日本在很多領域仍然保持着競爭優勢。

廣場會議只是美、日貿易關係中的一個選項

  廣場會議是西方五國尤其是美、日間為了解決貿易失衡而進行的政策選項之一，即希望通過匯率調整來解決貿易問題，可以稱其為貨幣選項。歷史地看，廣場會議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因為期望太高，尤其是美、日兩國之間期望太高，會議後的前兩年，美國國內還是有些失望甚至不滿的情緒。

  美日兩國間解決貿易失衡，還有另一個重要選項，就是貿易談判。從1984年一直到1996年，兩國每年都有貿易談判、每年都有貿易協議，美國還同步出台了不少法規。這一點中國國內關注的比較少，重點都放在廣場會議上了。

  在貿易關繫上，美國國內最初對日本也不乏同情者，他們認為日本同美國是一樣的資本主義、一樣的市場經濟，貿易摩擦是因為美國一方的要求太多了。但這些鴿派後來發現日本各種隱形壁壘、規制太多，1980年代後期也就都轉為強硬派了。

  廣場會議之後，美國的貿易狀況自1987年開始明顯改善，到1991年貿易赤字（商品＋服務）大幅降低到300億美元左右，經常項目甚至轉為順差。但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卻更嚴重、貿易協議更多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在於，1987年之後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下降幅度非常大，但美國對日本逆差占美國逆差總額的比重卻上升了。一直到克林頓時期，美日之間的貿易協議執行的效果都很難說理想，這同日本經濟逐步陷入不景氣有很大關係。到了克林頓的第二任期，他便不再像第一任期時那麼強硬了。美國態度軟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1995年WTO取代了取代了GATT（關貿總協定）以後，美日間的貿易爭端又重新回到WTO的多邊體制（多邊貿易體制即WTO所管理的體制）內解決。有專家在分析歷史後認為，美國在貿易上實施雙邊談判，是保護主義傾向占上風的表現。

中美經貿關係現狀中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場裡的份額，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一位了，比重達到了15%／16%，這個比重在二戰之後只有美國曾經達到過。中國份額上升的過程，恰好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經濟體份額下降的過程。就是說份額增量幾乎全是中國的，然後原來的存量中國又爭取了一部分。這中間，中國的順差主要來自於美國，有的年份，沒有來自美國的順差，中國在貿易上就是逆差。中國2006年的貿易順差占GDP比重接近8%，美國當年逆差占其GDP的比重接近6%。之後兩國的這一比例都在不斷下降，但美國下降的幅度沒有中國大，占比還是比較高。原因在於中國外貿順差的總量是在下降，但對美國的順差卻在間或增長。美國2018年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幾乎同其2000年時對全球的逆差總額相當。這也是美國懟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

  中國的出口份額有沒有繼續增長的可能？中國要再增，全球貿易必須要有新的增量市場出來，能接納中國的出口。但目前來看，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興起，貿易總額絕對增長短期內難度很大。另外，我個人並不認可逆全球化的說法，只是過往的貿易高增長並不正常，需要糾正，回復一個正常狀態。

  有一個指標對中國很有警示意義。就是中國勞動密集性產品出口占全球同類出口產品的比例達到25%，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另外就是出口行業帶動了龐大的國內就業及後端的消費和投資。中國和美國之間互懟，中國真正的殺手鐧是什麼？如果說有的話，當然是消費市場。但中國的市場是否大到足以反制美國的程度？從外貿出口商品的結構看，中國在市場方面還沒有足夠的優勢來制約美國，反而是外貿出口的波動會影響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很重，出口下降，經濟增長率會不斷地探底。

  除了同美國的貿易關係、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位置之外，中國目前同1985年前後的日本相似之處不多。最主要的不同是，當年的日元處在整體升值趨勢之中，但目前人民幣匯率，過去四年時間，人民幣的確存在貶值壓力。

  中國在匯率問題上眼下並沒有太多的可選項。目前人民幣匯率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元。雖說2005年或者2015年之後政策有調整，盯的是一攬子貨幣，但對美元還是最敏感。原因也很簡單，中國的出口主要依靠美國市場，順差主要來自於美國。目前這種安排，讓人民幣在升貶之間左右為難，選擇空間不大：有貶值壓力，但要貶，最大的出口市場又不同意。川普還威脅要競相貶值。

  1983、1984年時，美國人是催着日元國際化，如果不是說逼迫的話。廣場會議之後，日本勉強地推行着日元國際化的努力。這對日本經濟的海外擴張有非常大的幫助。日本在廣場會議前就意識到出口導向的問題，並主動着手改革，效果雖然難言理想，但日本依然保持住了發達國家的地位，社會穩定。

  日本的地產和股市泡沫是在廣場會議之後的政策推動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目前的地產價格，相信沒有人敢再嘗試一次泡沫加碼。

  日本從二戰後到80年代中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享受了太多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的好處，要說占盡了便宜也不誇張。這個好處是通過匯率低估實現的，尤其是1979年到1985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日本經濟增長已經降到了一個低平台上，但持續五年的外貿拉動又催生了一輪增長。1992年之後失去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是在還債。一是還1979-1985年那一輪外貿拉動增長的債，另一個是還推動泡沫發展的債，後面這個債對居民來說，是真金白銀。

  現在經常聽到刺激內需、勞動內需的說法。日本的經驗是，無論什麼政策，要去拉動和刺激內需，通過內需來解決增長是比較難實現的。一方面是債太多，居民、家庭沒錢消費；另外，收入進入穩態（還不要考慮收入分配的問題）之後，哪個刺激政策能夠讓居民多花錢？全世界也只有美國人借錢消費成風，政策的確影響到他們的消費行為。但像日本、中國這些出口國又經常批評美國人的這個習慣，說是“美國人不儲蓄導致赤字”。問題是，恰好是美國人借錢消費的習慣，消化了出口國的商品。美國人如果不借錢消費了，美國的逆差會很快改善，進口肯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