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官方的宣傳都是這樣說：毛澤東為了“抗美援朝”，主動將長子毛岸英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但近來，有歷史資料披露出真相：官方宣傳的毛澤東主動送兒上朝鮮戰場並非事實，毛岸英從軍，只是服從組織安排而已。

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50年10月3日，毛澤東收到金日成十萬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10月5日，毛澤東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決定。10月6日，解放軍總參謀長聶榮臻指示總參作戰部部長李濤立刻選調幾名參謀人員和一名俄文翻譯，並於10月8日隨彭德懷赴瀋陽，以便與蘇聯派到中國和朝鮮的軍事顧問互通情報。當天，李濤選調了總參作戰部一名處長（成普）、兩名參謀（徐畝元、龔傑），另由軍委辦公廳外文處選調了一名俄文翻譯劉某。10月7日，李濤當面詢問了劉某的個人歷史和家庭情況後，認為此人剛從俄文學校畢業不久，尚未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和考驗，而我國出兵援朝和蘇聯軍事顧問之間的互相聯繫是絕對機密的行動，萬一泄密後果嚴重，於是他向聶榮臻建議，此人不宜在彭德懷指揮所工作，應考慮另選一名俄文翻譯。聶榮臻再三考慮，當時離出發到瀋陽只剩半天時間了，到哪裡去挑選可靠的翻譯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會俄語且又絕對可靠。由於時間十分緊迫，聶榮臻也來不及請示毛澤東就命李濤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總參作戰部面談。可是李濤並不知道毛岸英在什麼地方，他只聽說在天津，後來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機器廠工作。經過一番周折，直到10月7日傍晚才將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濤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務後，並告訴他明天隨彭總出發到東北去。當徵求毛岸英的意見時，他立即表示服從黨的決定，然後即回毛澤東宿舍和家人團聚。

10月8日，毛岸英隨彭德懷飛抵瀋陽。11月25日，毛岸英死於朝鮮。志願軍司令部當天就給中央軍委發了電報，周恩來看了電報，深感驚訝和出乎意外，決定把電報壓下，指示機要室人員要嚴格保密不得外傳。一個多月以後，1951年1月2日，周恩來才將毛岸英犧牲的電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非常悲痛。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在中南海傳開以後，在工作人員中引起了震驚和議論。在紛紛議論造成的巨大壓力下，當時直接負責抽調指揮所人員的總參作戰部部長李濤深感內疚和不安，於是，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檢討信，並說明調毛岸英參加志願軍工作的全過程。據網絡披露，該信全文如下：

“副主席：

昨天證實毛岸英同志犧牲的消息後，不勝痛念與悼惜。這次派他隨彭總赴朝的經過，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經我辦的情況向你報告並請求組織上給我以應得的處分。

彭總臨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聶總長交待我給天津黃敬市長，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隨彭總飛赴東北（我只知道是去東北）。正在我搖了幾次電話未通之時，適李克農同志也來作戰室了解情況，他見我在搖黃市長的電話找不着毛岸英，當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隨彭總去東北的事情後，他便馬上告訴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經他派到北京機器工廠做工。克農同志並告訴我岸英的電話號碼，適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經過葉子龍的機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農同志還當面叮囑岸英同志，告已改變了他的任務，要隨彭總赴東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後便回主席家裡去過夜，第二天便隨彭總赴東北了。

這件事，我因系奉聶總長肯定的指示照辦的，故此從未想過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問題，至於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則更未設想過。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來，內心極其自疚難安。岸英同志為抗美援朝事業而犧牲自屬光榮，但在主席方面失一愛子，對他的精神上是極其重大的刺激，特別是肩負全世界和平人類以及勞動人民偉大事業的領袖，由於我們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這種不應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無疑問是種罪過。因此，我誠懇的要求黨給我以應得的處分並請轉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敬禮！

李濤一月三日”

但問題就在這裡，百萬普通中國百姓的子弟傷亡在國外——朝鮮、韓國、越南，沒聽說誰深感內疚和不安，而毛岸英一死，連調他的人都得在紛紛議論中內疚不安，並“請求組織上給我以應得的處分”、“誠懇的要求黨給我以應得的處分”，可見毛岸英原是不該死也是不會死的。其實按原來設想——彭德懷的指揮所位置設在鴨綠江北岸我國境內，確實是沒有多少生命危險的。這是一種明顯的特權思想，在剛奪取統治權的體制內就如此濃厚。

然而，當時的體制內，卻還存在着藐視特權的正義力量，彭德懷就是代表。如果一切按照特權人物毛澤東可以得到特殊照顧的慣例，死在朝鮮的毛岸英的屍骨是可以運回國內的，但是被彭德懷給阻攔了。1954年12月25日，總幹部部擬一電稿，擬將毛岸英的屍骨運回北京。彭德懷為此寫信給周恩來：“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願軍司令員名義刊碑，說明其自願參軍和犧牲經過，不愧為毛澤東的兒子。與其同時犧牲的另一參謀高瑞欣合埋一處，似此對朝鮮人民教育意義較好，其他死難烈士家屬亦無異議。原電稿已送你處，上述意見未寫上，特補告。妥否請考慮。”周恩來於25日在此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見。請告總幹部另擬復電。”同時將此件送劉少奇、鄧小平閱。後來當彭德懷得知毛岸英遺骨移葬於志願軍領導機關駐地檜倉烈士陵園，墓碑上列敘其生平，但是卻沒有那個比毛岸英對中國革命貢獻更大的高瑞欣的墓時，彭德懷還很不高興。

把毛澤東的兒子看得跟普通老百姓的兒子一樣的彭德懷，實在是太不了解毛澤東了，為自己1959年被毛澤東清算、打倒以及後面的浩劫人生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新華網不尋常的刊登過兩篇文章《鈎沉：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真實原因圖》（內標題：有關毛岸英犧牲的一則電報）和《還原毛岸英犧牲歷史：彭德懷未收過毛澤東電報》，兩篇內容一模一樣。文章開篇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及其夫人韓桂馨口述、邸延生執筆，撰寫了一書《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這部書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關於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原因背離真實。

李銀橋在《歷史的真言》第495頁至496頁寫道：1950年11月23日，密切關注着朝鮮戰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接到蘇聯方面發來的一封密碼電報，告知美軍近日將派飛機轟炸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提醒中國方面提高警惕、預做防備。聶榮臻急忙趕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向毛澤東報告了蘇聯的電報。毛澤東指示說：“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要他轉移司令部！敵情變化無常，要防患於未然！”

“是！”聶榮臻答應後離去，即刻給彭德懷發電報了。11月24日下午，毛澤東又親自擬寫了一封電報，用“AAAA”加急形式發了出去，提醒彭德懷近日將有敵機轟炸，要他設法將志願軍總部轉移了。

彭德懷悲痛萬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沒有按照聶榮臻的提醒和毛澤東的電示急速將志願軍總部轉移了。

《歷史的真言》第501頁這樣寫的：毛澤東得知志願軍總部被炸後，“這個彭德懷！”毛澤東生氣地說，“我拍了電報讓他轉移的麼！……”

讀者閱到此自然會認為毛岸英的犧牲是由於彭德懷未遵從毛澤東的電令及時轉移總部駐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犧牲而最終卻未能逃脫。責任在於彭德懷。

但文章作者作為當事人寫了一段證明：“《歷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難，歸罪於彭德懷拒不執行毛澤東要他轉移司令部駐地的電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間任志願軍總部參謀，隨彭德懷同志工作；1986年離休後曾參加《彭德懷傳》的編審工作，對抗美援朝的那段歷史比較了解。據我所知毛澤東並沒有發過這一電報指令。”

也就是說，毛岸英的死與彭德懷沒有關係。

新華網刊登的《還原毛岸英犧牲歷史：彭德懷未收過毛澤東電報》的作者說，從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誌願軍在朝鮮的收電中翻找，根本沒有所謂11月23日聶榮臻告轉移的電報，23日沒有北京的來電。24日確有毛澤東來電，但電文中絲毫沒有講為防轟炸應轉移司令部的字句。

當事人透露，即使退一萬步講，毛澤東當時有電令彭德懷轉移駐地的電報，李銀橋也不可閱看，也不可能聽到。因進入中央機關的幹部、戰士都進行保密守則教育。不該自己閱看的文電不閱，不該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項不探問，首長和別人談機密時躲開。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兩位機要秘書徐業夫是老機要工作者，羅光祿是軍事幹部。徐、羅秘書絕不會把電報給李銀橋看，因這是違反保密紀律的。李銀橋當年不可能看到電報，也不可能聽到軍事機密。那麼他和執筆人並沒有尋查當年的歷史文獻，就隨便放這麼大的假消息呢？這可是往彭德懷臉上抹黑啊，又是誰指示李銀橋這樣做的呢？又是誰允許此誣衊彭德懷的假消息放行的呢？給毛澤東出假消息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事，沒有幕後因素和目地是不可能的。

1950年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被炸死，下午4點，彭德懷才緩過勁兒來，向軍委發了電報。中共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收到電報後，首先送給周恩來閱。周恩來閱後在電報上批“劉（少奇）、朱（德）：因主席這兩天身體不好，故未給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來交代葉子龍把志願軍司令部電報送給毛澤東。

據《葉子龍回憶錄》記載：周恩來說：“不要瞞了，總瞞着也不是辦法，報告主席吧！”我拿着電報走進毛澤東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我小聲叫了一聲“主席”，然後把電報交給他……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三四分鐘，他的頭埋的很深。當他抬起頭時，我看到他沒有流淚，沒有任何表情，但他臉色非常難看。……

毛澤東把這一切都算在彭德懷頭上，從此尋找機會報復。

從1958年到1961年，毛澤東推行的所謂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害死了數千萬中國人，並造成了餓瘋了的人易子而食的慘劇。各個省的領導都非常清楚這樣下去是不堪設想的。而毛澤東卻藉此機會找出高層中反對他和擁護他政策的人。於是，在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毛澤東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提出19個問題要求大家進行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對如何估計國內當前形勢時，一部分高官認為農村食堂、供給制、“共產風”等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應從實際出發，認真總結1958年的經驗教訓。當時自由交談，各抒己見，沒有一點緊張氣氛，和1957年反右初期的氣氛一模一樣。7月10日，毛澤東看風頭不對，在組長會議上定調說，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是不會錯的，並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毛澤東講話後沒有人敢再說什麼，會議繼續開並準備在7月15日結束。

1959年7月14日，這是彭德懷永遠忘不了的一天，那天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言書”，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

打倒彭德懷的機會來了！

1959年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寫給他個人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志。毛澤東要一網打盡與彭德懷意見相同的人。這種手法與兩年前的反右鬥爭何其相似。隨後，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在小組會上，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發言認為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

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進行揭發批判，並立馬把他們升級為“反黨集團”。

8月2日到16日，在廬山召開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等公報。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4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就這麼簡單，毛澤東一句話，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立刻從顯赫的高官跌成反黨份子。被擼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從廬山飛回北京的飛機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書、參謀以外，再無一人願意和他同機。

即使這樣，毛沒有了家天下接班人的仇恨也消不下去，1966年月6月毛髮動了“文化大革命”，整人運動開始後不久，即把置彭德懷於死地的任務交給了老婆江青。12月，江青當第一副組長的文革小組打電話給當時名噪一時的五大學生造反頭兒之一的韓愛晶，說：“現在，文化大革命在深入發展，你們可以派學生到四川，將彭德懷揪回北京鬥爭。”

1967年7月12日，文革小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人，專門下達了折磨彭德懷致死的信號，戚本禹指示說：“彭德懷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不能對他客氣。”

得到最高指示的韓愛晶有恃無恐，10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學院鬥爭彭德懷，表面原因是彭在1959年為餓死的老百姓說了幾句真話，實質原因是因為1950年當入朝總司令時毛岸英之死。1967年已近七旬的彭帥被批鬥時，被打翻在地七次，額頭打破，肋骨打斷，慘不忍睹。1974年11月29日下午33時35分，被折磨了15年的彭德懷蒙冤去世。

1978年12月，在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為彭德懷等人平了反。

然而，時至今日，關於其中的許多真相，還被塵封在謊言裡，有待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