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意見：表面緩和，實際抵抗，先以小的讓步與國民政府周旋。

何、白‘皓電’發出20天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式回應。11月9日，毛澤東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四人名義發出‘佳電’。就‘皓電’對中共軍隊諸般行徑的強烈譴責，‘佳電’解釋說：
“職軍所有部隊，莫不以遵循國策服從命令堅持抗戰為唯一之任務”，
“為捍衛民族國家奮鬥到底之決心，實貫徹於全軍之上下，而未敢有絲毫之乖離也”，
“擬請中央選派公正大員，予以徹查，如屬咎在職軍，德等決不袒庇，願受國家法律之處罰。如屬咎在他方，亦祈按情處理，以明責任”，
“故德等主張徹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於永杜糾紛，以利抗戰”。

‘佳電’同意將中共江南的部隊調往江北，但同時又請求對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暫緩實行北調：“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責成彼等嚴飭軍紀，和協友軍。。。以免操之過激，轉費周章。”

‘佳電’還對國民政府提出了擴編增餉的要求：“然以現有五十萬人之眾，領四萬五千人之餉，雖有巧婦，難以為炊。。。故有請中央允予擴充編制之舉。。。”

（註：12月24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要求其在談判中將要求緩調改為要求免調，毛的原話是：“惟江北部隊請緩調改為請免調”）

‘佳電’發出後，中共江南部隊北調成為國共雙方共識，皖南新四軍之北移(北調）就板上釘釘了。

何、白在‘皓電’中要求新四軍於11月19日前完成北調，但該命令並未被如期執行。截止12月中旬前（蔣介石發出限道北渡電令，或叫就地北渡電令前，該電令文章稍後將涉及），皖南新四軍分批就地北渡或東進（蘇南）的各有數千人，剩餘的約9000人一直拖延到1941年1月初，事變發生前才開始轉移。拖延的責任，通常被歸於項英。實際情況是，‘佳電’發出後，中共中央一直把皖南新四軍北調之事作為與國民政府討價還價的砝碼，隨着鬥爭形勢的變化和鬥爭的需要，忽而要求皖南速移，忽而又要求其緩移，其決策多次反覆。從眾多證據看，皖南“一拖再拖”的主要責任根本不在項英。

如，11月21日，‘皓電’期限過期二天后，毛澤東致電葉挺、項英，指示：“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

在當天另一份電報中，毛澤東還說：“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對一切嚇我之人，應以我之法寶（政治攻勢）轉嚇之。我除在“佳電”中表示和緩，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我早要北移，但現偏要再拖一兩個月），其他寸步不讓，有進攻者必須粉碎之。”

中共拖，國民政府就等。節外生枝，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好處，只要最終執行北調，早一點晚一點，國民政府等得起，也值得等。只是“拖”，不足以讓國民黨拔刀，不足以令其訴諸武力，要成為受害者，得多做點事。

1940年11月3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劉少奇、陳毅、黃克誠指揮白駒（江蘇鹽城白駒鎮）會師後的八路軍、新四軍，發動了曹甸戰役（曹甸是江蘇寶應縣東北的一個集鎮，西鄰寶應湖，寶應縣在鹽城之西）。蘇北國軍利用完備堅固的工事，當地水網縱橫、易守難攻的複雜環境，經半個多月苦戰，頑強守住了曹甸（曹甸戰役12月19日結束）。雖然未敗，但國軍付出了8000人的重大傷亡，戰後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的嫡系部隊不足一萬人，於日、共環伺之下，危在旦夕。

曹甸戰役打響前，得知已方即將發起行動的項英非常緊張不安。11月29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詢問：“蘇北動作如何？如與大局無礙，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後？”毛澤東30日回電說：“蘇北動作不礙大局。。。顧（祝同）、韓（德勤）會要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曹甸戰役於次日打響，沒有為皖南新四軍的北移安全而取消或推遲。

曹甸戰役是蓄意而為，還是適逢其會，一舉兼得？是否真如毛澤東復電所說，此戰無關痛癢，風輕雲淡？在蘇北遭中共一再打擊、奪地的韓德勤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新四軍上司顧祝同的“唯一嫡系”，打韓，如同打顧，這一利害關係，但凡智力正常的人，就不會考慮不到，更不用說深謀遠慮如毛澤東、周恩來者。事實上，毛澤東早想到了，40年4月15日，在與王稼祥聯名致劉少奇、項英的一封電報中，毛就指出：“韓德勤是顧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擊後，顧有對皖南、江南新四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英準備應付辦法。”那麼，七個月後，在江南即將轉移的緊要關頭發動曹甸戰役，毛澤東想不到這是火上澆油嗎？想不到這會把孤懸第三戰區，可能經過國軍防區轉移的皖南新四軍烤得更酥更脆嗎？

曹甸戰役使國軍上下極為憤慨，許多將領強烈主張報復。這從一個月後蔣介石對周的談話中可略見一斑。12月25日，周恩來拜會蔣介石時，蔣介石“極動感情地”說：“
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難的日子（註：1936年12月25日，在蘇聯干預和中共參與下，在西安事變中被囚的蔣介石獲釋），還是和你談談話為好。。。
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註：即《中央提示案》和《皓電》中的北調命令），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太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
你說河北（註：指《中央提示案》劃給中共軍隊駐防、作戰的舊黃河以北廣大區域，包括陝甘寧、晉、察、冀、魯北）太小，其實我為你們着想。。。
現在你們這種做法，簡直連軍閥都不如了。。。
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
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
”
曹甸被攻一周后，12月7日（一說6日），蔣介石批准了22天前軍令部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群情激憤之下，蔣介石仍主張慎重、克制，在批准該計劃的同時又批示延緩下令實施：“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日期當略暫緩，須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故本計劃可暫緩下令。”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為保障《中央提示案》及《皓電》命令之執行而擬定的，該《計劃》擬集中第三戰區、第五戰區、魯蘇戰區30萬國軍，監督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如中共軍隊抗拒北調，則分區、分階段以武力迫使其執行北移或予以圍剿、肅清。該計劃呈報蔣介石的時間是11月14日。

蔣批准《計劃》次日，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聯名發出‘齊電’，譴責中共軍隊變本加厲攻擊蘇北國軍，逐一駁斥了‘佳電’所做辯解；‘齊電’強調：“夫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必須有澈底統一之軍令”，再度勸令八路軍、新四軍遵從‘皓電’命令，執行北調：”然而中央為顧全抗戰之大局，統帥為愛護抗戰之實力，對於兄等部隊種種違令干紀之行動，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譴，而且始終顧全，期以精誠相感。。。中央之所以維護兄等所部，委曲求全，蓋已無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厚集兵力，掃蕩冀察殘敵，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同胞，所蘄求於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為使已延誤軍令的八路軍、新四軍在合法的氛圍下執行北調，12月9日，蔣介石頒布北移展期手令，將長江以北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開至（舊）黃河以北的期限放寬至12月31日；將江南（含皖南）新四軍開至長江以北的期限放寬至12月31日，將其渡江後繼而開至（舊）黃河以北的期限放寬至來年1月30日。

考慮到韓德勤部已危如累卵，為避免皖南新四軍由蘇南渡江後，與蘇北八路軍、新四軍會合，加入對韓德勤的攻擊，蔣介石採納了何應欽12月3日的建議。12月10日，蔣介石特急密電顧祝同，要其命令皖南新四軍不得假道蘇南北渡，只准就地北渡（指經雲嶺北面的銅陵、繁昌[皆位於皖南]渡江至江北的無為縣[位於皖中]，雲嶺距長江直線距離約60公里）；蔣介石同時命令，如新四軍至限期（12月31日）仍不北渡，則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蔣介石的這道電令也叫“就地北渡電令”或“限道北渡電令”。

此前，國民政府的原則是，只要遵令北調，方式自由，路線不限，或者說，只要北移，從哪走都行。新四軍既可經三支隊的駐紮、活動區域銅陵、繁昌就地北渡到江北無為縣，也可向東借道國軍防區，先自皖南到蘇南，再從蘇南渡江（多經鎮江揚中島）到蘇北。前面提到過，至十二月上旬，由這兩條路線分批轉移至皖中或蘇北的新四軍已各有數千人。

也就是說，曹甸戰役導致的另外一個嚴重後果是：皖南新四軍假道（東走）蘇南北渡的路線被國民政府禁止了，被堵上了。行軍路線問題是皖南事變的重要肇因。

接到限道命令後，項英將情況匯報了中共中央。

楊志這廝太能忍了！被打成這樣，不拔刀，不報復，只是堵了條路，怎麼辦？有什麼法子讓他不得不拔刀？把人往他刀（槍）口上推，讓人往他刀（槍）口上撞，看他拔刀不拔刀。

12月23日，項英等人收到中共中央軍委的一道電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註：溧陽位於蘇南，與位於皖南的朗溪相鄰），然後待機北渡。

這個電令，與12月10日蔣介石的限道北渡電令（就地北渡電令）是完全矛盾的，用大白話來說就是：蔣介石不讓你走哪條路，我就偏讓你走哪條路。

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陳列部王振合先生在《關於皖南新四軍北移的行軍路線問題》一文中說，以上電報:“為本館藏電稿抄件”。有人聲稱該電報不存在。第一，我不認為王振合先生會編造這個資料，第二，在後繼的電報中，我們將發現一些與這一命令意思相近的內容，或可銜接起來的，可相互印證的內容。

12月25日，陷於兩難困境的項英、葉挺急電中央，請求進一步的指示：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布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於進攻江北，然後可再藉口對付皖南？。。。部隊早已整裝待發，兩方交通因敵頑兩方面不能順利北渡。。。情形如此，我們的行動應如何？請考慮後即速示，以免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地。

26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回電，警告並提醒項英堅決執行中央方針，措辭極為嚴厲：“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象）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

相似的電報，率領西路軍苦戰河西走廊的陳昌浩、徐向前也收到過。這是整肅的前奏。項英是老革命，在黨內高層浸淫已久，參加過對張國燾、王明的批判，參與過處決高敬亭，深知“無條件服從中央”這一黨之紀律的嚴肅性，深知“對抗中央”的嚴重性。

同一天，毛澤東、朱德還發出另一電報指示項英：“。。。你應估計在移動中可能遇到特別困難，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要把情況特別看嚴重些。。。必須把一切機密文件電報通通銷毀，片紙不留。每日收發電稿隨看隨毀，密碼要帶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此事不僅軍部，還要通令皖南全軍一律實行，不留機密文件片紙隻字，是為至要。”

從這封電報看，延安的毛澤東等人對事變已經有充分的預見，連銷毀秘密，抹掉線索、痕跡這些細節都考慮到了。他們對皖南新四軍的命運心知肚明，卻仍要他們走上這條結果已註定的假道蘇南之路。

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蔣介石命令就地渡江北上，不得假道蘇南；代表中共中央軍委的毛澤東則指示先假道蘇南，再渡江北上。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命令，不可能同時執行。項英和皖南新四軍陷入了一個兩難的死局。遵守黨的紀律是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作為一名忠誠的黨員，項英別無選擇，惟有服從中共中央的指示，與此同時，違抗國民政府的軍令。

皖南事變箭已在弦了。

偵得新四軍可能的動向後，12月26日，上官雲相（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三十二集團軍司令）急電第四十師師長方日英，命他於次日率四十師立即自蘇南宜興、溧陽移防皖南三溪、星潭（此二地在鄰近新四軍軍部雲嶺的東南方），防堵可能繞南東進的新四軍。四十師出自宋子文稅警總團，參加過淞滬會戰，裝備精良，堪稱勁旅。

12月28日，項英於雲嶺主持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黨外人士，軍長葉挺也得以參加。經過一天反覆爭論，會議確定了這次轉移的具體行軍路線：先由雲嶺向南，取道茂林、三溪、旌德，再折向東北方向，沿天目山麓，經寧國、郎溪，到蘇南溧陽，而後待機擇路線北上並渡江至蘇北（自溧陽可能的北上渡江路線是溧陽-金壇-丹陽-鎮江-長江-揚州）。

這條路線與23日中共中央電令指示的路線幾乎完全一致（23日電令指示的路線是：茂林、三溪、寧國、朗溪、溧陽），因此，28日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討論中央指示，以及如何使之得以貫徹、落實和實施。

通常，將直接由皖南東移蘇南的路線稱為東線，路線大體是：雲嶺-涇縣-宣城-朗溪-溧陽。。。；將28日會議決定或23日電令所提的先南後東路線稱為南線，路線大體是：雲嶺-茂林-三溪-旌德-寧國-郎溪-溧陽；將國民政府限道命令允許的就地北渡路線稱為北線，路線大體是：雲嶺-銅陵或繁昌-江北無為縣。。。

皖南及皖中（江北無為、廬江）一帶政區圖

有人否定23日電令的真實性，並認為中共中央要求的路線是東線，他們認為28日會議的決定是項英等人自作主張，是一個嚴重錯誤，是導致皖南事變發生的原因。

直接向東，與先南後東沒有本質區別，關鍵是它們都沒有直接向北走，或者說，東線和南線，都違反了就地北渡電令，都沒有走國民政府要求的北線，都會導致皖南事變發生；先向南再折向東，是為了避開駐防於雲嶺東面涇縣、宣城一帶的國軍精銳108師和52師，南線只是東線的調整和變通，是繞了個圈的東線，最終還是回歸東線，還是移蘇南，還是假道蘇南北移。糾纏南線與東線的區別，以之指責項英，是捨本逐末，非常無聊的。

延安方面已無商量餘地，項英、葉挺又嘗試在國民政府身上尋找解局的鑰匙。新四軍擴大會議前後，葉挺懇請顧祝同允許新四軍假道蘇南轉移，但未能如願。12月30日，顧祝同復電葉、項，只作了小小的特別通融，只“准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而皖南大部隊仍須按12月10日（蔣介石）限道北渡電令就地北渡。

為使就地北渡順利實施，30日這一天，顧祝同還致電李品仙（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安徽省主席，桂系將領），請其為新四軍北渡劃定登陸地點、臨時集結地和渡江後的北移路線。12月31日，李品仙以‘世亥電’，一一答覆、解決了上述問題。

仍是同一天（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也致電葉挺、項英，稱根據周恩來提供的情報，新四軍若就地北渡，過江後可能遭李品仙部隊襲擊，再次強調葉、項應走蘇南路線轉移：“據恩來電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如新四軍自雲嶺向北直接渡江，即在江南的銅陵、繁昌一帶通過多個渡口分地渡江至江北無為縣，在渡江區域內和渡江線路上，江南的銅陵、繁昌是新四軍三支隊的活動區域，江北的無為縣沿江從土橋到泥漢、姚溝、二壩一帶，也全在中共武裝控制之下。而鄰近該區域的國軍只有一個團-第五戰區桂系鄭滄溶第176師周雄團，該團駐防在無為西南與廬江交界的黃姑閘、牛埠一線。1940年7月，日軍掃蕩皖中並占領無為縣城後，原駐皖中一帶的鄭滄溶師其它部隊已西撤至廬江和廬江西南安慶一帶的桐城、望江，離新四軍的渡江區域和線路甚遠。顯然，一個團的桂系部隊遠不足以對有江北武裝策應的9000皖南新四軍造成威脅。渡江的最大危險，是江上周期性往來巡邏的日軍炮艇。（註：本段部分內容參考了歷史學者薩沙的文章）

就地北移與假道蘇南北移路線示意圖

“李品仙襲擊陰謀”是一個錯誤情報或假情報。皖南事變新四軍突圍者中的大部分人，正是回頭向北，走國民政府規定的路線而成功渡江的。這一情報的產生有兩種可能，一是周的情報系統偶然失誤，二是周為了中共的“大局”，有意地配合了毛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