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是政协六十周年。这可是一件大事。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兴匆匆赶来或者由中共从各地接到北京来的民主人士们在怀仁堂里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又是迎接，又是宴请，又是拜会，彼此谈笑风生。大家以为，以后中国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了，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在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了，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梦做得美美的，甜甜的。

世上事，多风波。甜蜜梦，多难圆。民主人士们的蜜月过了不几天，民主党派们的美梦变成了恶梦。恶梦倒也罢了，不做官可以做民，有口饭吃就行。但是，他们的恶梦却不是一般的恶梦，是当右派，当贱民，被批斗，坐监狱，被流放，其艰难悲苦，一言难尽。更有些人虽然仍然做着花瓶，但是人格上倍受污辱，眼中虽不流泪，内心却在流血。我们当年学苏联，学苏联时，对苏联的微词（例如在东北奸淫妇女，抢我资源）就是右派。（如龙云）等到邓小平批苏联时，如果你有微词，你也是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总而言之，大而统之，你稍有独立思想，就是犯罪。虽然，这个国家名之为共和，其实，本质上它不像是共和。至少，清朝的专制也不一定比它厉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斯大林主义是中国学生的老师，但是，青出于蓝胜于篮，中国学生远远地超过了老师。中国后来也成了老师，也带博士和博士后了，它的学生如波尔波特、乔森潘之流，也是厉害角色，一二年中，将自己的人民杀了个四分之一，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总体而言，它远远没有老师的成就大，也远远没有老师的水平高。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历史事实，不久前，有领导同志提出不折腾，要是在以前，中国的文人们又会写文章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武器，有着多么深远和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说不定，下次人大开会，又会把领导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不折腾理论写进宪法的前言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每一任领导上台，他们都会提出一种新名词，这个新名词都会在宪法中加进去。（下了台的赵紫阳、胡耀邦、华国锋的思想则是例外。）

奇怪的是，这一次报上却没有通常都会有的欢呼、注释文章。上海学者陆震先生写出的研究折腾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文章被一家杂志登载了一小部分，竟因此引起了一些麻烦。而不折腾理论的提出，是对折腾论的修正。长期以前，中国盛行的是折腾论。折腾的实践和理论已经发展得尽善尽美。毛泽东老人家曾经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就是说，年年要折腾，月月要折腾，天天要折腾。并且，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大折腾。他认为，折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中国有十亿人口，不斗行吗？”他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折腾才有活力，不折腾不行，不折腾就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多少年来中国党内斗争人民内部斗争哲学的核心就是折腾。

中国人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折腾的理论，也不断地进行着折腾的实践。回顾那些年头，一个折腾接着一个折腾，一场折腾连着一场折腾。就如大海的波浪，一个潮头接着一个潮头，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搞四清，破四旧，大批判……折腾的花样繁多。到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手中，虽然名义上结束了文革，但是，折腾的事情仍然此起彼伏。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真刀真枪地在天安门前摆起了战场。这次折腾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邓后也不断地有折腾的余波翻江倒海，折腾引起的惊涛骇浪此起彼伏。连动刀动枪的事情，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是如何折腾的，让我们翻开沾满了灰尘的历史大书，翻到解放之初的一页上，看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各自贡献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是怎样罢官、戴帽、坐牢、流放、死亡的。从中可以看到瞎折腾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反思一下中国特色的大折腾产生的根源，警惕以后再无端惹起新的折腾，是蛮有意义的。

甜蜜的蜜月

蜜月总是美好的。不知道是因为蜜月的甜蜜，还是因为蜜月里要吃蜂蜜，人们把新婚的之月叫做蜜月。不过，无论最初的原因是什么，蜜月总是快乐的幸福的甜蜜的。

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曾经跟着心爱的男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如果一直那样过下去，白首到老，或者一起恩恩爱爱到今天，也可以庆贺一下金婚了。但是，他们蜜月的时间很短，蜜月过后的日子不仅说不上甜美，简直可以说是黄连般地痛苦。

1948年9月，国共双方几百万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等地的大厮杀胜负渐见端倪，一方的胜局渐定，建立新朝的预期指日可待。不过，国民党还有力量，淮海战役尚未打赢，江南还在国民党手里。为了孤立国民党，按照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决定召开第一届政协协商会议，一来是共商建国大计，二来是将中国一些民主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团结在自己身边，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毛泽东知道，与他争天下最大的劲敌是国民党。有些党派虽然与之也有分歧，但是，大敌当前，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基于这种考虑，1948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学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开列了一批有政治声望的人士，准备邀请他们参加第一届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其名单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29人。第二年5月1日，毛又写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说，“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当时，中国不少著名人士正在香港。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一遇危险，就往那里跑。周恩来让潘汉年组织在港的一些抗日名将，民主人士悄悄地乘船北上，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方略。抗日名将、原国民党19路军军长蔡廷锴、著名大律师“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等人悄悄登上了轮船。1948年11月23日，化名“丁汝常”的郭沫若、陈尤其、许广平母子等30多人也相继北上，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中国历史即将展示新的一页，这些民主人士们的人生也将开始新的一页。他们都将在共和国中担任一官半职。一个个心里喜滋滋地。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隆重迎接，恭敬接待。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时期，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精神欢畅的高峰时期。

然而，历史常常喜欢与人们开玩笑。不几年，这些兴冲冲千里北行、共商国是的朋友，不少人开始了比国民党战犯更加悲惨的历史。这一页历史用它凝重的笔墨书写的事实，直到今天，仍然被遮在云里雾里，其悲惨的命运和内在的原因，值得后人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和遭遇吧。仔细数落起来，历史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蜜月过后，中国大地如地震，如海啸，狂风不止，暴雨不息。兴高采烈地民主人士们一个个陷入了人生的灾难中。这些灾难，比起长征中的老山界，比起猎子口来，并不轻松多少。北大荒的右派集中营并不比苏联的古拉格好多少，甘肃的劳改营也不比清朝的宁古塔好多少。有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士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历史的大劫？有几个历尽风波的民主党派落个美终？让我们看看中国社会的折腾所掀起的波浪怎么将一个个当年的老朋友席卷到灭顶之灾的旋涡的吧。

人们是否知道这历史的一页？人们是否记住了这历史的耻辱？这真实的一页，也是“辉煌六十年”中的一页啊！

宋庆龄忍气吞声

世界上的事，共患难易，共欢乐难。当年特地从香港等地请来的座上客，有的渐渐变成了同路人，更多的则变成了“阶级敌人”。

当年邀请民主人士前去共商国是的主人也变了。再也不是礼贤下士、彬彬有礼的主人了。一阔脸渐变，主子的架势越来越足了。

先来看看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遭遇。她是民主人士中命运最好的人士。不过，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宋庆龄此时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即淮海中路1843号。6月1日，60师178团一个营进驻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路对面的一所房子作为连队的宿营地，让排长带队前去宿营。当排长敲门要求进去时，遭到了门房的拒绝。这个看门的老人真是不简单。他没有说明不能居住的理由。在他的心中，民宅就是民宅，为什么一定要闯民宅，仁义之师么，理应秋毫无犯。排长没想到，一个看门老人竟敢违反共产党的军令，这还了得。他厉声责问，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他将派士兵搬走东西。这位排长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时，“他妈的，老子解放了上海，你们还不让我们住宿，真是胆大包天。”此时，住在楼上的宋庆龄听到争吵下了楼，对士兵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连长听说了，连忙前来道歉；陈毅听说了，批评了师团干部，打电话给宋道歉；邓小平和饶漱石听说了，也到宋宅来道歉。考虑到是孙中山夫人独居的家里，宋宅没有成为宿营地。如果，不是孙中山的妻子的住宅，那会是如何呢？会有人前来道歉吗？

闯宅事件让宋感到不高兴。6月25日，邓颖超奉毛周之命到上海，请宋去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邓告诉她，她将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会议还没有开，副主席已经选出来了。离京前，周指示邓，对宋的一切要求，要尽量地予以满足，只要她愿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共和国之初，一切欣欣向荣。1950年3月，这位孙中山的遗孀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要她留在党外。对她说，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但是，蜜月总是短暂的。

解放后不几年，中国开始对工商业进行改造。人家祖祖辈辈创办的企业，一下就被三下二下赎买了，宋对此不理解，认为你当年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现在又赎买，是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这些被赎买的企业，又被各级领导们买了去，第二次成为私有财产。只是成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私有财产，如果说民族工商业主进行的是剥削，后来的又一次私有化，则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干部们来剥削罢了。）1955年月11月，她写信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诺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了吗？”宋副主席实在是政治上很幼稚，共产党说过的好话是不能太当真的。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问毛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兴衰的“周期律”。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几年后，黄炎培的几个儿子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五七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邓小平更搞了一回阳谋，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然后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此一时彼一时的把戏，中国现代的政治家们用得十分娴熟。

毛泽东见到宋信后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她代表资本家讲话。”当年，他表示中共高级领导们要向她学习，现在则成了资本家的代表。资本家的代表，离阶级敌人的代表可不远了。

反右运动时，宋庆龄许多昔日的朋友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分子，右派就是反动派。宋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你看，宋庆龄在毛泽东的眼中，完全成了反对无产阶级路线的敌对阶级的代表。当然，这些最高指示宋庆龄当时只是风闻，未必如后人了解得那么具体，但她知道自己的想法与革命的潮流格格不入，知道自己成了落伍者，多余者，成了只是在需要装点时摆上台面的一只美丽的花盆。

文革中，她父母的坟墓被掘地三尺，革命革到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丈人老头和岳母大人的身上了。宋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她无法表达。牙龄打落了，只能往肚里咽，不然，让台湾的妹妹和在美国的弟弟看着笑话。但她还是禁不住为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们鸣不平。宋副委员长说，“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野心家，牛鬼蛇神……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这一次，毛泽东龙颜震怒了。1970年3月，毛泽东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他老人家派周恩来李先念传达他的最高指示。周和李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变通了一下，对宋夫人说：“您身体不好，可以出去走走。”这样，最高指示也传达了，听上去也缓和多了。宋听懂了，气愤地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不想走了，死也就死在这里了。从此，她再也不出场，不再当花瓶。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到上海请她参加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那种虚怀若谷、殷殷好客的热情不见了。说得明白的，毛泽东下了逐客令，宋老夫人实在是无路可走，只得忍气吞声。如果孙老先生还在，听了这番翻脸不认人的话，她是会与孙先生一起走路的。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共，毛泽东当年称赞她对新中国的贡献，说的是实话。她充当新中国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这个政权带有一定的联合政府性质，这在客观上也帮了中共的忙。但是，岁月流逝，毛泽东竟绝情地下了逐客令，并请她到海峡对岸去，这明显是宣告，她是大陆不受欢迎的人，是国民党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时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们竟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宋夫人的内心的震动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

毛泽东是很现实的，是易变的。他的易变，不仅表现于他一会将刘少奇视作心腹，一会儿视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表现于一会儿将林彪当作接班人，林彪不愿意，他也非要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不可，一会儿又巡视南北，到处吹风，要置之于险地，逼得当年最亲密的战友不得不远走高飞。对宋夫人的一热一冷，正是他一贯的作风。

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这样，宋庆龄被冷藏了起来。她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是怎么想的，她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人生的，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

章伯钧成了全国第一号右派

章伯钧，是民盟的主要领袖，德国留学生，解放初当了一个交通部长。1957年，他被毛泽东说成是章罗反革命同盟，成了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曾经开列了一个高层右派分子的名单，章伯钧是其中之一，按小平的意思，是准备让他当了右派再下狱的。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为了了解这个第一号大右派的内心，党派了另一个民盟的右派分子冯亦代装作同情者来到章家，在谈话吃喝之间，套出章的内心想法，然后向有关的领导或电话或书面汇报，这一项工作坚持了许多个年头。为了工作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改正了，也没有当众宣布，他有事没事到章家，还与章的女儿章诒和套起了近乎。章诒和后来在四川坐了牢，写信给母亲时竟还惦记着这个经常来他家聊天探望的宽厚的叔叔。可见章家当年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可见章家对冯的信任。没有想到，把章伯钧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派人前来卧底，刺探情况。由于章是大右派，他的女儿章诒和受牵连坐了十年牢。

章不愧是个政治家。1965年，他看到毛泽东派人组织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沉默良久，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果然，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十年浩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也是各级领导们的浩劫，也是地富反坏右各类分子的浩劫。文革对章家也是大灾难，他被赶出家门，只有被批斗的命。1969年他得了胃癌，郁郁地死去了。也许，他没有想到，当年兴冲冲地北上共商国是，结果得到个如此的下场。还连累了无辜的女儿锒铛入狱。世上的事情，是多么地难以捉摸啊！

20年以后，所有右派分子都平反了，纠错了，摘帽了。但是，章伯钧没有。不平反，不摘帽，不纠错。他是留在国内的五个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不能摘。他的这顶右派分子帽子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的右派帽子论证着小平同志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名言，缺点只是扩大化了。无论多么扩大化，毕竟还有5个右派实实在在地没有平反，它们成了泽东同志和小平同志反右运动伟大功绩的纪念碑。50多年过去了，章伯钧还是当着右派。如果他知道那么诚恳地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人们会如此残酷地于将他当作敌人，他会兴匆匆地北上吗？

其实，章伯钧的遭遇不是误会，不是偶然。早在建政之初，双方关系最热的时候，统战部已经对参加新政协的阵营进行研究。写了一份《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2人，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其中的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及无党派分子，都有左中右，人民救国会中左派分子多些，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上层多右派分子。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等等，报告主张，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允许中共党员在内等措施。后来的结果只是既定方针的逐步实施罢了。

梁漱溟成挨批判专业户

梁漱溟也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梁是哲学家，农村建设的倡导者。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毛与他曾在窑洞里作过长夜之谈，交谈甚欢，双方引为知己。不过，他的蜜月也不长，等不到反右运动，就感情失和了。

解放初，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认为中共靠农民打天下，但解放后农民地位过低，他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不能得了政权就不管农民了。”本来，这也是忠言，至少无恶意。但毛泽东听了却火冒三丈，窑洞里的交情全烟消云散了。毛泽东说，“有人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的意思吧。仁政有大仁政，有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毛的口气很藐视，很讥讽，口气也很重，说梁是在“破坏工农联盟”。梁算得上是中国现代难得的一条汉子。他当场听了毛的批评，心里并不服气，站起来说，我并不反对总路线。毛说，“如果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毛又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虽然没有用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当年的朋友成了伪君子，是以笔杀人者。梁要为自己辩护。他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的，还是假的。”话虽儒雅，却有正气和胆魄。结果，他在一片口号声中被哄下了台。毛主席最终不给他这个雅量。

他从此不断受批判，文革则更甚。1971年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当接班人，他认为不妥而受批判。批林批孔时，他说，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至于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他说完了，大家对他又一次批判，批了6个月，分组批，大会批，批了100多次。批判他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有被中共俘虏宽大处理的国民党人。在批判梁漱溟的人中，杀害瞿秋白的宋希濂批得最卖力，他是想报恩，想邀功。会议领导最后问他可有感想，他说，匹夫不可夺志。1978年否定文革派，让他发言，他说，毛泽东要整刘，绕开了法治程序，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为了夺一个人的权，搞得国无宁日…….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全体人员听了，又一次轮番批判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以说，梁的前半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乡村建设探索的半生，后半生是挨批判的半生。邓小平时代出现的各种专业户早就萌芽了。梁漱溟就是挨批判的专业户。将来，可以考虑在大学里设立一个挨批判专业的博士点。中国社会是很需要这样的专业的。当然，也需要设立一个批判专业的博士点。这样，双方的导师和学生就都会有事情做，不至于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

章乃器死里逃生

章乃器也是政协第一届委员。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曾在中共艰苦的岁月中，帮过中共的大忙。他利用当着国民政府安徽省财政厅长的官的方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给新四军做过不少好事，给了他们很多粮食药品。每月还给新四军三万元军费。这不是一笔小数。他解放后当了粮食部长。他闯祸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反对个人神化，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这话其实一点也不错，但人们从反面解读他的话，结果他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他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开。他认为党是领导，犹如编导，不必到前台表演，这被说成是反党。他被打成了右派，撤销了部长的职务。他还被毛泽东定为右派中的顽固派。当年，他对东方红的歌词提出意见说，歌词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修改，建议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很谦虚，对他说，接受他的意见。现在不同了，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顽固派，解除了粮食部长的职务，当了一名右派分子。

文革到了，他面临更大的灾难，从1966年的8月24到31日的8天里整整八昼夜，章乃器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北京六中发明的劳改酷刑，十分之八九在他的身上都用过了，用氨水灌他的鼻孔，用辣椒水灌他，用裹着橡胶的鞭子打他，他后来悲愤地说：“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他哪里知道，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中国伟大的红彤彤的思想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革命大熔炉里培养了这些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啊。

周信芳全家受罪

周信芳，中国著名京剧家。他参加了中国的第一届政协，后来悲惨地死于文革。

他的主要罪名是因为演出了《海瑞骂皇帝》。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号召人们提意见，号召要像海瑞那样，要向海瑞学习。这样，北方的吴晗写了《海端罢官》，南方的周信芳演出了《海瑞骂皇帝》。后来，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让姚文元批判。周信芳演《海瑞骂皇帝》，也被认为是矛头直指毛主席。皇帝是影射毛主席，骂皇帝是骂毛主席。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

文革刚开始，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死了周家的大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头发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没想到，演了一个戏，结果会全家遭难。

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周的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引自沈鸿鑫、何国栋﹕《周信芳传》第276页）周夫人裘丽琳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锭，终于卧床不起。68年，有关方面正式拘捕了周信芳。接着，又一次抄了周家，并拘捕周少麟。父子同时坐新中国的牢，直到1969年，周氏父子才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死的死了，牢也坐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此了结。

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苹这样一句实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我相信周信芳演海瑞的戏是无恶意的，他只是因为当时领导鼓吹海瑞，就演了海瑞，演海瑞骂皇帝，只是因为这样的戏有点戏剧性而已。谁也想不到，一出戏害了一家人，一个好端端的家，因为一出戏而家破人亡。

人们常说“辉煌六十年”，这样的受害事件，林林总总的怕有不少，现在都被幸运地升级为辉煌六十年的一部分了。真要感谢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当年那悲惨的一些经历，这些人有机会成为辉煌六十年的光辉一页吗？他们吃了点小亏，却占了个大便宜。追根寻源，实在还要感谢一番呢？没有这样一次折腾，你们怎么会有“第二次生命”呢？

吴晗：家败人亡一出戏

吴晗当年是个穷书生，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帮了忙，支持他的学术研究，还为他介绍了工作。胡适对吴晗是有恩的。

解放后当了北京市副市长，春风得意。吴晗一直是很紧跟形势的好同志。批胡适的时候，他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他批胡风；北京旧城改造时，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彭真主张拆城墙，拆一切影响交通的“封建的遗留物”。吴晗是站在权大气粗的一方的，他积极地批判了梁思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一次次义愤填膺地批判了许多右派分子。他批章伯钧，批罗隆基，他批判的人，林林总总地也有几大箩筐。他是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却揭发、批判章伯钧，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是一个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他的表现十分革命。

没有想到，像吴晗这样一贯紧跟的人，也会身遭不测之祸。1962年以后有段时间，毛泽东突然鼓吹起了海瑞精神。胡乔木将此信息带给了吴晗，因为吴是明史专家，就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海瑞的文章。马连良想排个海瑞的戏，让吴晗执笔编了个海瑞罢官，这戏当时许多人说好。但后来文革开始后，成了文革的导火线。

文化革命开始后，吴晗屡遭批斗，被打伤。后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被打伤得很厉害，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肉体痛苦因为他被打伤了胁骨，打得全身青紫，当时，什么组织都可以批判他，什么人都可以打他斗他。他是文革初期最有名气的阶级敌人。他没有想到，当年，他积极地批判党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真是党指向哪里，他批向哪里。哪里知道，今天革命又以他为对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触及肉体的革命，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他想不明白，自己好端端紧跟，怎么又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了？

吴晗挨批判还不算，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侵害了全家。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

马寅初含泪焚稿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解放后，中国人口迅猛增长，他担忧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新人口论，主张及早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本来只是一种学术思想，对不对，可以讨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是一家之说，用不着认真。

但是，新人口论却不能见容。因为毛泽东相信，人多好办事，热气高，认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要批判。而马寅初则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他竟抖擞精神，出来应战。这就不仅是学术争论，而是对抗皇上了。周恩来想息事宁人，他是捣浆糊专家，应付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有应付周全。这一阵，他找马寅初，好意地劝他检讨，认错，给自己一个台阶，给权威一个面子，都被他坚决拒绝。并且在《新建设》杂志上发文声称，“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他不断地受到批判，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

这个老人，脾气太犟了。怪不得国民党不喜欢他，共产党更不喜欢他。他回老家以后，又开始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经过多年调查和探索，写成了100万字的农业论巨著，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抄于纸上。马寅初受到批判后，他无法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小心存放，让家人经常晒晒太阳，以防霉变和虫蛀。

不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神州，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抄家、破四旧、打人之风刮向全国，马寅初知道知识分子的大劫到了，自己能不能幸免，他实在没有把握。连郭沫若这样死心塌地地紧跟的文人都在表示要学黛玉焚稿，马寅初看到风声越来越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越来越热火。他心想，与其让别人来烧，还不如自己先烧了，终于让家人将自己百万字的农业论手稿及多年来收藏的字画、信扎，统统付之一炬。当烈火燃起，当辛苦书写的文稿、辛苦收集的字画在烈火中变成飘飘的烟灰的时候，这个汉子禁不住滴出几滴眼泪来。

他的命运还算幸运。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76年后，马寅初得到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他成了北大的名誉校长，过了一百岁才去世。

王明避祸莫斯科

王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他是路线斗争的失败者，也是第一届政协的参加者。

陈绍禹即王明。王明是第三国际器重的人物，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延安整风时就受到了批判。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许不低。但是，王明不了解中国农民，不了解中国实际。解放后，更是一直受到冷遇。1956年，他利用治病的机会到了苏联。开始的时候，还与国内保持着联系，第二年，中国进行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当年革命的战友整倒了一批又一批。高岗，彭德怀，饶漱石，潘汉年，一批批当年的功臣成了贱民、敌人，自杀的自杀，罢官的罢官。王明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如果留在国内，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因此，他终于没有回来。1974年，王明客死于莫斯科。说也奇怪，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很多，却一个个拥护着文化大革命；王明虽然是个一直挨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却很早就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王明不算第一个，至少可以算是第一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先觉者。后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批判起文化革命来。这就是由他的儿子俗称老虎的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王明死后，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王明躲过了反右的大关，也躲过了文革的难关，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文革中间，他的家也被抄了，他的父亲陈聘之，早已死了，当年葬于八宝山，也被人从坟墓里掘了出来，从地下翻出一堆白骨。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由此可见一斑。死人都要批判，如果王明在国内，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命运呢？他算是一个老同志，老革命，他的命运尚且如此，文化大革命成了无数人的炼狱，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罗隆基众叛亲离

罗隆基是清华留美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发表过大量的抗战文章。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写文章，编杂志，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配合和帮助中共反对国民党。为此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脱险后到达北京，朱德，李维汉等党国要人带了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等到车站迎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常委。解放后当了森工部长。

反右运动党号召鸣放的时候，他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大恶，甚至算不上什么错误，因为确实有冤案有冤情。因为一元化领导而冤沉海底的事情屡屡发生。但是，这成了他当右派的一个重要根据。另外，当局也批判他建立章罗同盟。章伯钧迫于压力，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那天从国外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听说章罗同盟的事，立即打电话给章伯钧，责问他与章什么时候有过同盟，组织上没有，思想上也没有。并且亲自到章家，对着章伯钧，一脸严肃地说，以前不跟你联盟，以后也不会与你联盟。如果跟你同盟，以后就如这根手杖。说着用力将手杖一折两断。可见，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是当局强加的，而这个章罗同盟是毛泽东在文章中白纸黑字写下的，毛泽东说的，自然不会有错。这样，没有章罗同盟，也得造一个章罗同盟。不然，难道伟大领袖错了？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正确，这次只能委屈一下章罗两位了。章伯钧开始也否认这个同盟，后来终于挡不住持久而沉重的压力，终于承认了事。而折断过手杖的罗隆基最后也承认了章罗同盟，虽然内心觉得莫须有。

罗隆基当了右派分子后，部长不当了，汽车没有了，朋友也很少了。而检讨、挨批判却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与他同居十年之久、对他崇拜的女友，那个批判国民党勇敢的女记者浦熙修，也在压力下揭发起罗隆基来，她将罗写给她的私密的信件交给了领导，供他们寻找批判罗隆基的炮弹。罗的女友倒戈了，他的别的亲密的朋友，助手，也一个个倒戈了，大家纷纷指鹿为马，对罗乱批一气，以表示与右派的不共戴天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义愤。罗隆基真是四面楚歌。楚霸王四面楚歌时还有个虞美人安慰他，罗隆基的虞美人已经叛楚降汉，成了批判他、揭发他的有力的反戈一击者。这对罗隆基的心理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可惜，这个勇敢的批判者（批判国民党和罗隆基，她都很勇敢）自己虽然立了功，在帮助党批判她的同居男友过程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她自己也未能幸免，同样当上了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几年，她也郁郁而死。

罗隆基当了右派，孤零零地生活着，女友走了，反目为仇，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说过话。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只有年迈的母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罗兆麟。他郁郁不欢，没有人说话，终于在一个夜里，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那天夜里，他发病时去拿救命的药片，却没有拿到，药片洒了一地。

罗隆基去世后，他的小弟请求组织上给罗摘帽，让他别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棺材里，（准确一点讲，是别把右派帽子带到火葬场）组织上没有同意。因为罗是右派分子，他的骨灰没有适当的寄放处。只能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个临时存放处。他的小弟弟对此表示不满，希望能妥善安置其哥哥的骨灰。为此，罗隆基所在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以民主同盟中央的名义发信给罗兆麟的单位，这个正规的文件叙述了罗兆麟对处理其兄骨灰过程中的种种“落后表现”，目的是要说明他与右派哥哥没有划清界限。在那个折腾的年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中央，不去呵护自己的成员，不去维护哪怕是轻微的正义，却也学起了阶级斗争的手段来，给同情罗隆基的小弟弟背后射了一箭。可见，那年头的折腾深入人心。有些民主党派也成了折腾派。

罗隆基死得早了一些，他的早死，是当右派后境况恶化的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后，长期处于心理封闭状态，这是非常有损健康的。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事物都有两重性。正如老子所说，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他的早死，固然是不幸，但却避免了后来更大的不幸。他去世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点燃起来了。全国人民发疯一样地紧跟着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国人是个容易发疯的民族。大跃进时代，全民大疯狂；文化革命年代，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在商品大潮中，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许多活到那个文革年代的右派分子，其命运大都十分悲惨。参加过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大都在风声鹤唳中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被打、被斗、坐牢的不在少数。而罗隆基因为死得早，没有经历下一场更大的灾难。

翦伯赞服药自尽

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对翦伯赞，解放后一直有所照顾的。他住的是独家小院，配备了保姆，司机和厨师。他也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

他一直与党合作得很好。他也一直比较左。他顺利度过了反右运动，顺利度过了大跃进年代。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他先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他也与别的教授一样，被赶出宽敞舒适的家，他除了不断地挨批判和斗争之外，还要完成扫地拔草等任务。

斗教授风渐渐平息了。大家渐渐明白，文化革命运动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翦伯赞不是当权派，只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对他的兴趣渐渐淡薄了。

他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毛曾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所谓给出路，是予以保护的意思。翦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对他的批判其实是结束了。但是，刘少奇专案组却对他产生了兴趣，因为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翦伯赞曾是个知情者。刘少奇专案组非常希望他能提供刘少奇此时与国民党当局有什么勾搭行为，逼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的变节行为。当时虽然全国批刘少奇蔚然成风，但翦伯赞却不敢造国家主席的谣，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来。专案组有个来自军宣队的成员，以为翦不肯交代是压力不够，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自然会交代刘少奇的问题。因此，对他声色俱严，警告他如果拒不交代，后果自负，并且解下了手枪，意在对翦施加压力，进行逼供，要求他证明刘少奇有变节行为。对他说，第二天要交出交代材料。如果不交代，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翦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于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来索取交代材料的专案组成员发现翦家大门紧闭，开门一看，翦与他的妻子已服毒自杀而死。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两张纸条，一张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写了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知名人士，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士还有很多很多，其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可以说，参加第一届政协的，无论是当年的抗战将领、起义的国民党高官、还是曾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甚至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以后的一次一次运动中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即使像刘少奇、朱德、陈毅这样的人，也或者被打倒，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批斗，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有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成了文革的走资派。即使像周恩来这样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人，也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步的分子了。有的自己倒没有当成右派，但是，一家好几个人打成右派。黄炎培是个比较忠厚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曾去延安拜望过毛主席，他的《延安访问记》给延安说了不少好话，在国统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他与毛曾在窑洞作过长谈，讨论共产党掌权后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周期律的办法。两人说得非常投机，只恨相见太晚。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反右运动中，黄炎培一家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是他的儿子。他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预言的三门峡水库的后果一一变成事实。可以说，在人类的折腾史上，中国特色的折腾，折腾的面最广，折腾的时间最长，折腾的代价也最大。有幸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的精英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折腾的。中国人是多么喜欢折腾啊。仿佛不折腾一番，日子就会过得太平淡似的。

折腾的后果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对中国好不好呢？有些人认为，我们辉煌六十年，这些折腾算不了什么。有人甚至认为，大破才能大立，折腾是事业前进的动力。

其实，折腾就是折腾。世界上没有好折腾，只有坏折腾。折腾是破坏，是倒退，是毁灭，是劳民伤财，是伤筋动骨，所有的折腾都是大伤元气的。如果折腾好，那我们就应该出版折腾学的教科书，建立折腾学的博士点，并且，要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特色的折腾学理论。可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喜欢瞎折腾。

折腾的第一个坏处是，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破坏生态，结果是遭受大自然严厉的报复。有些人对大自然瞎折腾，蔑视自然规律，提倡唯意志论，认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他们围湖造地，乱建大坝，乱伐森林，高山水稻，六月种树。每一场折腾，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

折腾的第二个坏处是，伤害了一大批好人。本来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急需要各种人才。但是，中国特色的穷折腾、大折腾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人造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总是有才华的人，有棱角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人本来好好地过着日子，好好地为国效力。但是，有些人没有事情总喜欢找点事做，没有阶级敌人总喜欢制造几个出来。于是，一批批好人成了敌人，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管，有的流放……折腾更是将许多无辜者打入地狱，使他们身心遭受长时期的折磨，也使他们的家族受到株连。折腾的受害者往往不仅是被折腾者个人，父母妻子儿女，甚至妻子的姐妹的儿子和女儿，都可能受到影响。曾当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曾关在秦城监狱十几年，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岳母，也都关入大牢。全家关在牢里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也算创造了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记录。直到许多年后，才由胡耀邦力除阻力，将一批批折腾的受害者一一平反，落实政策。

折腾的第三外坏处是，折腾者折腾了别人，自己也同样受到折腾的影响。自己被孤立了，缺少了监督者、帮助者，在错误的路上自由自在起来，最终犯下极大的错误，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折腾对于被折腾者固然是不幸，对于折腾者本人，也没有多少好处。折腾者与被折腾者相比，似乎是胜利者。但是，最后也会身受其害。首先，折腾者得罪天下，使自己大大独立。毛泽东是喜欢折腾的。他的折腾，把民主党派得罪了，把知识分子损害了，把老干部整苦了，也把军队整损了。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76年春节的时候，毛泽东中南海里游泳池住所里，只有几个亲密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电话向他问一声好，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拜年。他虽然整倒了许多人，但是，也孤立了自己。贺子珍让女儿去看他，女儿问毛一个问题。女儿说，“妈妈要我问一下爸爸，相比于文化革命前，您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个问题不简单。毛泽东倒没有发脾气，低头沉思一下说，“下降了。”折腾并没有给折腾的胜利者带来新的成就和新的光荣。更严重的是，大折腾后，整个民族看到正派者、正直者被打入地狱，人们都会趋利避害，中国之大，难得听到有人讲真话了。如果指鹿为马，大家都会说那是马；如果指马为鹿，大家也会齐声说那是马。正是因为折腾怕了，亩产13万斤的奇迹才那么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了。你看，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不大瞎折腾，因此直到如今，还没有在国家的报纸上创造这样的奇迹来。

至于这样的折腾对于国民性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中国打小报告者之多，投井下石者之多，说假话者之多，我相信在国际上一定遥遥领先。有些是折腾教出来，有些折腾逼出来的，有些是折腾示范出来的。

总而言之，折腾对于受害者，折腾者，社会风气，国家进步，都是非常不利的。

折腾是怎么造成的

折腾，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折腾。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一个好折腾的国家。单是中央委员，就被斯大林杀掉了90%以上；军队里的元帅、将军，被他折腾了一半以上。折腾，也并不是现代才产生的。我们有着很悠久的折腾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表面上的王道，实质上是霸道。法家是讲究法术势，喜欢搞诡计。折腾是必然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折腾史。秦始皇死后，李斯赵高伪造诏书，骗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皇，胡亥掌权以后，又杀死了自己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刘邦统一天下后，开始杀淮阴候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明太祖朱元璋掌权后，也大杀了许多开国之臣。他认为，不这样不能维护自己后代的统治，他是在为后代子孙清除障碍呢。

而我们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也会重蹈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呢？为什么也会出现历史的大折腾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它有学理上的意义。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促使我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农民的狭隘性。

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员是农民，工人是少数，知识分子也是少数，就自然带有农民的局限性。农民世代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阻碍了他们的视野和胸怀。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从历史的、社会的、世界的高度认识问题，他们容易从狭小的心眼出发认识问题。因此，猜疑，心胸狭窄，妒忌，睚疵必报，耿耿于怀，你争我斗，是革命队伍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党内一次又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折腾的历史。整AB团时，成批成批的革命者被另一伙革命者杀害。各根据地几次肃反运动，也都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因为折腾被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被内部斗争而杀害、被迫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但是，从各根据地肃反人类之多、从延安整风所整出的国民党特务数量之大，就可以判断其数不会是小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福建有些党内斗争中被杀害的人才获得平反，在延安年代，整得坐牢的、自杀的、秘密处理的人数也不小。革命者柯庆施，陈传纲、李锐、许世友等等，都坐过牢，可见阶级斗争是多么残酷了。革命党内部尚且如此，党外的民主人士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一段时间中也许会合作、相处得不错，但是，长期相处就很难了。另外，农民自己没有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和防范，而有些社会影响和声誉的民主人士以知识分子居多。农民心态所造成的猜疑，也是引起折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的襟怀狭窄，带有严重的农民心理。例如，长征路上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对毛的指挥表示不满，毛怀疑是彭德怀指使林写的，一直耿耿于怀。二三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此事又重提，可见心胸之狭。有个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申府，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故离党。张在北大时是著名教授，毛泽东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事迹潦草，受到张的一次批评。几十年后，毛当了国家主席，张无工作无收入，周曾提议给张安排一个能拿工资生活的工作，请求毛，毛讥讽地说，他怎么敢为大教授安排工作呢？对于三十多年的细枝末节的事，还是牢记于心。

第二，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现代的折腾是历史上折腾的延续，而长期不息的折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其优良的成分，例如勤劳，刻苦，节约，等。但是，国民性中又有劣质的成分。美国学者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辛勤劳作，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等优点外，还有不少不良的品格，如面子第一，拐弯抹角，柔顺固执，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病态素质。他举例说，中国人很讲究面子。信纸如何折，信上的字如何写，都大有讲究。有的汉字要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不这样做，收信人就会认为是存心冒犯，心里就会记仇，就会把对方作为冒犯自己的冤家。潘光旦认为，中国人“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他认为，中国北部“荒年淘汰”是这种民族性缺点产生的原因。中国北方人民生存条件恶劣，饥荒不断。处于饥荒压力下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自然养成一种不良的品格以求得生存，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不能否认，中国国民性的落后的一面，是产生折腾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些折腾事件，是起源于缺乏诚信，是出于不必要的过度防范，是因为缺乏宽容精神。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南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场战争，是统一与分裂的战争，是南方一小撮农场主和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国家的一场战争。按照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在战争结束后，一定得反反复复地清查，一定得隔离个几十万人，关押个十几万人，枪毙个几千到几万人，至于审查、检讨、处分、“戴帽子”的人数将不可胜数。由北方政权或美国执政党派遣的掌握着被审查对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将布满南方叛乱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里可能会形成一种白色恐怖。但是，林肯却一点也不这样做。他不算旧帐，在南北战争中战死的北方军队的士兵固然给予礼葬，对于南方所谓叛乱部队的死亡将士，也同样给予礼葬。他们同样受到尊重。这种大度和襟怀，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团结。而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全国平定后，又不断地进行镇反。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又进行了大通缉和大清查，几乎到了风声鹤戾的地步。南非白人曾经镇压过黑人的民主要求，但是，黑人掌权后，并没有对白人进行报复，从而避免了国家的折腾。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度量呢？

第三，民主制度没有建立，缺乏和平相处的制度保证。

革命过程中，强者为王，丛林法则，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自律，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以个人好恶代替法律规章。法是保障社会正常运用的规则。我们搞一场运动，搞一场战争，并不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使有一定的法律，那也只是纸上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置之一旁。文化革命中，可以轻易地罢免国家主席，可以轻易地抄家，可以轻易地打死人，可以轻易地人身污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来轻易地被整到十八层地狱，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很不健全，它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如果法制健全，即使有谁想要折腾，也不是轻易折腾得起来的。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性助长了折腾者的气焰，为折腾推波助澜。

折腾在中国，常常一经发动，就变成汹涌的狂潮，掀起折腾波浪的人不仅不为人所切齿，反而成为了英雄。而被折腾的浪潮掀翻在地的不幸的人们，一段时间则成了人们批判嘲讽的对象。人们歌颂折腾者，嘲弄受害者，甚至再对他们踏上一只脚。而推动折腾成为狂潮的动力中，有一部分来自被折腾者。折腾的掀起者开头也有些担心，有时没有掌握道德制高点。但是，知识分子们通常的态度是向权力大者倾斜。这些人推动了折腾的前进。一些折腾的受害者，也会纷纷表现臣服，高唱是我错，使折腾者又成了道义的得胜者。中国历来有一种理念，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立身之本，他们见风使舵、俯服强者、欺凌弱者，紧跟形势。有相当多的人，自己被折腾后，也起劲地自我批判，以讨好折腾者，以求自己过关。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在折腾的狂潮中坚持信念的。这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明自己是对的，但是，遭到相当多数人或者相当大权力的人的折腾的时候，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说服下，最后会认为自己是错了，或者认为，为了维持大局，自己承认错了。

例如，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中，后来相当多的人被罗织罪名，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基本的态度是自我批判，或者是揭发和批判别人。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所谓章罗同盟，本来是子虚乌有事情，正如罗隆基所说的，章罗同盟组织上没有，心理上也没有这个同盟。但是，民盟中的许多人顺着当权者的口气批判章罗同盟，章伯钧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最后也承认有这个同盟。这样，本来是假想的罪证，最后获得了许多想立功者的证明，也获得了受害者的证明。本来缺乏道德理性和社会正义的折腾，成了正确的，必要的革命运动，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正义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理直气壮地提出了阳谋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折腾的受害者们，如果相当多的人有一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或者有一点东汉党人的气质，至少折腾的巨浪会小些，折腾的潮流要小些，被掀翻的受害者也要少一些，这个潮流也不至于那么汹涌澎湃。如果多数被整的人都能像章乃器那样自我辩护，无论怎样，折腾整人的运动不会搞得那么得心应手，不会那么呼风唤雨。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了，而折腾者太强大了。反右运动一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被整的人几乎迅速地被人格摧毁，也起劲地跟随着投入了折腾的潮流。

当年从香港、从国统区、从海外搜寻回来的参与筹建国家的一些中国知名人士，与执政党度过短暂的蜜月，共同分享了一点甜美的果实。之后不久，就开始进入艰难的岁月。它并不如新婚夫妇之间开始吵架，开始冷战。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要争吵的预兆，倒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响应了党中央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随后就被对方打了猛棍，一下被打倒在地。多数人在其后的岁月中几次三番地被折腾。中国不断折腾的历史，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朱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