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孔丹清華演講：祖國變革的人生體驗”。是根據中信集團原董事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丹2019年9月27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中信大講堂第五十八期·祖國變革的人生體驗”。

實際上，孔丹這一批紅色貴族口口聲聲吹噓“革命基因”，代表了權貴階層的的猖狂無知和厚顏無恥。他們這些在京的高乾子弟，從小就被送入特權學校，到了高中時好一點的能進更特權的中學，就算成績不好，像習近平那樣，也能進到101中學。他們這些具有“革命基因”的中學生做了什麼？孔丹說“在1964年四中、六中、八中有一個學潮，被稱為四六八學潮，我們的一批同學認為學校的領導班子壞了、爛了，推行修正主線，他們中的一些人給中央寫了信，學潮就鬧起來了。”顯然，孔丹在此輕描淡寫，仿佛他們是對的。他們以革命的名義反人民反社會卻不自知，事情過了半個世紀之後為自己的罪惡塗脂抹粉。首先他們敢這樣做無非是因為老子後台硬，從中央老子那裡得到一些運動消息，才會推波助瀾搞亂社會，迫害學校領導和成份不好的同學。

孫言誠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一篇文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是這樣描述“四·六·八學潮”的：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黑五類”子女，大學基本不收，重點高中也開始拒收。有的農村甚至連小學升初中也規定：“出身占60分，表現占20分，學習成績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在高乾子弟進入哈軍工、清華等重點大學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卻踏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據《無聲的群落》一書記載，1964年奔赴大巴山墾荒的2萬初、高中畢業生，絕大多數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卻被擋在了大學甚至高中的門外。1965年初，北京市發生了“四·六·八學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進行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組，到這些學校去搞“四清”運動。雖然被他們批評的校領導遭到清算和撤換，但工作組並不認可學潮。彭真在對65屆大學畢業生的講話中說：“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還是重在表現。”“過去中共中央文件裡面，毛主席的文章裡面，都講團結90%以上，但第一個十條裡面就講團結95%以上。為什麼講團結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女放在這個95%以內。”

就是在這樣一個動亂時代，他們發動並參與了動亂，孔丹竟然入了黨。紅色基因看來就是吃人民的鮮血成就他們的特權。

在文革當中，孔丹(還有鄧小平女兒鄧榕之流)這些紅色貴族八旗子弟又成立了一個“北京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孔丹吹噓“現在回頭看我們‘西糾’是對文革潮流的一種反動，和當時中央推動的文革潮流是對立的。我們當時做了一些事情：保護著名的鋼琴家劉詩昆。”他怎麼不說劉詩昆是葉劍英的女婿？他們後來是反對江青謝富治這樣文革幹員，那是因為他們老子也紛紛被毛澤東江青打倒。‘西糾’的角色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的：

當時有“資格”加入這些糾察隊的大多是幹部子弟，所謂“出身不好”的諸如黑五類的子弟被排斥在外，並且“大多數職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觀”。這些糾察隊並無固定成員，也無統一且正規的加入手續。

這些紅衛兵糾察隊的成立背後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北京衛戍區進行的支持，意在通過這些紅衛兵糾察隊維護當時已經出現混亂的秩序。自1966年8月以來，北京因紅衛兵大規模進行抄家、批鬥等行動造成大批被迫害人員的傷亡，釀成紅八月。此外，外地來北京的紅衛兵增加也需要有相應的組織負責維護秩序。這在當時各中央國家機關及北京市委受到衝擊，領導遭受批鬥，黨和政府的工作部分陷於癱瘓的情況下，顯得尤為緊迫。比如類似各中學紅衛兵承擔的由國務院辦公廳等部門直接下達的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天安門廣場上第一次及第二次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大會的“標兵”任務就是糾察隊成立後應由糾察隊承擔的任務之一。但另一方面，紅衛兵糾察隊也和當時幾個月內的其他各類紅衛兵組織一樣對舊人員（指1949年前曾為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軍、軍統及中統等特務組織等工作過，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並被新的黨政軍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任用的人員）、各級學校教職員、有所謂“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等等及上述各類人員的家庭成員進行抄家、毆打、刑訊等，造成了“血腥事件”。

所以文革是一場大混亂，誰革誰的命變幻莫測。在這場運動中，對人民的專政是狗咬人，高層內鬥是狗咬狗。所以，沒有什麼可以歌頌的。孔丹的母親自殺別人也只能說活該。

孔丹說“我個人的人生際遇， 我曾經有一個清華大學的夢，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夢破滅了，我們就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他實現不了清華夢，更是罪有應得，甚至說罪有餘辜。因為在文革爆發前夕，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學，在團支部書記、中共(預備)黨員孔丹帶領下，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信，情緒激昂地要求廢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不要高考，他們這些紅色貴族就可以直接上大學。可是人算不如天變。暴君毛澤東索性不招大學生了。

未幾，這些禍亂青年畢業了怎麼辦？毛澤東要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上山下鄉，再一次成為孔丹吃人血饅頭的盛宴。孔丹說“我們的父輩來自於人民，為人民打江山，為窮苦人翻身，艱苦奮鬥幾十年。所以我們到人民中間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人民的疾苦，我們的初心和使命既來自父輩，從事革命鬥爭和建立新中國的理想信念的傳承，也來自於我們與勞動人民的親密接觸，這是“上山下鄉”給我們這一代人獨特的力量，給我們帶來的精神財富。我們親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脫貧致富改變農村面貌的強烈願望。”

中國那時有句話，叫做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顯然，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孔丹這樣的紅色貴族，搞文革就是要保證共產黨特權得到繼承，他們叫做紅色革命接班人。什麼“為人民打江山，為窮苦人翻身”通通是謊言，當然，謊言說多了，他們自己真的相信了。可是，事實上，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的農民是被共產黨壓迫階級，今天仍然如此。孔丹之流這些無用的寄生蟲，只是被毛澤東當做一種包袱甩給農民，讓農民養活他們。說這些下鄉青年是自食其力那肯定是誇張。經過六十年代初的大飢餓餓死數千萬人之後，農民實際上還是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他們到農村只能為農民增加負擔。農民要為他們蓋房子，農村的土地本來有限，根本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勞動。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吹噓他們為農民做了什麼都是神話。

他們到了農村，成為新的特權階級，在很多地方，他們的口糧分配比農民多得多，他們的勞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只是做做樣子。如果你看知青對那段生活的描述，像孔丹這樣北京來的比較喜歡吹，上海來的比較喜歡寫傷痕文學。其他省份在本省下鄉的沒有什麼聲音。但是不管怎樣，彼時中國現實是，他們是農民的負擔，他們若抱怨農村多麼艱苦的話，應該想想農民世世代代就是這樣苦，和他們同齡的農村青年就應該吃苦一輩子嗎？

下鄉青年的特權，在各地可能不一樣，有的地方官員比較把他們看成少爺少奶就對他們更好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一般般，他們就有可能和普通農民待遇一樣，但是不可能更糟。在網上我查到一篇相當於地方志的文章“商南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商南縣屬於陝西省吧。這個縣誌有這樣一段描述：

“插隊知識青年吃糧問題，辦公室在富水公社、茶坊大隊、先鋒公社先鋒大隊共調查了六個生產隊的8個單身勞力六九年實際吃糧水平（最高的吃到680斤，一般的吃到500-600斤，最低的460斤，平均501斤）縣核心小組研究決定知識青年口糧，全年口糧按人分平均不能低於450斤原糧，所做勞動日參加工分分配，這一決定電話通知，一些社、隊的幹部執行不通，有的說知識青年是來接受再教育的，口糧和社員一樣分配（基本口糧按人頭平均分），不能高於社員。有的說現在生產隊負擔太重，負擔了教師糧，社辦工業糧，還要負擔知識青年的口糧，社員勞動一年吃不到一半，應該由生產隊按社員一樣分配，不足部分國家補助。有些生產隊幹部說，他隊人多、地少、口糧低，他一個隊負擔知識青年的口糧太吃虧，應該由大隊平均攤派，如果大隊不攤派秋季一個生產隊分一個知識青年，由於種種原因知識青年的口糧分配還未落實到思想實處，在執行方面也不統一，紅衛公社按縣核心小組辦法執行，富水公社決定知識青年全年口糧不能低於500斤原糧，先鋒公社決定全年不能低於450斤淨糧。”(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註：摘自商南縣革委會下放安置辦公室永久第235卷)

在這樣一個窮山區，當時給這些知青的糧食指標確實比農民高得多。“社員(農民)勞動一年吃不到一半”，難道說農民口糧不到知青的一半？可惜文中沒有交代清楚。

有的地方可能貧窮而偏遠，當地幹部比較有公平意識(或者說，山高皇帝遠山吏刁蠻)，知青又不是北京上海來的少爺少奶，所以知青生活條件更艱苦一些。比如1972年12月20日，福建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下鄉知青的口糧只夠半年，政府原先每月八元的生活(補助)也斷絕供應。孩子下鄉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窮得連理髮的錢也拿不出，要家裡資助，而家裡也窮。其次，知青下鄉後沒有房子住，成了無處安身之人。再次是知青招工靠關係走後門……”毛澤東讀信後深感不安，親自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李慶霖比較幸運。大躍進後彭德懷向毛澤東反映下面餓死人，他就被整肅下台，文革時被迫害致死。

孔丹之流喜歡把在陝西的知青生活寫得多麼浪漫，也是枉然。“寂寞了，我們就唱歌。唱酸曲，陝北人唱信天游，情歌，酸曲，我在那裡學了幾十首酸曲，到現在我還能唱，也是我生活的樂趣。” 現代社會，我們天天可以聽流行歌曲，這不代表我們多麼革命或反革命，生活就是這樣，你在哪裡都可以聽到歌曲，沒有什麼稀奇。

陝西的下鄉生活，史鐵生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更接近真實一些：“一擔糞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掙兩個工分，合六分錢。在北京，才夠買兩根冰棍兒的。” “老漢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聽說，都是因為破老漢捨不得給大夫多送些禮，把兒子的病給耽誤了；其實，送十來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破老漢有個弟弟，我就是頂替了他餵牛的。據說那人奸猾，偷牛料；頭幾年還因為投機倒把坐過縣大獄。我倒不覺得那人有多壞，他不過是蒸了白饃跑到幾十里外的水站上去賣高價，從中賺出幾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捨不得吃。還說他捉了烏鴉，做熟了當雞賣，而且白饃里也摻了假。破老漢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漢佩服的是老老實實的受苦人。” 一擔糞六、七十斤，雖然很重，但是比習近平挑一擔糧食走十里山路不換肩輕快多了。

對比之下，儘管孔丹吹噓“為人民打江山，為窮苦人翻身，艱苦奮鬥幾十年。所以我們到人民中間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人民的疾苦”，但是他根本眼中就沒有人民。只會吹噓自己幹了什麼，或者喜歡讀書，包括黑格爾的“邏輯學”。一個專制社會，沒有言論自由，邏輯學是多餘的擺設。亞里斯多德建立邏輯學是在崇尚自由辯論的希臘民主社會，儘管那是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久遠年代。

孔丹習近平這一代，在學生時代他們是禍亂，他們執掌國家權力更是一場浩劫，同樣破壞人文主義，破壞社會發展，不惜借貸耗巨資搞鐵公基搞大撒幣製造表面繁榮景象。孔丹本人在做中信董事長時，外匯交易和中澳鐵礦項目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具體情況可查“外匯交易噩夢中信泰富可能虧147億港元”，“慘！300億巨額賠償！中信泰富中澳鐵礦再遭“捅刀” 面臨停產！”。

11/1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