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楚汉争霸，汉高祖刘邦因得人之盛，遂击败项羽，统一海内，建立汉朝。在刘邦身边，有一儒生陆贾，是楚地之人，一直追随刘邦左右，用自己的学识，辅佐其逐鹿中原的伟业。《史记》中记载：陆贾常引用《诗》、《书》圣贤之语，很招刘邦厌烦。有一次刘邦忍不住负气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我的天下是在马上得来的，要《诗》、《书》有什么用？而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就是说，您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王都是像您一样取得天下，却用安定的手段来维护政权，文武并用才是保证政权长久的办法。陆贾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执政原则，治理国家，不能仅仅靠武力，而是主要靠文治，顺应民心和历史趋势，才能得到万民拥戴，永保江山。

    而汉初大政治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着重揭示了强大的秦国迅速衰亡的深层原因。秦国到了秦始皇时代，其武装力量达到了顶峰，秦始皇凭借武力，“威振四海”，登上皇帝的宝座，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并且“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以华山为城墙，把黄河作为护城河，借着高山，以及深不可测的黄河，凭险据守；同时派遣亲信将领，率领精良的部队守卫着要害之地，忠心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使咸阳周边，关中之地，崤山之险，函谷关之固，形成了无懈可击的维稳防御体系。在完成了上述庞大部署之后，一切反叛的力量都已经臣服，天下成了始皇的掌中之物，他心里认为，如此险要地势和稳固防守的战略态势，必定构成秦朝传绪子孙万代的牢固基业。

    秦末造反的陈涉不过是个下等贱民，流放的配军，既没有过人才能，也没有高尚的贤德，更不富有。但他在田野间突然发难，率领着疲惫的几百人，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掉转头来进攻秦国，天下豪杰们竟然云集响应，一齐起事，很快推翻了武装到牙齿的秦朝政权，把秦朝王室灭族。对此，贾谊感叹道：“......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带甲百万，兵车万乘，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掌握着无尽资源的强盛秦国，竟然在极短时间内就被陈涉一个高粱花子搞得亡国灭种，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贾谊继续时说："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意思是说，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头和木棍，所到之处，只要有人家住，就能得到给养，横行天下。而反观秦军，虽有险阻，却不防守；虽占据关卡桥梁，但是无人防御，门户大开；秦兵虽有长戟等精良兵器，但是不去刺杀；虽有强弩却不用来射箭，致使反叛的楚军很快深入秦国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秦国东边的韩、赵、魏、齐、楚、燕，统称山东之地）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竞相为王。在这里，贾谊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秦朝严刑峻法，不讲仁政，进而人心军心丧失殆尽，所面临的一场可怕的大崩溃局面。

    在贾谊看来，其实秦始皇吞并海内，统一六合，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战国时期连年征战，军民疲惫，企盼太平，人心所向，“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秦皇称帝，百姓上有了天子，都希望能靠他结束动乱，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这是秦皇一展身手，奠定万世基业的大好时机。但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所以秦朝的气数很快就尽了。

    贾谊分析道，“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用武力夺取天下，要重视诡诈和用兵；治理国家，则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朝夺取天下，却依然持续“诡诈和武力”路线，不改严苛的政令，秦王孤身无援，不信任任何人，但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其实这就是陆贾所说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所以古代圣贤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生存与灭亡的之道，明白统治的真谛，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民众生活安定，丰衣足食罢了。

    而秦二世上台，同样有着力挽狂澜的历史机遇。“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秦二世上台，所有人都伸长脖子观察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受苦哀嚎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改弦更张的资本。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割地分民，礼贤下士，免去刑罚，开仓济民；减轻赋税，实行仁政，天下人就归附了。秦国一定会修正始皇的过错，延续国运。但是可惜的是，“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赋敛无度，百姓困穷......。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秦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秦朝因此每况愈下，很快就亡于陈涉一匹夫之手。

    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都在不断强调“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统治格言，所有“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以致大清的“康乾之治”等开明盛世，都体现出了这一“与民休养生息”的民本主义真谛。康熙大帝曾发豪言：“大清万世永不修长城，朕要以王道治天下”，一反明朝大修长城的举措，大修庙宇，建喇嘛庙，盖清真寺，通过安抚和结盟的怀柔政策，笼络蒙古、藏族、维、回等少数民族，从而巩固了边防，扩展了领土，实现了君王统治的极高境界。

    “以史为鉴，可见兴衰”。联想到当今皇帝习大帝自2012年登基以来，一直处在太上皇淫威之下，一路走来，艰苦备尝。最终在19大之后，利用军中反腐，抓住时机，调兵进京，雷霆出击，解除太上皇的御林部队，即中央警卫局武装，一举消除危害中共多年的元老垂帘听政体制，亲掌大权。四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习大帝已彻底甩开元老院，正式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皇帝。到目前，忠于习大帝的空军将领已完全掌控中共军队大权，所率领的40万中部战区野战精锐大军云集北京，从中南海开始，沿2环、三环、四环.....直到天津外围，形成包围京城的9层防御圈，牢牢控制着北京局势。习大帝的调兵进京，摧毁政敌，可以说是政治军事上的大手笔，说马上得天下一点也不为过，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同时，一直对中共未来命运忧心忡忡的习大帝，立志做维护党天下的真“男儿”，将野战军部署在京城，也是针对未来颜色革命的远忧，下的是一步狠棋，勒兵观变，随时动用大军，将任何不安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中。

    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核心的问题不是党，而是民。怎样安抚民心，使其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社会远离动乱，持续发展，永远是首要的执政准则。首先要下得马来，体民疾苦，才是拨乱反正，化危机为机遇的关键。当年邓小平也是在经济濒临崩溃，共党统治摇摇欲坠的危急时刻临危受命，推出改革大政，使共党走出危机，受到全民支持。可见救党在于救民，而非单纯维稳，刀枪相向。否则，强秦的“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的崩溃结局，定会再次重演。即使再多铁甲劲旅，飞机大炮，导弹核弹，又有什么用？

    最近中共大内主管丁薛祥批“两个维护”执行不力，存在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等等情况。提醒党内高层太上皇已成过去，当前要维护的核心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他就是党中央的化身。这种论调爆露了目前习近平虽然掌握大权，但还没有到“天下归心”，人心所向的地步。人们表面上臣服，实际上内心仍然离心离德，腹诽不服者众多。正如过秦论中所说：奸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从官到民，人人自危，不安于位，社会处于动乱的边缘。

    看来，如何文武并用，以仁义治理天下，使共党统治再次脱离危机，江山永固，考验着习大帝的智商和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