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為第二個西柏林

——從“一國兩制”到“兩制一城”

2019年，香港的國際地位更上一層樓。

第一，世界需要多元化，多樣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有其存在的可能。這也是人類在自然選擇規律指導下的變異與遺傳的永恆的過程中自我選擇的前提。

第二，多元化的世界，需要比較和鑑別，才會有妍媸與善惡的區別。

第三，最好的比較，是毗鄰的平行的一目了然。

毋庸置疑，西柏林qualified這樣的對比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的一半的所謂“末日”正是從柏林牆倒塌的那一瞬間起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給了人類這麼一個“國際政治櫥窗”，供所有關心的和不關心的人們“window shopping”——把當時世界上最尖銳的矛盾對立面，偏偏並排標配，想不進行對比都難。

為了增加對比度反差contrast，原先模糊的交界必須“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於是有了分割人間地獄的柏林牆。

自從所謂的“歷史的終結”，人們傻到以為柏林牆一去不復返，從此世界上只是多一杯少一杯德國啤酒的問題，而不是多一道少一道柏林牆的問題。可是歷史又一次開了我們的玩笑。

香港，截至目前，尚未搭起如法炮製的“香港牆”，但它已經新近qualified冷戰歷史上第二道靚麗的風景線——人類社會制度的對比場，對比城。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認同香港已經被中共官方賦予的“一國兩制”的展示？

一個qualified櫥窗，需要的是暴力的，尤其是國家暴力的“催生”，需要的是持不同價值觀的雙方，用法律的形式演繹的固化——2019年，八九六四三十年後的“逢九”之年，前後相隨的兩個立法行為，給了香港它所需要的歷史契機。前一個是所謂的“送中條例”，在延綿數月的反送中群眾運動，街頭抗爭的大潮中，已經被送終。而後一個，就是川普剛剛簽入法案的《香港人權民主法》。

慶祝西朝鮮衍生西柏林，遙望習特勒步超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