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中國封建政治和西方政治有一個突出區別，西方的政治人物按照一定的法規行使自己的權力，而非簡單是帝王的奴僕，如果帝王或獨裁者太過分，很容易造成其他政治貴族的反叛和抗爭，因此連凱撒這樣文韜武略的絕世強者也會被議員亂刀刺死，更遑論其他無能卻惡貫滿盈的皇帝。另外一大區別是，西方政治制度風雲變幻，而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兩百多年幾乎一成不變。

雖然共產黨掌握中國權力仿佛是一大制度變化，但是實質上復辟了封建制度，由家天下變為黨天下而已，甚至遠不及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當今世界，顏色革命此起彼伏，不過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後再次獨夫民賊攫取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復辟了專制道路。所以探討制度革命與復辟應該大有裨益。

古羅馬經歷了很悠久的文明，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它很幸運，制度雖然經歷了一些變化，但是從頭至尾都是一種先進的制度。我們在中國學歷史，課本中不厭其煩地說一次次農民起義的偉大意義。可是現在隨便學學羅馬史，竟然沒有什麼農民起義，最著名的起義是奴隸起義，斯巴達克斯是角鬥士，橫豎與其等着被斗死，不如索性逃跑，發動了一場奴隸起義。最壯大時也僅僅幾萬人。很快被克拉蘇鎮壓了。所以說，沒有農民起義更有意義一些，說明政府包括元首/行政長官元老院和人民代表會議治理這個國家是非常有效的，社會問題沒有累積到農民大起義的時候已經被解決了。與此相比，中國皇帝和家族殘酷壓迫人民，導致民不聊生而起義，他們相互殘殺，就算起義成功，也只是新一輪罪惡開始，如此周而復始，完全沒有意義，共產黨把自己的成功看成農民起義的成功，所以歌頌這些起義，怎麼能給中國帶來制度新生呢？

古羅馬很幸運，開國之初哪怕是王國時期，也就是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這一時期，其君王也完全不像中國的君王那樣大權獨攬，羅馬的統治階層包括王、元老院、人民代表會議。王是由選舉產生的，元老院相當於王的顧問團，開始是100人，成員都是貴族，由王指定。這聽起來比現在的中國還開明，我們知道，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共產黨總書記，所謂黨代表選舉，就是橡皮圖章蓋章通過。

和許多其他同時代的意大利城邦國家不同， 羅馬的君主制不完全是世襲的。 當一個王去世時，羅馬就進入了空位時期，此時的羅馬暫時由一名臨時執政者統治，臨時執政者將有權提名下一位王的人選。臨時執政者由元老院提名，任期不確定。一旦臨時執政者找到了一個王的候選人，他要將這個人選提交給區會議，一個人民的大會。如果這個人選被區會議通過， 元老院將批准這個投票。從理論上講，人民選舉出了他們國王，但實際上整個過程被元老院掌控着。兩千多年前，人民選舉國王， 真是天方夜譚，中國人兩百多年前都沒想到這個，大約是因為奴隸做慣了，已經感到做奴隸挺好，無需異想天開。

羅馬的元老院，算是貴族政治，貫穿了羅馬歷史，也被中世紀之後的現代眾多國家效仿。中國的貴族命運就很悲慘了，沒有什麼法定的政治地位，能不能成事得看君王臉色。韓非子出使秦國，秦國宰相李斯建議秦王嬴政把他殺了，可惜。秦國就是這樣，虎狼之國，用得着你的時候你是宰相，嫌你礙事，命就沒有了，縱然是李斯商鞅也沒有逃脫這樣的命運。中國那時的貴族，能起點作用的，就像孟嘗君的門客的雞鳴狗盜故事一樣，意義不算大。中國特色的貴族故事，可能是晉國的六卿分晉的歷史。齊國的崔杼之亂，魯國的慶父之亂，也是大致如此，貴族沒幹好事，十惡不赦的壞事倒是幹了不少。與古羅馬的貴族元老院政治相比，中國古代就沒有什麼制度性的貴族政治，君王想用自家哪個貴族就用哪個，他們鬧起亂來也就非常惡性。正因為當時的諸侯國政治混亂不堪，才有了孔子的一家之言，只是他的思想並不是要改變政制，而是希望人們成為各守其職其位的好人。我們今天可以說，古今中外，政治沒有好人，政治人都是形形色色為自己為自己的階層自己的種族自己的國家而謀利益的人，利益衝突不可避免，政治人也就難以秉持公正，個人難以公正，尋求一個比較公正的制度才是解決利益衝突之長遠正道。

當然，現代民主國家無需貴族政治。像美國的參議院的議員們人少年高，算是古羅馬貴族政治的一種繼承，總比君王獨裁好吧。相反，中國因為沒有從封建政治中脫胎換骨，倒是更具有“貴族”色彩，中國現在喜歡說的“紅色基因”那樣，就是一種自封的“貴族”化統治模式。可是這些人沒有受到什麼嚴格的羅馬式貴族教育，文武全面發展，如凱撒那樣。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混亂以及教育的殘缺，他們不學無術，“貴族”習近平之輩實屬禍國殃民之徒。比如說像紅二代羅援那樣，只會吹噓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如何偉大，抗美援朝如何了不起，共產黨如何能靠武力統一台灣。他們完全缺乏世界觀和全球歷史觀。他們身陷封建制度的治國無能卻不自知。

儘管羅馬王國政治在當時難得如此開明，也僅僅持續兩百多年。據羅馬史，羅馬王政時期最後一任國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的兒子強暴了一位貴族婦女，並造成此婦女自殺，塔克文的侄子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因此起兵推翻國王。公元前511年盧修斯兵敗下野並被流放，羅馬王政時代自此結束，羅馬共和國正式成立，國家由執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會三權構成。掌握國家實權的元老院由貴族組成。人民大會設給四個獨立分開的人民會議—區會議、百人會議，部族會議，以及平民會議。 執政官由百人隊會議從貴族中選舉產生，行使最高行政權力。部族大會由平民和貴族構成，議會領袖稱首席元老，七年為一期，一人至終身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會選出。

羅馬共和國的權力制衡機制如此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貴族和平民爭取來的。平民因為無法取得高級宗教和民事官員的職位，又可能被貴族階層的法律懲罰，所以在公元前494年發生了第一次平民運動( "secessio plebis")，打仗的時候平民大量離開羅馬，讓貴族自己保衛羅馬。如果在中國，政府肯定鎮壓。可是羅馬貴族因此認為自己離不開平民，元老院便給了平民參與制定宗教和民事法律的權力，可以參與選舉和政治，平民為了更好代表自己的利益，選舉保民官(plebeian tribune)，有立法否決權，法官也不能任意拘捕他們。這是制衡元老院和法官的有力手段。這次平民運動的結果體現了卓越的羅馬精神，當有利益紛爭時不同階層協商妥協，以便實現更好的整體利益，元老院派的協調人是前執政官 Agrippa Menenius Lanatus，有辯才。他對平民講了一個寓言故事：身體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為每一部分都要依賴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倖存。

是的，古羅馬，很成功，繁榮倖存一千多年。

平民離開羅馬到聖山散步運動

The Secession of the People to the Mons Sacer, engraving by B. Barloccini, 1849.

羅馬共和國，內部的紛爭比較少，整個國家是團結的和有戰鬥力的，因此一路征伐，把殖民疆域擴大到地中海沿岸，到凱撒時擴大到不列顛和日耳曼。期間比較大的政治危機是格拉古兄弟搞土改與被刺殺事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33年被選舉當作保民官。他致力於推行限制個人擁有土地量的法案。貴族處在會損失很多財富的立場上，怨恨地反對這項法案。提比略將法案提交給了平民議會但是被馬可 屋大維否決了。提比略運用平民議會彈劾屋大維。一個人民的代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違背羅馬的憲法的。如果按照邏輯來講，這個理論會移除所有對民眾意向的限制，將國家短時間把持在民眾的絕對控制之下。他的法律實施了，但是提比略和300個同盟在他再選時謀殺了。

提比略的兄弟蓋烏斯(Ga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被選舉為執政官。蓋烏斯的最終目標是削弱元老院並加強民主力量。在過去，元老院會清除政治對手通過建設一個特殊的司法委員會或者是“元老院最終決定”。兩種方法都使元老院能繞過一般公民的權利。蓋烏斯宣布司法委員會不合法並且“元老院最終決定是違反憲法的。蓋烏斯之後提議一個法律授予意大利盟友羅馬公民的身份，這個法律並不得民意，這導致了他失去了許多支持。他在公元前121年第三次選舉中失利，並被3,000元老院的支持者殺害。儘管元老院取回了局面，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經讓平民的影響變大。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Donald Trump Isn't Julius Caesar. He's Republic-Killer Tiberius Gracchus”。意思是川普跟提比略·格拉古一樣造成憲政危機，給未來的獨裁者統治創造了條件。可是，歷史對格拉古兄弟評價應該是很高的。因為羅馬不斷侵略征伐，青壯年無法耕種土地，土地變得便宜，被貴族收買，結果壟斷太多土地。作為保民官，格拉古這樣改革動機也是好的。不管怎樣，2100多年前古羅馬就有違憲和彈劾這種事情，說明其法制化非常非常先進。也可以解釋這個國家為什麼沒有什麼農民武裝起義，因為有人代表他們為他們的利益立法，若有危機，通常在政府這個層面上就解決了。儘管幾百個人殺一個人不好，但是總比內戰大規模互相殺戮要好。

儘管格拉古兄弟為變法而獻出生命，但是變法實現了，說明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是強大的。一千一百多年以後，北宋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為權貴和地主階級反對而失敗。看看王安石變法，大致原因是因為他認為“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於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於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這跟格拉古時代的羅馬差不多，只是北宋沒有搞侵略戰爭還財政收入銳減，說明封建貴族壟斷剝削兇殘，事實證明Agrippa Menenius Lanatus的協調主義之正確：身體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為每一部分都要依賴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倖存。

羅馬共和國，就其國內政治來說名符其實，是一個民治國家，但是就其侵略殖民史來說是帝國主義的。羅馬人有太多幸運，當初他們是原始人的時候，周圍部落都很文明，他們靠野蠻戰勝了文明人，卻也接受了文明。羅馬王國時期的開明政治是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Servius Tullius，？－前534年）創立的，他是羅馬王政時代的第六任君主，是伊達拉里亞人(Etruria，Etruscan)，相當於今天佛羅倫薩一帶的人吧。他統治時期曾對古羅馬進行改革，運用依靠新的地域格局取代了傳統血緣部落，通過財產的多少將公民劃分為5個不同等級，創立森都利亞大會等新的措施使古羅馬逐漸開始向國家過渡。另外他還是首位在亞蘇丁山修建拉丁保護神狄安娜的廟宇的古羅馬國王。公元前534年為其女兒、女婿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所謀害。如前所述，·塔克文被羅馬貴族推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羅馬人不接受外族人為他們的國王。

古羅馬人如此野蠻，有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流傳至今。羅馬王國成立後，羅馬聚集了許多外來人，但是只有少數是女人，羅馬奠基者羅慕路斯決定必須使羅馬的女人的數目增加，他舉辦了一個巨大的宴會並邀請鄰近的薩賓人作為賓客參加。許多薩賓人來了，而且還帶來了他們的女兒，羅馬人在宴會中綁架了薩賓人的女兒，但是允許薩賓人男人逃離，約700名薩賓人婦女被俘和被帶回羅馬。後來薩賓人派兵來攻打羅馬，就在羅馬人和薩賓人作戰時，被劫走的薩賓人女孩從羅馬市內衝出來，奔向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兄弟，兩軍被這個景象驚呆了，他們為婦女們讓位。薩賓婦女們懇求她們的羅馬人丈夫和薩賓人父親和兄弟接受對方，組成同一個民族，兩軍均被感動，這便造就了日後雙方的融合。

羅馬的歷史表明，野蠻未開化民族更需要更好的制度。好的制度的終極目標無非是防止壞人當道，無限制無休止作惡。當今中國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民主不適合中國，仿佛共產黨統治不讓人民得到應有的普及高中教育和自由思想，成了共產黨獨裁的理由。看看古羅馬史，你會震驚他們在兩千七百年前還是原始部落人，但是天緣際會，他們很快有了民主，就是選舉權，他們有了法制，他們有了權力制衡，這些都是現代強國的的立國之本。

。。。to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