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是一项伟大的美国传统

From: 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 和感恩节吃火鸡、万圣节吃南瓜饼一样，避税同样是一项伟大的美利坚传统。

当感恩节来临时，我们的一些左翼同僚（还有一些右翼同僚），对于特朗普的避税行为，仍然感到怒不可遏。这里有必要矫正一下视听。和感恩节吃火鸡、万圣节吃南瓜饼一样，避税同样是一项伟大的美利坚传统。其实，它甚至比我们饮食上的特色，还要历史久远。

在总统竞选辩论期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对那些非议他缴税状况的指摘，这样反驳道，“这是本人聪明”。每位美国公民，尽管对他有些可疑的经济政策看法不一，但对于这句话，都应该抱以热烈掌声。

我们疑惑，教科书中提到的“无代表纳税（是暴政）”，怎么就这样轻易被人忘记，或者要问，这类提法为什么永远不会应用到美国国税局本身。这个制定各种税收规章的机构，可不是什么人民的代表。这时我们会意识到，税收资助的学校，不大可能批评税收。然而，亲爱的读者，你仍然有权听到一些快言快语。

整体上的抗税

贯穿罗马崩溃后的整个西方文明史，人们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税收的邪恶本质。一家政府，只要越出人之权利的要求给它施加的框限时，就会导致公众哗然一片。正如查尔斯·亚当斯在他的税收史当中所强调的，“今天（…）我们的反抗，和我们的祖辈相比，其温和程度令人惊讶和尴尬。我们对于税吏极为敬畏——我们的祖辈则对他们充满敌意。”

在非英语国家中，有好几个国家实际上是出于对税收的不屑而建立起来的。几乎荡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农民战争呼吁反对经济上压迫和政治上顽固的统治阶级。荷兰共和国源于对侵犯性海关关税的奋起反抗，继而建立起了一个商业强国，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走私活动为根基。

英国人自身也有着抵制政府征敛的悠久传统。早在1215年，英王约翰就在英格兰贵族的逼迫下，签署了《大宪章》，承认英国的财富不应也不会被用于资助外国土地上的战争这个原则。

后来，英王查尔斯一世果真因此掉了脑袋，因为他一再企图从英国议会敲诈税收。当时的议会，还记得他们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君主的管辖权力，他们只是替民众保管钱包的钥匙，从而能够坚持原则，坚决反对一位孤家寡人的突发奇想。

美国独立战争

一旦长期以来惯常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有非分之想，一切很快就会改变。由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从此一劳永逸地宣称它高于君主，但其欲壑难以被这样巨大的战利品所填平。

他们支持英国王室参与七年战争并支付战争费用，他们声称对北美的王家殖民地拥有毫无根据的权力。这些殖民地作为习惯于地方自治的管辖区域，不习惯为了冒险利益集团的得益而缴税。况且维系这些利益集团的特权阶级，与纳税人隔着一个大洋。

最后，定居在这些王室殖民地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在穷尽法律给予他们的每一条救济途径后，觉得是时候摆脱这种暴虐的统治，建立起一个以自由人能够自由从事商业活动为理想的国家。他们说，

“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他勾结他人，使我等隶属之司法体制，既逾越于宪法，亦未经律令之认可。御准虚有其表之议会所炮制之种种法案（…）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其他控诉如下，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新建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的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要执行高税率，就需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乔治三世国王而言，他在议会的促使下，剥夺了殖民地的公民自由，并对他的北美臣民施加戒严法令。

约翰·汉考克

沮丧的臣民从荷兰人那里学来一个伎俩——走私。现代作者不假思索地谴责像约翰·汉考克这样的“非法活动”，例如把荷兰的茶叶用船运到殖民地，而不缴纳关税。他们忘记了独立战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政府本身背弃了“自然法和自然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取缔某些货物的运输，废除不可剥夺的迁徙权和贸易权。而这些权利在当时，得到一位富有才干的政治理论家——雨果·格罗秀斯的极好辩护。

此外，有限的货物供应现在被课以税收，这意味着借助特许的盗窃行为对财产权予以剥夺。当美国人民为自己的防卫付出血汗代价时，这一切都被虚掷到外国土地上的战争。汉考克只是行使了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连这样的权利都加以针对，那就没有公正的法律可言。

汉考克后来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俨然拒绝从定居本州西部的农民那里强制征税。这让他变得极受欢迎。1785-1787年期间，由于患上痛风，他决定不竞选连任。接任者詹姆斯·鲍登，被认为不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与成千上万贬值的大陆券有利益瓜葛。当然这也意味着，鲍登迫切希望确保他的贬值货币得到政府信用的支持。在一群麻烦讨厌的公民拒绝缴税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谢伊叛乱的祸根由此埋下。

我们如果按照开国元勋如此明确予以实践的自由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爱国主义，那么只能希望有更多的避税者能够担任公职，取代那些自高中毕业以来就一直靠公共资金为生的人。特朗普只是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特许的盗窃行为强加给他的负担。同样的法律利益，应该延伸给每一个在美国经商做生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