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觀察者網為什麼刪了這個帖子？文揚告訴你

文揚：戈德曼對中國的認識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

文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2019-10-28 14:05:44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周，《觀方翻譯》的最新作品——瑞士《世界周報》10月16日對美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樂評人大衛·保羅·戈德曼的採訪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關注和議論。譯者Kris介紹說，戈德曼是香港英語媒體《亞洲時報》的聯合擁有者，時常以“斯賓格勒”為筆名對西方危機大聲疾呼（其筆名取自《西方的沒落》的作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譯者翻譯此文意在呈現一個有意思的視角，展現一個聰明、體面的對手如何看待中國。

在如何看待中國這方面，戈德曼算是個聰明人，此篇採訪中他談到了中美貿易戰、華為公司、5G和量子通信，還涉及到了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體制、中國的戰略和軍事能力，也講了中國的弱點和問題，觀點不俗。

戈德曼也的確稱得上是個“體面的對手”，他的一些斷言，諸如“他們（中國人）想讓所有人向中華帝國交租。”（They want to hav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pay rent to the Chinese Empire.）、“中共就是中國古代官吏體制的化身，而中國自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以來一直接受這套體制的統治。”（I se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simply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Mandarin administrative cast which has ruled China since it was unifi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之類，正確與否另說，至少不是平庸的觀察家能夠說出來的。

但是也僅此而已。再聰明、再體面，戈德曼也還是“西媒中人”，現實是：在西媒中大受歡迎的評論家，不太可能同時也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這兩個角色在根本上互斥，箇中原因就不必說了。

所以，戈德曼此番言論，最多也就是說對了一部分，而另有很多地方還是完全說錯了。

在中國體制問題上的對與錯

與大多數毫無歷史感、不懂何為大國、隨意針對中國評頭品足的西媒評論家們有所不同，戈德曼懂得“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而不是斷裂和突變。這是他最正確的地方。所以他會認為西方對中國最大的誤解就是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邪惡的政府壓迫着善良的人民。無論是通過什麼閱讀途徑，他形成了“三千年來，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這個認識。而通過這個認識，他至少是觸摸到了中國人自古以來獨特的“家-國-天下”這一觀念結構，也應該因此而能意識到在西方文明中沒有這個結構，當然也就沒有發生過政府與人民相互塑造的類似演進歷史。

按說，從這裡出發他應該得出更深刻一些的認識，例如中國一旦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了目標一致、上下同心會創造出什麼樣的人間奇蹟，再例如中國一旦將世界重新視為天下而不是列國會產生出什麼樣的全球影響。但令人遺憾的是，他顯然不具備這種思想穿透能力，狹隘的西方中心論立場讓他在接近真理之前又屢屢落入謬誤的泥潭。

例如下面這段話即充滿了邏輯混亂和認知錯誤：

事實上，西方最接近中國體制的機構是西西里黑手黨。它裡面得有個capo di tutti capi（頭領中的頭領），只要有他坐鎮小頭目們就不會自相殘殺。他們自相殘殺，因為他們是天然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任何形式的政府。他們忠於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種必要的惡。民主體制裡面最根本的東西是公共信任和個體行事優先（subsidiarity）原則，而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戈德曼不明白，西方人自以為是的所謂“公共信任和個體行事優先原則”（public trust and subsidiarity），放在中國政治哲學當中，只能歸類在先秦時期的“城邦政治”範疇之內，屬於一種只在很小的自主政體、很特殊的市民群體當中流行的正統觀念，並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並不是他所認為的“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事實上這些概念對於中國人是完全過時的。從城邦國家到領土國家，從領土國家再到天下國家，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五百年，中國人就已經通過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國家兼併完成了這些主要的文明演化。

戈德曼不大可能熟讀中國從西周到秦漢的這段歷史，所以不大可能明白從城邦政治到天下政治這之間的跨越需要解決多少重大問題。他以西方文明為標準輕率地認為中國人“沒有那種奧古斯丁式的共同的愛”、“沒有亞里士多德那種政治友誼的概念”，同時又認為中國體制類似於西西里的黑手黨，中國社會具有意大利南部“非道德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這聽起來很荒誕，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他拿來用于衡量中國的這些西方概念，起源地竟沒能超出地中海北岸幾個小城邦的歷史和地理範圍，對應到中國，大概只相當於西周早期的齊、魯、衛、宋這幾個老貴族諸侯國的時期。

中國歷史的演進具有迭代性，城邦國家的貴族政治自秦漢之後就基本讓位於天下政治了，先秦時期的中國即使出現過的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類似的“西方概念”，也很快就大浪淘沙，在新的現實政治中失去其歷史借鑑意義了。公元前719年，姬姓貴族國家衛國發生了一起政變，國人群起共同拒絕弒君自立的新君（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殺桓公，自立為衛君），另行擁戴國人接受的王位繼承人（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按古希臘的政治理論，這算得上是一次“古典民主”的政治實踐了，比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大起義推翻僭主喜帕恰斯兄弟還要早兩個世紀。然而，關於古希臘民主的古今真假文獻汗牛充棟，而關於衛國民主的歷史記錄卻未能傳世，關於當時的衛國人是如何集體協商、形成共識並最終採取政變行動的，沒見到較為完整的歷史文獻。原因方方面面，但有一點需要認識到：這種局限於小國寡民的政治實踐，隨着大型領土國家的出現很快便過時了，各國的史官們都開始心懷天下，沒興趣再記錄這些“小事”了。

秦朝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中國的疆域就已廣達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十幾個意大利半島或二十幾個希臘半島，從此以後的中國政治就進入了天下政治時代，就不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或西西里島的政治現實所能涵蓋的了。

不僅如此，秦朝時期的中國還只是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疆域範圍，此後的中國又先後擴大到了東北的“森林文化圈”、北方的“草原文化圈”、西北的“西域文化圈”、西南的“高原文化圈”和東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圈”，各自也都有三百萬平方公里左右，天下政治的覆蓋範圍在清朝中期“太平一統之盛”時期曾達到138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眾多異質文化和不同民族，這是源於古代城邦政治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所能把握的嗎？

戈德曼值得肯定，因為他多少意識到了中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當他聲稱“歷史上中國疆域內集結了許多民族、許多語言，它們之間差異非常大。中華帝國通過官吏體制從各省招募最聰明的人，使他們的利益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維繫整個國家”（China has always been a very disparate set of ethnicities and languages, and so forth. What holds it together is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has recruited, through the Mandarin system, the cleverest people from the provinces and aligned their interests with the center.）時，很像是半個“中國通”；但他畢竟不是，作為一個西方中心論者，他擺脫不了俗套。他不明白的是，試圖拿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和意大利西西里這幾把小尺子來度量中國這個巨人，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正解。

在中國長期戰略問題上的對與錯

戈德曼將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比作1258年蒙古人對巴格達的圍攻和征服，這就近乎於胡扯了。今日美國這個橫行全球、到處行使“世界警察”職能的超級大國，與13世紀和平繁榮的巴格達城並無任何相像之處；而今日中國這個仍在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進行着艱苦努力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當時幾乎征服了整個已知世界的蒙古大軍沒有什麼共同點。

至於戈德曼所說的蒙古人僱傭了上千名中國攻城工程師三周內突破了12英尺厚的巴格達城牆這個“史實”，不知道是否確有歷史證據，憑常識判斷，即使當時真有一批攻城工程師，以13世紀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識，他們不大可能清楚地區別出這些替蒙古人打仗的亞洲人到底是當時的宋朝人、契丹人、西夏人還是花拉子模等其他中亞地區的人，無法斷定就是“中國攻城工程師”；另外，其時進攻西亞的軍隊首領是蒙哥的五弟旭烈兀和大將怯的不花，這支蒙古大軍從中亞到西亞一路破城無數、行如閃電，是否專有來自中國的攻城工程師隊伍一直跟隨，大可懷疑。如果以上幾點都不成立，那麼可以說戈德曼的這個對比並不是在提供新穎的洞見，而是在製造古老的恐懼——“黃禍論”。

今年漫威推出的首位華裔超級英雄，其父親就是西方“黃禍論”的代表形象傅滿洲

戈德曼將華為公司比作攻城的先鋒（Huawei very much is the spearhead），他的意思似乎是，歷史上令歐洲人戰慄的“黃禍”如今擁有了更加無法抵擋的技術，今日西方的危機比13世紀時的歐洲更為深重。

但是，無論戈德曼的歷史對比如何聳人聽聞，他仍然找不到切實的證據將今日中國定性為與中古時期的蒙古和近代以來的俄國類似的擴張主義國家。他承認，“中國不是蘇聯”，他很肯定，中國軍事戰略的核心僅限於控制國境線，“除了維護領土完整之外，他們對其他東西沒有表現出興趣”（But apart from that, they’ve shown no interest），所以他相信中美不會發生軍事對抗。

在論及中國的軍事能力時，他比較了中美兩國軍隊的單兵裝備，認為美國步兵的技術含量非常高，單兵裝備的花費是中國的十幾倍，而且美國還有強大的空運能力，可以進行遠距離兵力投送；相比之下，“中國陸軍裝備和作訓水平還比較落後”（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fantry is one of the most poorly-equipped and badly trained in the world.），強項主要在導彈、衛星、潛艇等方面。這個對比恰好也說明了中國軍隊是防禦型的，而美軍是侵略型的；因為頻繁侵入到他國的國土上、經常身處於他國軍民重重包圍之中的步兵，不得不將自己用整套的先進裝備武裝起來；而實行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中國軍隊，則是以發展威懾性的、具有強大反擊能力的武器裝備為主。這一點戈德曼應該心知肚明，但他卻也沒有表達出來，美國的好戰和侵略成性是西方媒體人的集體禁忌，永遠不能坦白直說。

於是，戈德曼的論述邏輯在這裡出現了問題——如果美國也是愛好和平的，甚至像是1258年的巴格達城一樣是被動防禦的，而中國又從來不是一個擴張主義國家，那麼到底誰是蒙古人呢？“黃禍”到底從何而來呢？大家都在緊張什麼呢？

正是由於這個邏輯困境，戈德曼在被問到中國的大戰略到底是什麼、中國究竟想要什麼的問題時又開始信口開河了。他的如下回答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中國）他們想讓所有人向中華帝國交租。他們想控制關鍵技術、金融和物流，讓大家都依賴他們。基本上，就等於把其他人變成佃農。

這個令人驚訝的回答，除了說明他對於中國還是半懂不懂，同時還暴露了他的猶太人萬事皆商業的思維定式。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猶太人沒有自己的祖國，每一次“大流散”（Diaspora）之後，整個民族只能以星星點點的猶太社群的形式寄生在不同國家當中，而寄生的方式就是商業。由於完全沒有政治上的依託，猶太人最成功的寄生性商業模式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控制關鍵技術、金融和物流，讓大家都依賴他們。基本上，就等於把其他人變成佃農。”戈德曼一定是想當然地認為，既然中國不是西方式的霸權主義國家，也不是俄國式的擴張主義國家，那麼大概就是猶太式的商業主義國家，因為除此之外在西方歷史上再沒有別的控制世界的方式了。

在這個問題上，戈德曼代表了西方戰略思維的極限邊界。這也是為什麼自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願景之後，西方很多人一直抱着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歸根結底，在典型的西方式思維當中，任何一種不尋求控制和剝削、不追求一己私利的全球倡議，都是無法理解的。

戴維·戈德曼也是一樣，即使他對於中國比其他人更懂一些，也仍然屬於“西媒中人”，無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偏狹和局限。他的這篇訪談儘管有不少驚人之語，基本上也還是屬於囿於西方式思維的自說自話。

讀懂中國，講好中國，終歸還是中國學者自己的任務。

【附：原載於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的被刪帖】

“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朋友”

觀方翻譯

觀察者網觀方翻譯賬號

10-24 19:13

瑞士《世界周報》10月16日刊登了對美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樂評人大衛·保羅·戈德曼的採訪。戈德曼是香港英語媒體《亞洲時報》的聯合擁有者，時常以“斯賓格勒”為筆名對西方危機大聲疾呼（其筆名取自《西方的沒落》的作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荷蘭作家萊昂·德溫特認為戈德曼作品有意思的程度排在世界前列。翻譯本文的目的一是呈現一個有意思的視角，二是展現一個聰明、體面的對手如何看待中國，不代表觀方翻譯同意其立場。

譯：Kris

《世界周報》：當前，美國正處於動盪之中。總統可能被彈劾，這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發生這樣的事。你對此怎麼看？

戈德曼：對特朗普來說，真正的麻煩不在於彈劾，而在於中國和（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目前看來，特朗普政府跟中國的較量很像是在“自擺烏龍”。

《世界周報》：為什麼說是“自擺烏龍”？

戈德曼：因為關稅給美國經濟造成的影響至少跟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樣糟糕。美國的出口訂單斷崖式銳減。美國當前工業數據處於自2009年6月以來最弱的水平。美聯儲承認美國製造業正在衰退。美國工廠產量正在萎縮。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能贏，是因為他拿下了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製造業關鍵州。這次他犯下的錯誤可能導致他輸掉下一屆選舉。與這種真實的危險相比，彈劾好比一場假面舞會，走走過場而已。雖然中國也蒙受了損失，但似乎損失不如美國慘痛。

《世界周報》：你曾經把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比作1258年蒙古人對巴格達的圍攻和征服。

戈德曼：蒙古人靠自己沒法突破巴格達十二英尺厚的城牆。但他們僱傭了上千名中國攻城工程師，後者三周之內便突破了城牆，然後蒙古騎兵衝進去進行屠城。

《世界周報》：那麼誰是今天要突破美國要塞的中國攻城工程師呢？

戈德曼：華為就像是長槍的槍尖，因為在中國經濟擴張以及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寬帶網絡是通往其他一切的鑰匙。

圍攻巴格達

華為是一家人才濟濟的公司。十年前，如果你問別人“你買了什麼中國製造的產品？”，對方可能一個品牌都說不出來。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華為。他們生產的智能手機是全世界最棒的。他們毫無疑問主導了5G網絡。但華為作為一家公司並沒有很強的中國屬性，反而更具有帝國性。

這個帝國公司比我們更優秀，因為它吸引了許多國家的人才。華為工程師有一半是外國人。他們擊垮競爭對手，招納對方的人才。他們有五萬名外籍員工，而外籍員工負責研發工作的比例超乎尋常的高。

我是跟華為打過交道的。曾經有幾年我在香港某個中資精品投行工作，當時我跟華為的工作人員有業務往來，幫他們跟外國政府牽線搭橋。華為對自己的目標非常明確。比方說他們會對墨西哥政府說，“你們的全國性寬帶網絡讓我們來建。只要接入寬帶，你們就可以開展電子商務和電子金融業務，然後我們可以提供配套的物流和融資方案，讓你們融入世界市場。”

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地球上互聯互通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當前，中國是全世界電商滲透率最高的國家，中國的電子支付系統和電子銀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先進得多。

《世界周報》：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今年夏天訪問瑞士時接受了我的採訪，他發出了強烈的警告：“瑞士應該遠離華為。”美國人在歐洲四處傳遞同樣的信號。那麼到目前為止，美國阻止歐洲夥伴與華為合作的努力究竟有多成功？

戈德曼：意第緒語（譯註：戈德曼是德系猶太人）里有句話，叫做 Soll ihr gor nischt helfen（愛莫能助）。美國圍堵華為的戰役是一場恥辱的失敗，實際上，這恐怕算得上美國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政策失敗之一。

不久前，美國一名內閣級高官告訴我，在我們還沒摸清門道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遙遙領先了，但現在我們開始奮起直追了。他這個說法犯了兩個錯誤。首先，他們仍然沒有摸清門道。其次，他們並沒有縮小差距。兩年前，美國情報界意識到5G不僅將極大助長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經濟實力本身就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關切——而且它還會在未來幾年內瓦解美國在信號情報領域的優勢。

《世界周報》：怎麼個瓦解，能解釋一下嗎？

戈德曼：其實7月份我就在《亞洲時報》的文章里拋出了這個觀點。許多其他媒體也就此展開了討論。中國人在量子通信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門通信技術利用遠距離量子糾纏效應來產生通訊信號。量子通信系統有個特點，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干擾它，通訊信號就會消失，量子態就會被破壞。就好比一封信，當你看到它的時候它就消失了。所以從理論上說，你不可能用技術手段入侵這種通信系統。5G帶寬的無比強大之處在於，它可以在普通5G通信中引入量子通信並使其成為標準。

我們了解到，中國人已經在境內利用光纜使用量子通信技術傳輸敏感數據。若幹個大團隊正致力於將量子通信嵌入5G網絡。韓國的SK 電訊、日本的東芝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據說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果。那麼結果就是，兩三年後美國將失去竊聽其他人的能力。

《世界周報》：儘管美國人反覆告誡“不要用華為的5G技術。”但最終西方國家的客戶還是需要5G技術的。對歐洲人而言，除了華為之外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戈德曼：嗯，目前沒有。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喊破喉嚨也沒什麼用。華為的某位高管曾經對我說：“我們搞不懂美國為什麼不讓思科去收購愛立信，給我們增加一個競爭對手。”為什麼？因為那會拉低思科的股價，在美國，任何降低股價的事我們一概不做。

《世界周報》：那麼政策方面應該怎麼做呢？

戈德曼：正確的政策他已經說出來了，就是讓思科和愛立信合併，讓微軟或谷歌參與其中。美國有很多公司可以有效地參與競爭。政府可能需求給它們一些補貼，稅收補貼，或者直接對研發進行補貼。你得把各大公司的總裁們都召集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然後對他們說：“你們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我們怎麼配合？”我認為歐洲國家應該都更願意跟美國而不是中國合作，哪怕這意味着5G網絡全面鋪開需要推遲。但問題是美國人拿不出替代方案，所以歐洲人只能幹着急。

《世界周報》：許多歐洲人的看法是，美國人對德國總理默克爾實施監聽，而且根據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他們還從全球各地竊取數據。反正給美國人偷去也是被偷，給華為偷去也是被偷，那我們還擔心什麼呢？

戈德曼：好吧，哈哈。中央情報局前負責人曾經對我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竊取大家數據的究竟是我們還是中國人。在我們和中國人之間，你們難道不是更情願讓我們把數據偷走？

《世界周報》：大多數人應該會說：“我們不希望任何人侵犯我們的隱私。”

戈德曼：好吧，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沒什麼意義，因為加密技術——特別是量子加密技術——的發展反正都會瓦解美國的監聽能力。我認為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美國情報機構的緩兵之計，想拖延5G網絡鋪開的時間，直到找出應對方案。他們現在只能在困境中掙扎。

要知道，我們每年向情報部門投入800億美元。這筆錢絕大部分用於信號情報。（信號情報是指外國目標使用電子信號和電子系統所產生的情報，例如通信系統、雷達和武器系統。）而突然之間，美國國安局大大小小的屏幕都要關掉了，他們的權力將大大被削弱。

《世界周報》：這樣一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將迅速提升，我們得好好想想，這背後掩藏着中國的什麼大戰略？

戈德曼：在過去一千年裡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都是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製造業大國。直到大約200年前西方開始工業革命時，中國的地位才掉下去了。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暫時的異常現象，他們想重新樹立中國的卓越地位。他們認為中國只要在創新和控制世界主要市場方面建立起技術優勢，就等於握住了通往繁榮富強的鑰匙。

要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王朝因為饑荒、瘟疫和異族入侵等原因而覆滅。這個國家歷史上不算很穩定。現在這些中國人是第一代不需要擔心挨餓的中國人。這樣一來，中國基本上消除了整個國家體制脆弱性的主要來源。而如今，中國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行使權力。電信、物流、電子金融、電子商務以及人工智能等其他技術應用，都是中國擴張的手段。

中國人把每個智能手機都看作一個數據採集器。它將收集關於醫療健康、消費交易、環境交通等方面數據。所有這些數據都可以上傳到雲中，交給計算機處理，這會在工業控制、衛生系統、環境、城市規劃以及社會和政治控制等領域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優勢。

《世界周報》：自公元800年以來，中國的邊界幾乎一直保持不變。我看不出中國人有什麼擴張的打算。

戈德曼：這一點我同意。

《世界周報》：那麼，他們的戰略是什麼？他們究竟想要什麼？

戈德曼：他們想讓所有人向中華帝國交租。他們想控制關鍵技術、金融和物流，讓大家都依賴他們。基本上，就等於把其他人變成佃農。

《世界周報》：那他們現在進展如何？

戈德曼：現在還屬於很初級的階段，現在中國想做的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轉型方式改造其他國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會遇到政治障礙、文化障礙。例如，中國在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巨額投資，但這裡文盲率接近50%，政治高度動盪，基礎設施赤字巨大。短期內沒人能把巴基斯坦建設成中國。又比方在像巴西這樣的國家，中國在考慮建設全國性寬帶網絡。還有整個東南亞國家——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它們都可能被改造成中華帝國的經濟附屬國。如果把印度尼西亞算在裡面，東南亞地區就有6億人口。

《世界周報》：當中國人的目標實現之後，他們會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壓迫這些“佃農”嗎？

戈德曼：我認為，中國人對蠻夷如何自治毫不關心，只要他們在經濟和技術上都附屬於中國。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講意識形態的民族，他們是最務實的。

許多美國朋友跟我說，當下的問題在於邪惡的黨壓迫着善良的人民。我認為那純屬胡扯。在我看來，中共就是中國古代官吏體制的化身，而中國自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以來一直接受這套體制的統治。

拿俄國人做個對比，俄國人開設間諜學校，補貼（境外）地方共產黨組織等等做了許多事，中國人對這些東西完全沒興趣。白邦瑞（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等批評人士過於誇大了中共的意識形態野心。但我這樣說並不代表中國就不危險，也不代表它對我們不構成挑戰。

《世界周報》：亨利·基辛格是西半球最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在《論中國》一書中說，中國人的行為模式就像是一種三維象棋，他們好像管它叫圍棋。

戈德曼：沒錯。

《世界周報》：那豈不是說中國人有超級大腦？

戈德曼：這樣說未免太誇張了。中國之所以凝聚成一個國家，全靠官吏體制的雄心。歷史上中國疆域內集結了許多民族、許多語言，它們之間差異非常大。中華帝國通過官吏體制從各省招募最聰明的人，使他們的利益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維繫整個國家。

《世界周報》：你認為西方對中國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戈德曼：最大的誤解是認為中國有着邪惡的政府和善良的人民。三千年來，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事實上，西方最接近中國體制的機構是西西里黑手黨。它裡面得有個capo di tutti capi（頭領中的頭領），只要有他坐鎮小頭目們就不會自相殘殺。他們自相殘殺，因為他們是天然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任何形式的政府。他們忠於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種必要的惡。民主體制裡面最根本的東西是公共信任和個體行事優先（subsidiarity）原則，而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世界周報》：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究竟是什麼力量把無政府主義者團結在一個國家裡？

戈德曼：上世紀50年代流傳下來一個關於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和以色列前總理本-古里安的老笑話：艾森豪威爾對本-古里安說，“給美國2億老百姓當總統真是太難了。”本-古里安則回答道，“給以色列200萬個總理當總理才叫難上難。”

而中國，則是一個由14億名皇帝組成的國家。每個人都想當皇帝。每個人都努力為自己和家族撈權力。他們不懂什麼叫Res publica（公共事務）。他們沒有那種奧古斯丁式的共同的愛，所以國家不是靠友愛共同體團結在一起的。使國家團結在一起的是人們的抱負。因此，選賢任能制度務必做到公平公正，這是最重要的。

在中國，不論你是什麼達官貴人，只要你孩子高考分數不夠，北京大學的門就不會對你敞開。

《世界周報》：只要中國精英還讓子女去美國常春藤盟校念書，西方就還有希望，對嗎？

戈德曼：創新可能是我們唯一比中國人擅長的事。正如我所說，華為公司的創新非常依賴來自西方國家的外籍員工。我不是說中國人不會創新。唐朝被認為是中國藝術和文化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中國人已經掌握了時鐘、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技術，幾乎涵蓋了發起工業革命的全部要素。然而，中國的選賢任能機制是以標準化考試為基礎的，這並不是維持精英領導制度最好的辦法。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當年就是因為謀求不到大學教職，才跑去瑞士專利局坐班的……

《世界周報》：……然後他用私人時間搞研究提出了相對論……

戈德曼：對。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問中國人最擔心什麼，很多人會說：“為什麼我們得不到諾貝爾獎？”其實已經有八名中國人在科學領域得到了諾貝爾獎，但他們大都是美籍華人。

中國的制度很難辨別篩選那些不合群的怪人，他們往往能做出根本性的貢獻，比如愛因斯坦。我們在這方面要強得多。西方人認為人類個體裡有潛在的神性，這就是所謂的神聖火花，而這種概念在中國根本不存在。因此，我認為我們在與中國人競爭中還是有機會的。

《世界周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一直說：“我們必須阻止中國人竊取我們的創新和思想。”他這樣說對嗎？

戈德曼：這種說法既有對的地方，也有錯的地方。中國的崛起當然對西方的繁榮與安全構成了威脅，特朗普呼籲西方留意自然沒錯。倒是前副總統喬·拜登出於維護自己兒子的利益，說無需對中國人多慮。這種說法非蠢既壞。我們當然得堤防着中國人。如果中國人在下一波工業應用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我們的窮日子就來了，安全環境也會惡化。我們將對他們產生依賴性，我可不喜歡那樣。

不過，我不認為中國人意圖侵略我們，或者按中共模式在美國成立美國共產黨。

《世界周報》：你認為中美兩國短期內不會進行軍事對抗嗎？

戈德曼：我覺得不會。研究一下中國武裝力量的配置你就會發現，它有點頭重腳輕的感覺。中國單兵裝備花費約1500美元，基本上就是一桿槍、一頂頭盔、一雙靴子。美國單兵裝備花費18000美元。我們有強大的空運能力。我們的步兵技術含量非常高。中國陸軍裝備和作訓水平還比較落後。他們的強項在於導彈、衛星、潛艇等方面，極其強大。

《世界周報》：中國的軍事戰略核心在於控制國境線。

戈德曼：控制南海。他們海軍陸戰隊和機械化部隊兵力可能達到10萬，而且可能不久後就能部署在台灣。但除了維護領土完整之外，他們對其他東西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當然，他們在吉布提有海軍基地。未來中國可能會向海軍投入更多資源，因為美國對波斯灣安全的興趣正在減弱。我認為，中國在波斯灣的存在必然會增強，因為它要維護基本的經濟利益。但這跟投射帝國軍事力量完全是兩碼事。中國不是蘇聯。

《世界周報》：有人認為美國跟中國對抗的策略是錯誤的，兩個國家應該成為朋友。中國人對友誼看法跟我們一樣嗎？

戈德曼：中國人沒有朋友。作為個人沒有朋友，作為國家更沒什麼朋友。

《世界周報》：譬如中國農村的某個農民，你能說他沒有朋友嗎？

戈德曼：我在中國工作時，當地同事告訴我，當你上小學一年級時，你左右看看同班同學們，他們都是你要甩開的對手。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家庭最重要，除此之外就是上級和下級。沒有什麼平級關係。沒有人自發地聚集結社，以平等身份共事。一般而言，你有一個上級，幾個下級。這裡沒有亞里士多德那種政治友誼的概念。

《世界周報》：難道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友誼嗎？

戈德曼：人們私下當然有朋友。但中國人沒有西方那種政治友誼的概念，這種理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中國講利益不講友誼。有個源於意大利南部的概念叫做“非道德的家庭主義”，人們以無關道德的方式與世界打交道，但在家庭內部又有另一套標準。這也很符合中國社會的特徵。

《世界周報》：中國在極力展示其“友好”的一面，這顯然符合其利益。他們有龐大的公關戰略，在西方媒體上購買欄位來宣傳自己，力圖讓大家覺得中國是個友好的巨人。

戈德曼：但他們外宣效果顯然不怎麼樣。

《世界周報》：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戈德曼：因為中國人完全不懂得西方人的情感，所以很難以西方的方式進行對話。我最不擔心的就是中國針對西方的外宣。他們在通過金錢和技術獲取影響力方面倒是一把好手。

《世界周報》：你的意思是他們無法贏得人心？

戈德曼：對，因為對西方人而言中國體制完全是異質的，跟他們的需求和期望相差太遠，以至於根本無法產生吸引力。

《世界周報》：作家吉卜林曾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聚！”現在看來這麼說似乎也沒錯？

戈德曼：西方和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朋友。當然，我們必須得和中國做生意。誰都不可能把聰明勤奮的14億人隔絕起來，那太荒謬了。但是，西方要想成功地和中國打交道，自己必須處於實力地位上。

《世界周報》：特朗普總統採取的策略是威脅對手和展示實力。這對中國人有用嗎？

戈德曼：就目前來看，我認為沒什麼用，因為他常常雷聲大雨點小。伊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填彈完畢，鎖定目標，隨時準備攻擊伊朗。”這樣的話你可以說，但實際上我們不會打伊朗。因為如果我們攻擊伊朗，波斯灣石油供應將受到嚴重干擾。另一方面，中國人對美國這根弦繃得特別緊。有段時間史蒂夫·班農四處散布言論，試圖動搖中國政治體制的穩定，中國很多高官都認為班農的言論代表特朗普私下的意思，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世界周報》：你的意思是，特朗普在經濟上對抗中國的策略很失敗。

戈德曼：我認為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上次選舉時我把票投給了特朗普，這次我應該還會投給他。我希望他能連選連任，但他最大的敵人可能是他自己，這也是令我感到苦惱的一點。

他號稱要重振美國工業，這是他競選的前提。製造業是美國經濟最薄弱的部門。而特朗普能否連任取決於他拿不拿得下幾個製造業關鍵州。由於關稅傷害了製造業，他這次連任比較懸，本來可以更穩的。

而且，我前面也說了，美國說服其他國家不購買華為5G設備的企圖已經完全失敗了。今年華為的5G供應量是60萬個基站，而且整個生產過程可以不使用任何美國組件。

我們發明了半導體，發明了顯示器，發明了光纖網絡，數字經濟的每個組成部分都是美國發明的。結果我們的產量少得可憐，有些東西完全不生產，這是美國的恥辱。

因此，特朗普提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說的很對。但我認為他選擇的方法是無效的，甚至適得其反。

《世界周報》：美國輸了嗎？還能扳回來嗎？

戈德曼：當然可以。但怎麼才能扳回來現在還很難講。里根政府時期，我曾經給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做顧問。當時美國聯邦政府斥巨資直接補貼研發項目，換做今天的美元相當於3000億，約等於GDP的1.5%。每個大公司都有實驗室，都聘有幾千名科學家。為現代數字經濟奠基的全部發明都來自五角大樓的一個項目。其影響之深遠，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1976年，美國國防部希望讓戰鬥機飛行員能夠在駕駛艙里進行天氣預報。他們需要一種高速、輕便的計算機芯片。他們開發出來的產品被立即應用於俯視雷達。俯視雷達需要計算機成像，美國無線電公司實驗室研製的芯片使這成為可能。國防部預料到了這一點，此項技術使我們在冷戰期間對俄國人有了決定性的優勢。

如果我們真能像過去那樣調動資源，相信我們將取得高於預期的成果。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創新文化，動員人力和企業資源來實現這一目標。

《世界周報》：什麼樣的戰略能夠使美國贏過中國？

戈德曼：我舉個例子。半導體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投資方向。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進口國，每年進口半導體總值超過2000億美元。中國今後打算大部分半導體都實現國產。因此，它對各大芯片製造廠商投入了大量資金。芯片製造昂貴得不得了，台積電新開一間工廠要300億美元。現在有種製造半導體的自組裝技術，芯片不用壓，讓它自己長出來。

如果我們能採用一些實驗階段的技術，並使它們發揮作用，這將抵消掉中國投入半導體製造工廠的1000億美元。我建議瞄準關鍵技術，以創新引發行業劇變，抵消中國現有投資的價值。

《世界周報》：你認為中國的弱點在哪裡，什麼會給它的未來造成實質性問題？

戈德曼：中國好些弱點。首先，它的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和所有老齡化國家一樣，中國需要出口資本並雇用其他國家的年輕人，靠他們來支付本國人的養老金。德國也這樣做。這算是中國部分戰略動機。未來中國撫養老年人的負擔將十分沉重，它希望通過自動化、高效醫療等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更大的問題是年輕人的抱負。中國每年有上千萬人參加高考，其中三分之一讀了工程學。這些學生期望未來獲得機會。如果中國在技術上失去優勢，落後於西方，那麼政權穩定性將面臨重大挑戰。

不要指望靠在人權問題上指責中國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當然會抱怨，但這毫無作用。中國人只尊重實力，而我們的實力在於創新。如果美國能在創新上贏過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拉開差距，自然會取得政治優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