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除了知識人中的文學愛好者外，知道老舍的人恐怕已不太多了。然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的幾十年中，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老舍在中國很像今天的“網紅”一樣具有頗高的知名度。這不僅因為他確實寫出過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小說與劇本。如：《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方珍珠》、《春華秋實》、《茶館》……等等。更因為此人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便從一個拿筆桿的文人一變而成為一個功夫十分了得的“運動健將”。我這裡所說的“運動”，既不是拳擊武術，也不是球類或田徑，而是毛澤東和中共沒完沒了發動起來的以整人害人為目的“政治運動”。而老舍在這些運動中，每次都是聽黨號召，聞風而動，衝鋒陷陣，專打同道，手毒心狠，且無往而不勝的悍將。但卻在毛澤東發動的最後一次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一敗塗地，最後自殺身亡。這實在太富諷刺意義，不妨從頭細說。

1950年，雖然全中國大陸已為共軍占領，但它當時在世界上還是十分孤立的。除了蘇聯“老大哥”和東歐的幾個“衛星國”小夥計外，世界上從聯合國到奧委會都沒多少人理它，實在是一副孑孑寂立失道寡助的樣兒。而毛澤東向來就是個好大喜功的主。1950年中共當局要在北京召開所謂全國第一屆“文代會”。當然想要造出－點似乎是作家文人“群賢畢至”、“四海歸心”的假相。正如前文所述，老舍在當時已有相當大的名氣，自然是中共極力要想弄來“壯門面”的人。不過從1946年起，老舍便已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講學－直在美居住。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人，祖籍北京（滿族正紅旗）。常用筆名老舍，還有絜青、鴻來、非我等筆名。老舍的父親是個“義和團”的忠實成員。追隨義和拳匪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最後在北京與八國聯軍作戰時被擊斃。而老舍因所受的教育與閱歷，其認知自然與其父不可同日而語。從他1946年後一直在美不歸也可看出，他對共產專制這一套並不是很“感興趣”。而且他在抗戰時期還與中共高層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些大人物都過從甚密，自然亦知共黨專制的殘酷。因此回不回大陸當時還在猶豫不決中。但老謀深算的周恩來，卻抓住了老舍的一個“心結”，利用一個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將老舍連魂帶人勾回了大陸。讓老舍從此走上了一條政治與人品墮落的不歸路。周恩來利用的這個人就是美女兼文人的趙清閣。

這位趙女士為何會有這麼大的神通？用今天的話來說，她就是插足於老舍家庭婚姻中的“第三者”、小三，而老舍則是－個婚內“出軌者”。事情還得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說起。當時的老舍婚後本來正帶着妻子胡絜青在濟南謀生。他的大女兒就是在濟南出生的，因此名叫舒濟。而不久後老舍卻一反常理拋下弱妻幼子（長女4歲，兒子2歲，幼女還不滿3個月），隻身離開——去了武漢。此中隱情無人能知。而人們知道的則是，老舍到武漢後便擔任了一個親共組織全名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而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合法身份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在老舍到達後便給他“介紹安排”了一位“秘書”。

這位“秘書”名叫趙清閣（1914-1999）。是位頗有點才氣的美女。又是作家、畫家。曾從事文學創作，發表過劇本等作品。此人當時是中共的地下黨員。中共玩這種“美人計”，不用說是世界超一流水平。所以沒多久，有妻室、有兒女的老舍便與趙清閣勾搭成奸，甚至公開同居。後來兩人來到重慶，同樣在北碚公然同居。如此不顧廉恥與倫理，在當時中國的傳統道德還未被共產意識徹底破壞的年代，自然只能為正人君子們所不屑。直到五年後，胡絜青終於千里迢迢帶着三個孩子輾轉到了重慶，趙清閣才被迫匆忙“撤離”移遷他處。不久，趙清閣又離開四川，去了上海，從此露水鴛鴦，勞燕分飛。

1950年的周恩來當然不會忘記他當年埋下的這個“桃色伏筆”的傑作，此時正好派上用場。1950年春夏之交，正在美國，對是否要回中國大陸猶豫徘徊不定的老舍，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拆開一看竟是周恩來親筆所書。周熱情洋溢盛情邀請老舍回國，“共商建國大計”。更使老舍心花怒放的是，還附有一紙趙清閣女士的問候函。這更像一塊大磁鐵一樣，把老舍的心吸向了北京。於是老舍立馬動身，星夜兼程，先赴香港，再自港投向中共的懷抱。

老舍回大陸不久，便向中共當局獻上他的新作話劇《龍鬚溝》。該劇通主人翁“程瘋子”在所謂“舊社會”遭受“壓迫剝削”，由藝人被逼成了“瘋子”，而中共在大陸奪權建政後，此人又從“瘋子”變為了藝人。老舍編的這個劇情故事，其實就是中共一貫煽動階級仇恨，宣揚“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進而宣揚什麼“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套騙人歪理邪說的圖解。既是胡編捏造事實，那就更沒有什麼藝術價值，比起老舍早年的那些比較成功之作品，顯得十分低劣。但由於此劇符合了中共的“政治標準”與愚民洗腦宣傳的需要，滿足了中共所謂的“反映了中國人民解放前後的不同命運以及他們對黨、對政府的擁護和熱愛”這樣的“政治正確”的要求。於是不但被當時中共官媒大肆追捧，一炮走紅大陸文壇，老舍更被中共當局立馬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如前所述，老舍本來就是個欠缺道德操守，名利財色薫心之徒。在其“不得志”時，其德行操守上縱有些瑕疵，也往往不為人注意，人們更多的是因其文學才華而加以寬容。但這樣的人一旦“得志”攀上權貴，他那些道德品質上的痼疾，便會因環境的變化而惡性膨脹，從而充分地張顯出來，成為危害他人與社會的極端醜惡行為。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的中國，恰逢毛澤東暴政當局為了控制、“改造”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使其馴服、奴化來為中共極權專政統治服務，而不斷掀起“運動”群眾斗群眾的“政治運動”。在這樣的以整人害人、壓制、禁錮民眾思想為目的迫害狂潮中，必須要有一些能為當局賣命、能痛下殺手、整人害人不眨眼的打手。而老捨生逢其時，正趕上了這個有他“用武之地”的“好時光”，就像姚文元遇上了文革－樣。

所以老舍在他被當局冊封為“人民藝術家”之後不幾年，便迫不及待地脫下了作家文人斯文的外衣，赤裸裸露出一副打手的嘴臉。把他的文學創作之筆，“磨”成了殺人不見血的“刀筆”，兇殘地刺向了中國文藝界他昔日的同袍友人們。1955年當中共當局把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原黨政軍人員或殘殺、或關押基本告一段落後，便決定向所謂的“舊知識分子”開刀，文藝界則首當其衝。

1954年7月，作家胡風寫出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經國務院文教委員會轉呈共黨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即三十萬言上書），被中共視為是在向“黨的領導”挑戰。而就幾乎與此同時，胡風的老友舒蕪向當局交出了一批他與胡風私人間的信函往來。胡、舒二人私人間信函（按當時中共的法律）本應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個人隱私，然而，1955年毛澤東把這些信函中某些牢騷調侃之言，以及玩笑戲謔之語，加以放大、曲解，然後按其本人的臆斷，上綱上線地加上所謂“按語”，一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並冠以大標題誅語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毛澤東如此荒唐、武斷，無法無天地違背當時中共自己的法律，明目張胆侵犯公民人權，對公民進行政治迫害的行為，不僅在當時國際上引來普遍的鄙視與嘲笑，即在中國大陸廣大知識人群中，雖然畏於淫威無人敢發異議，但都在驚詫與觀望中。

這時的老舍作為胡風的老朋友，卻不顧起碼的常識與道德，竟向老友痛下殺手。他接連發表兩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對胡進行誣衊與謾罵。一篇題為《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另一篇則題為《都來參加戰鬥吧》。在這兩篇文章中，老舍既不顧別人這是私人間朋友通信這一不爭的事實，更不講起碼的道理，信口雌黃認定胡風等人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着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干着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請看：毛澤東都才認定胡風為“反黨”，老舍就在文中宣布胡風及其友人是“暗藏的反革命罪犯”，要求中共“應依法予以嚴懲”！如此皇上還未急，太監就先急了。這樣的奴才真是比主子都還兇惡，還更無恥。

一年多以後，所謂的“反右”運動開始，老舍更成了“反右”運動中的急先鋒，大打手。中國著名的劇作家吳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原本是吳祖光朋友的老舍，不但對吳落井下石，而且更使出人身攻擊的語言來羞辱對方。他在題為《吳祖光為什麼怨氣衝天》一文中寫道：“當我看了有關他（指吳祖光——筆者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一種侮辱。”老舍在此顯然認為自己是跟着黨走、受中共寵愛的“紅色貴族”，而已被打成“右派”的吳祖光則是政治“賤民”，根本不配與其為友，所以對他才是一種“侮辱”。這種發自其內心深處的傲慢，說明此人已鐵了心要賣身為奴，認黨作父，堅決要一條道走到黑。所以接着更惡狠狠地罵道：“吳祖光，你這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以前沒有出路，現在更沒有出路。”

老舍不僅對舊時老友如此“站穩立場”，劃清界限，堅決鬥爭，以表忠心。即便對一些青年作家、文化人，老舍同樣是毫不留情地給予羅織罪名。他寫道：劉紹棠的《田野落霞》，把農民、黨員、幹部寫得無可再丑；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動農民鬧事，反對農業合作化。難道能說他們腦子裡沒有什麼思想支配嗎？我看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作怪的結果。劉紹棠與從維熙，在1957年“反右”時，都是兩位才步入文壇又很有才華的青年作者。老舍對他們如此棍、帽齊飛加以“定性”，必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可見決不是迫於形勢，或隨大流應付場面。而是－心要在政治運動中“火線立功”，踩着別人的屍體往上爬。正因如此，所以在毛死亡，四人幫垮台，文革收場後，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便將郭沫若、老舍、臧克家、馮友蘭列為中國大陸四大無恥文人。這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也基本符合實情。不過這其中老舍的下場卻最慘。一貫會整人、投機取巧當政治運動打手的老舍卻未能過得了文革這一關。

“文革”的全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無產階級”那是亂貼的政治標籤，所謂“文化大革命”，實則是毛澤東發動一幫痞子、流氓以及愚昧無知的青少年來“大革文化命”。自然又是文人們首當其衝，除了極少數能投機倖免外，其它基本全倒霉。而名氣越大，平時越張揚的人會越慘。老舍從1950年回大陸後為當局歌功頌德，出盡風頭，被封為什麼“人民藝術家”自然是走資當權派的寵兒。而且在歷次運動中他都充當急先鋒打手，更是十分高調張揚。自然也就樹大招風，再加平日整人樹敵不少。所以“文革”一來要揪文藝界的黑幫，老舍當然在劫難逃了。

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的紅衛兵們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到北京“文聯”來揪文藝界的“黑幫份子”，老舍與三十多個作家、文人、藝術家一道，被掛上‘走資派’、‘牛鬼蛇神’、‘反動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廟大成門前，面向焚毀京劇服裝、道具的大火下跪，又是辱罵，又是毒打。自從回大陸十多年來天天都風光神氣，歷次運動中都是專門用歪理斗人、整人的老舍，這回卻遇上了這批更不講理的紅衛兵。他怎麼忍得下這種氣？所以當其他人都規規矩矩接受批鬥時，老舍便開始反抗，當紅衛兵口口聲聲罵老舍為“反動作家”時，他反駁道：“我哪是什麼作家，作家是搞創作的，我寫的東西都是按每個出版部門的出版意圖寫的，我頂多是一個筆代，哪能算作家，更談不上文人。”老舍說的也確是事實，也有道理。在共黨專制下，其官方媒體上的任何文章、作品，都不是作家、文人自己思想意志的獨立表達，而是充當專制當局的一個麥克風、傳聲筒而已。看來老舍是清醒的，但可惜此時才醒悟太遲了。而且對那些紅衛兵這樣講，更是對牛彈琴，人家根本聽不進，只落得個狡辯頑抗的罪名。只會招來更多的辱罵與毒打。老舍氣急，便取下掛在胸前“牛鬼蛇神”的牌子向紅衛兵甩去。雖然並未砸傷人，但那種環境下自然被定性為向“革命群眾反攻倒算”，不但當場遭到群毆暴打，接着又被押回市文聯，立馬給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老舍被折磨至次日凌晨被放回家時，從臉頰到肢體已是遍體鱗傷。

但更令老舍絕望和崩潰的是，他的家人起初是不開大門，讓他在門外“涼”了很長時間。後來開門讓其進去後，別說熱飯、熱水沒人給，連句關心的話也沒有，更有甚者，其妻還叫他“好好反省”。其妻胡絜靑也是個文化人，為何如此無情？這就應拜“周公所賜”了。正如前文所述的當年周恩來給他安排的“秘書”趙清閣，老舍拋開妻子、兒女數年不顧不管，而與趙同居，已使其妻傷透了心。再加1950年老舍回國後，仍與趙藕斷絲連，不時暗渡陳倉。此時老舍紅得發紫，其妻只好隱忍。所以當老舍一旦倒霉後，便禍起蕭牆，於是乎最後－點“退路”也因他自己的放蕩荒唐而被堵死了。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老舍的大女兒舒濟，畢業於北京石油學校，與筆者曾在一個單位同事。在私下閒談中她也證實其母親確因此事與老舍感情破裂。老舍正是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又接到紅衛兵通知，勒令他8月24日上午必須到市文聯繼續接受批鬥。至此，老舍已感到天地雖大卻無一席容身之地。24日清晨，他獨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手中抱着一本毛澤東詩詞，在湖邊一直坐到深夜，紅衛兵沒發現他，家中也無人過問。夜半，老舍遂投湖自盡，終年67歲！

平心而論，老舍應是一個有才華的文人。不但寫出過不少好作品，而且對一黨極權專制也有一定認知。所以在1949年當時不少政治人物、知識分子紛紛投向北京當局的時候，他則一直留居在美“按兵不動”。據知情者雲，他當時一直在考慮是去北京，還是去台灣。而且據說他還是偏向去台。一些先期赴台的大陸文人，也勸老舍來台灣。但老舍卻擔心當時美國杜魯門政府幻想與中共建交放棄台灣，恐去台仍難以自保。也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周恩來搶先一步，施展美人計將老舍“色誘”回了大陸，讓老舍走上了墮落的不歸路。老舍回大陸已是1950年5月，再有一個多月時間韓戰便爆發了，美國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終於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而堅決支持中華民國台灣，派第七艦隊進駐台海，使中共不敢武力攻台。假如老舍能在周恩來的美人計面前，再堅持一個多月，則老舍便不會落入周的陷阱，自己也不會從墮落走問滅亡。而且老舍此後應該還有好的文學作品問世的。這既是老舍色令智昏的悲哀，也突顯周的狡詐。不得不令人惋惜慨嘆！

作者·林傲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