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18日）傍晚七點幾，仍逗留油尖旺區的人，口中只得一個口號，就是“入理工，救學生”。理工是一個圍城，在它旁邊的尖東百周年紀念花園內，人潮蠢蠢欲動。這個平日相當冷清的休憩處，這一夜成為重要的戰略據點。花園一邊是通往理大的行人天橋，十幾防暴早已武裝駐守，五十米外有一處光燦燦的鋪頭，專賣生煎包和冰豆漿，不論催淚彈放得幾狠，那條排隊的人龍也沒有少過。熱食永遠給人生活“正常”的錯覺，因此這一小塊空地可算是整個花園最富安全感的地方。

然後有個男人大喊：“不如家長行前坐低，非家長的退後，我們連結起來！”

接着像退潮一樣，一張張特別傷心的面孔，在人群中乍現。有傳道人緊緊擁住一個抽泣的女人，說着比聊天大一點的聲線，用一種頗有力量的腔調，在祈禱。有一個帶墨鏡的婦人，呆站良久，有幾隻手搭着她的肩膊，在安慰。很多微小的動作會讓你發現，哪些人的孩子正在理大裡面，他們的慌張失魄，在空氣中漸漸浮現。

幾十人坐下來，這是一個特殊的年齡層，不年輕也非白髮斑斑。我問一個戴手術口罩的女人：“你的孩子在裡面？”她點點頭，眼光一觸碰，她就淚盈於睫，“孩子讀中大，上星期明明在中大安全出來了，但說要支援手足，又走入理大裡面了……”女人說着有鄉音的廣東話，一臉憂戚，她問我：“點算？”我輕輕摟一摟她的肩膊，半句話也答不上來。

又有另一對坐在地上的夫婦，表情木然，我只能用相同的開場白去問那個男人：“你的孩子在裡面？”一個答案顯然易見的提問，把他帶回苦難的現場，男人按捺不住，帶着哭音說：“我個女只是中學生。”他身旁的太太立刻把他按住，男人搖搖頭，不再說話。

牽頭請家長集結的男人，是位牧師。他跟眾人商量要開一個whatsapp group還是Telegram group互相聯繫。大家聽到Telegram後有點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覺得whatsapp比較容易。於是他們輪流出去，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同一時間，另一批人涌至，他們大叫：“入理工，救學生！”而百幾米外的漆咸道南，正傳來好幾下施放催淚彈的槍聲，嗆鼻刺激的氣味飄至，取代了安全的生煎包油煙味。很多家長警覺的表示，要不要另覓地方靜坐，本來一種靜止的茫然不知所措，瞬間變成了恐慌的逃亡。

香港這半年以來，現場往往就是充斥着這類型流動的、善變的氣氛，平靜和動盪，安全與危險，無縫交接。你以為自己站在後方，但立即就可以變成前線；這刻還可以買一串魚蛋，下一秒鐘已經拔腿要跑。這是一個五維空間，層層疊疊的橫軸、縱軸、豎軸，重重把你包裹。

想親眼看清楚政府所為的女人

之後四個幾鐘頭，在百周年紀念花園四通八達的五個進出口，不斷重覆着這種作戰模式。廣場內有人徵召巿民一齊走路入理工，而這些人實際上只手持雨傘，真正帶上防毒面具等裝備的示威者，僅二三十人。這邊號召了幾百人朝科學館出口行去理工，那邊踏出去不夠一百米，就遭防暴警連連施放催淚彈，於是人潮又咳着退回來，大家站在東海商業中心外牆掛上“PEACE”字樣的聖誕燈炮下，狠狠地咳嗽、洗眼，口中對防暴加以咒罵。

接着在南洋商業中心一邊，又傳來持續的槍聲和起鬨聲，幾粒催淚彈突然在兩幢大廈之間給丟進廣場，在花槽中爆了，猛地又激起了眾人的情緒。眾人大叫：“有狗！”，便衝去堵塞那一道大廈之間的窄街，太陽傘、椅子、桌子、樹枝、花盤等瞬間疊高，意咪着廣場內的人又少了一個進出口，也不知是更安全還是更危險。

然後是朝海旁那邊的麼地道，僅一條街上就有四間酒店林立，遠看又是好幾百個攢動的人頭。我仔細看他們的臉孔，三十幾、四十幾歲，放工的打扮，一手持傘，一手傳遞磚頭。以前拿磚頭叫勇武，現在運磚是小事，我脫下面罩，問一個穿着黑色針織毛衣的女人：“來這裡不怕？”她同樣是一秒間眼中有淚，“我要親眼看，看這個政府對人民有幾麻木不仁。”

話未說完，就看見一條藍色水柱在二百米外射出來，水炮車開進酒店的門前。接着是一輪無間斷的催淚彈，以及汽油彈的還擊。撐傘裸面的巿民，蹲下身子一步步朝水炮車推進；他們一直推至距離防暴警三十米的距離，那是即使我戴住面罩、掛上記者證，也怯於上前的位置，怕彈殼橫飛、怕汽油彈丟錯，也怕藍水之刺痛，但眼前背景大概跟我沒兩樣的“巿民”，竟然走得這麼前，而且覺得理所當然。

不再回覆短訊的中學生

與此同時，油麻地和旺角戰況更慘烈，碧街的人疊人事件，也是在這個鐘數發生。而另一個場景，則是為數五十幾人的中學校長，心急如焚地用盡方法進入理大，想親自帶自己的學生撤離。

夜晚十一點半，尖東帝苑酒店對出的麼地里，仍有近百黑衣人和防暴警對峙，互相以汽油彈和催淚彈攻擊，街上被嗆鼻的白煙籠罩之時，百幾米以外的千禧新世界酒店，則有不少中學老師、主任和副校長聚集大堂等候消息。

我急步朝空蕩的大街走了分半鐘，中途被布防在麼地道行人天橋的防暴警察，用強力電筒照射，而我則儘量以橋躉和花叢作掩護，遠看實在是非常愚蠢的姿勢－－意思是我的一舉一動在居高臨下的防暴警眼中根本曝露無遺，而我仍妄自為求心安而藉助街上的障礙物遮擋自己，即使我作為一個穿反光衣的記者，本來光明正大，但當刻內心根本非常怯懦。腳上的球鞋在短短百幾米的路程中，便踢到好幾顆催淚彈殼，並且總是小心翼翼別踩到磚頭、玻璃樽碎片和形狀尷尬的雨傘骨。

越過另一排布防的防暴警，我推門進入酒店，發現裡面的催淚彈氣味，完全不能疏散，嗆鼻的氣體已在冷氣系統中，循環不息地輸送。在這裡上演的，又是另一個故事，現場的中學主任和副校，正用另一種途徑拯救理大裡面的學生。

原來五十幾位來自不同中學的校長，在傍晚時已經聚集一起，希望能夠進入理工大學跟學生見面。開始時的訊息，是校長可以領屬於自己學校的未成年學生，登記個人資料後離開理大，而警方不作即時拘捕。擾攘幾個鐘後，訊息變成校長可以領任何學校的未成年學生離開。直到接近零晨時份，新消息又再傳出來，有副校的手機響起：原來理大B座談裡面的中學生，情緒極度脆弱和激動，他們甚至把校長拒諸門外。中學生有感離開是一種背叛，而且自覺無罪，更加不信任警方的任何協議，也有較年長的抗爭者，開口大喊學生應齊上齊落，並質疑校長容讓警方登記學生資料，等如將他們送死。

也有學生跟老師透過短訊留下說話，坦言會用其他方法逃走：“我不要被告暴動罪！”之後就不再回覆。有學生明明說好了走，把姓名校名身份證號碼發給老師後，突然又改變主意：“我都系決定唔出嚟。”亦有父母透過電話筒聲淚俱下，求孩子離開；甚至有一個母親聘了律師，也在這個時刻，突圍了三道警方的防線，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竟直闖理大，帶走了自己的孩子（但最後出來時，孩子被警方拘捕）。形形式式的處境，在周一夜晚爆炸性地同時發生，那是全體香港人無眠無淚希望盡失的一個夜晚，我深深地相信，這不是偶然之下素昩平生的你我的一場巧合，這種世界徹底潰敗的共同經歷，大概是避無可避的宿命。

一對爭吵的夫妻

半夜十二點半自酒店出來，赫然發現街上竟空無一人，防暴警不知往哪裡去了，抗爭的人潮也一個不見，這裡的戰事稍歇。我穿越只剩下零星十幾人的百周年紀念花園，地上是大戰後的遺痕。一對夫妻的爭吵聲，劃破了詭異的寧靜，從他們言談之間，得悉其女兒正被困理大。

我忍不住上前問了一些情況，告訴他們刻下有校長可以把未成年的中學生領出來。那父親大聲說：“好，女兒立即要出來！記者小姐，有什麼方法可帶她出來？”那母親卻哭着說：“不要，爸爸不要這麼，要先問問女兒意見。”原來母親正用手機跟學校社工聯繫，父親卻一把搶過其電話，把它丟在地上。我和現場另一個記者見狀，只能把夫婦分開，請他們冷靜下來，好好商量對策。

但男的暴怒，女的哭喪，突然電話接通了正身處理大的女兒，透過手機我聽到女生的歇斯底里。母親把手機遞給父親，請他跟女兒說話。但男人怒氣未止，仍在高聲怪責女人的軟弱，再次揮手把手機撥走；女人則大哭着叫男人冷靜，又囑電話中的女兒，先不要掛心爸媽的爭吵。

男人上前連連說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接着他用語帶鄉音的說話，傾訴了一些家庭背景，以及養妻活兒的辛酸。他堅持把女兒的姓名和校名交給我，請我幫忙聯絡校長，把女兒帶出來。但女人卻警覺地不想男人隨便把女兒的名字，交給陌生的記者。接着再次在同一塊東海商業中心外牆的“Peace”聖誕燈飾下，開展了另一場激烈的爭吵。

那是半夜一點幾的尖東百周年紀念花園，幾個鐘頭之前，這裡是警方／政府和巿民的戰場，幾個鐘頭之後，這裡上演着一個家庭的內戰。我的腦袋混亂，身體覺得冷，意識上非常內疚，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有感對這家人有着極大的虧欠。

半夜尋子的母親

我和後來碰上的一個記者，雙雙在尖東周圍踱步，視察一下戰後的災情。我們兩人走在漆咸道南往海旁的方向，後面是防暴警跟加連威老道示威者的對峙，前面一條大路卻空無一人，清風徐來，僅二百米之遙，一邊是戰爭一邊可以是靜土。我們拍拍照片，看看彈頭，突然卻從麼地道走出來十幾個防暴，我立即心頭一緊。他們用長靴猛力踢起一些障礙物，並朝我們問：“你邊間（傳媒）？”再咄咄迫人地說：“有冇影？有冇影？影啦！影爛成點啦！”

這已經不再是只有違法者才害怕執法者的香港了，我能回得去嗎？香港能回得去嗎？

那個夜晚，油尖旺的理工反包圍行動，我只窺見了其中一個小小的現場。但事後聽過不同位置記者的憶述，從他們深鎖的眉頭、重重的嘆氣、“不想多說”的表情，以及遞上手機迫我睇片的動作，就知道那一夜有幾激烈和傷痛。還有抗爭者從天橋游繩逃亡的片段、衝出正門跟防暴對戰的情景，全部都在那幾個小時內發生。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特殊時份，帶着什麼樣的隱喻？這個時空在歷史中眨眼一現之後，卻於俗世遺留下幾廣、幾闊、幾深的創傷？

零晨三點幾，我行經加連威老道、彌敦道、梳士巴利道、紅磡繞道等，各處皆分別聚有數十人潮。運動至今半年，我還是頭一趟看見這一帶的道路，爛得如此觸目驚心，還有連環給焚毀的車子。路上有幾個記者、有FA急救員、有黑衣人、有街坊，有很多家長車，大家卻非常平靜，毫不驚慌。我此刻才明白，在戰火頻仍的地方，人們是怎樣生活的：就是得一時的安逸就是一時，把那一時當成永恆。

在路上碰到幾個中年男人，耳朵繫着藍芽耳機，神色凝重，他們上前問：“記者記者，理大情況點？反包圍的人散未？”我面有難色，試問自己所知道的，根本不比別人多。不過後來我懂了，大家不過想在方寸盡失的時候，互相交換幾句溫暖的說話而已。果然，這幾個男人知道的更多：“我們度緊路線……救走他們。”詳情不透露，最後我們看進彼此的眼睛裡，說道：“小心，保重。”

走到接近黃埔海旁，一個女人上前，沒頭沒尾的問：“被拘捕的人，會拉去哪個警署？”我問：“你意思是，在理大被拘捕的人？”她點點頭，遞上手機，要我看一個手機追蹤的GPS位置，連珠炮發的說了一大堆話。原來她念中學的兒子，跟隨校長離開了理大，媽媽從手機的顯示中，看見兒子的位置在暢運道，惟個幾鐘頭卻沒移動過，致電也沒人接聽。女人急了，遂於半夜三點幾，在街上闖蕩尋子，她聲音顫抖：“我不知道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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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日以來，身邊很多朋友都或深或淺，牽涉在理大的事情上。有被困的人、被捕的人、游繩的人、受傷的人、逃脫的人。有老師告知，當日他明明在勸學生某某隨校長離開，誰料翌日學生竟爬坡成功逃脫。我聽着那個逃亡故事，但覺悲涼又荒謬，更恨自己再流不出眼淚。不是不夠傷心，而是傷心已經沒頂。當下理大裡面仍有留守的人，他們是每個香港人的一部份。幾位九月時曾經來港採訪的外國記者，我跟他們個幾月沒有說話，那天卻給我發來短訊：“The world is with Hong Kong. Don’t feel weak or powerless.”全世界，都看見了香港的這一個夜晚。

——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