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第一天，項英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與顧祝同的交涉情況，匯報了探得的國軍四十師（自蘇南宜興、溧陽移防皖南三溪、星潭）、七十九師（由浙東移調皖南）調動情況，表示將執行中央的東進指示：“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極大。我們如遇阻擊或追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
毛澤東、朱德於1月3日復電，對其決定予以充分肯定：“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
1月2日，三戰區參謀處長岳星明在戰區徽州軍事會議上，向與會的高級軍官傳達了顧祝同的指示信：“顧長官有指示，新四軍如果北撤，我們要掩護好；如果南竄，我們務要堵止住。。。皖南必須統一指揮。。。這次打算暫由上官副長官負責統一指揮。”徽州會議期間，上官雲相的集團軍參謀處制訂了《第三十二集團軍圍殲匪軍計劃》。顧祝同將浙東的七十九師，浙西的六十二師移調皖南，劃歸上官雲相指揮，加上原隸上官雲相的6個師，第三戰區共調集了八個師計8萬餘人，在皖南嚴陣以待，準備對可能不遵令北移，反而東進或南犯的皖南新四軍加以圍剿。
3日午後，蔣介石向葉挺等人發出‘江未電’，再次重申了12月10日的就地北渡命令，並對李品仙‘世亥電’（12月31日）要求的新四軍就地渡江後，“先沿長江北岸東下，於南京浦口穿過津浦路後再北上”這一行軍路線作出更正。‘江未電’命令葉挺指揮部隊在銅陵、繁昌間渡江，在江北無為附近集結，集結後在安徽境內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註：今河南睢縣）之線繼續北上（註：即渡江後直接北上，不東下），直至北渡黃河。為使新四軍安心北移，蔣在電報中說明，他“已令沿途各軍掩護”。
就地北移與假道蘇南北移路線示意圖
1940年1月4日夜，新四軍軍部及三支隊九千餘人臨時編成三個縱隊，分別由涇縣土塘、雲嶺、北貢里出發，冒雨開拔，實施轉移。他們終未執行蔣介石三令五申的就地北渡軍令，不北而南，逆下茂林，闖向了國軍的重兵防線。
在這隻部隊中，有大量來自機關、電台、醫院、工廠、圖書館、服務團、劇團，以及其它後勤部門的非戰鬥人員（包括家屬），它遠不是一支純戰鬥部隊。對非戰鬥人員的總數，學者們有不同的估計，其範圍大致在3000~6000人之間。
項英、葉挺又做了一次挽救部隊並自我挽救的努力。4日開拔前，葉、項向蔣介石、顧祝同等人發出了一封‘支電’。‘支電’電稿可能早已堙滅無存了，從次日的‘微電’推斷，它應該也是匯報自己的行動實情，陳述理由，請求蔣、顧做出寬宏大度的安排，使皖南部隊可以避免與友軍衝突，不戰而過。
為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共中央規定，黨內、軍內不得直接給國民政府方面發電，電報須先發延安，由延安轉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然後再由周、葉轉國民政府。如果蔣介石等收到‘支電’，也許雙方就不會交火了；就算打起來了，蔣介石的停火令（下給顧祝同）也會更早發出而不是遲至12日。不幸的是，蔣介石並未收到這封電報。拖至1月12日前後，毛澤東才將該電報轉發重慶周恩來。13日，毛又追加了一封電報，要周勿將葉、項電轉發蔣介石：“軍機前轉上葉、項支日[四日]致蔣電，措詞不當，如未交請勿交。”
5日，項英下令部隊停止前進，休整一天。此舉常被指責為：行動遲緩，坐失良機。其實，四十師已到星潭、三溪近一周，少休息一天並不能打四十師個措手不及，即使利用四十師工事、布署倉促而將其擊敗，新四軍還要面對虎視眈眈的國軍另外七個師。項英不懂兵貴神速的道理嗎？不，項英是在等待，他在等蔣、顧收悉‘支電’後做出‘讓道’安排，避免兩軍衝突和悲劇的發生。當然，他的等待是徒勞的，因為‘支電’被壓下了，蔣介石永遠也不會收到。
5日休整期間，葉、項又發出一封‘微電’。這封電報不僅發給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三戰區正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唐式遵、上官雲相，還將老四軍軍長李濟深也加為收報人。可以想見，千鈞一髮之際，項英、葉挺努力嘗試着挽救危局的各種可能。‘微電’共1100多字，匯報了部隊當晚將向蘇南轉移的實情，陳述了自己的理由（當然隱瞞了根本的原因--中共中央要求‘繞道移蘇南，然後待機北渡’的指示），請求各長官安排友軍讓道。‘微電’有一個問題。項、葉耍了一個恐怕適得其反的小聰明，他們狡稱自己是按顧長官所定路線轉移。事實並非如此，顧祝同30日電報只准一個團假道蘇南轉移，並要求皖南大部隊仍應按蔣介石電令就地北渡。
4日‘支電’與5日‘微電’的內容很可能是相同或相近的。‘微電’也可能如‘支電’一樣，先發給了延安；還有一種可能，危急關頭，葉、項直接將‘微電’發給了部分收件人，比如直接發給了顧祝同。這應該不是技術問題，而只是紀律問題。從國共兩方面的資料，都看不到、看不出蔣介石收到過‘支電’或‘微電’的任何證據、跡象或線索。某些跡象顯示，顧祝同可能收到了‘微電’，但他憤怒之下，未予理會，仍按原計划進行了圍剿。
在蔣介石看來，新四軍的問題不只是悍不遵令，葉、項還陽奉陰違，不聲不響，行動詭秘，圖謀叵測。
悲劇在所難免了。
1月6日凌晨，新四軍先頭部隊遭遇四十師搜索隊，雙方發生小規模戰鬥。
上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南的潘村召開會議，決定於當天黃昏開始行動，7日拂曉通過各嶺，7日午前會集星潭，待機行動。
6號當天，蔣介石電令顧祝同、李品仙:
（一）查朱（德）、葉（挺）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
（二）決（定）強制執行之。
（三）第三、第五戰區應並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範。
（四）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
（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註：指日軍）所乘，我軍應以游擊戰要領避難就易，避實擊虛，計出於萬全，勿致牽動全局。
由電報內容可以判斷：（發電時）蔣介石只知中共各部隊未遵令北移，但尚不知新四軍的具體動向，不知其已經南下，也不知其在當天凌晨已與四十師接觸並交了火；蔣介石並未收到‘支電’或‘微電’。
查明新四軍動向的顧祝同於午後向上官雲相發出命令其進剿的‘魚未電’：
葉挺、項英不遵命令，（不）以主力由皖南指定位置渡江，乃擅率駐皖南所部於支晚開始移動，企圖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似此違背命令，自由行動，破壞抗戰陣線，殊堪痛恨。為整飭綱紀，貫徹軍令，對該軍擅自行動部隊決於進剿。。。
上官雲相隨即於下午5點向所轄各部下達了執行進剿的‘魚申電’：。。。支晚由灣灘、章家渡南竄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滯留於茂林、屯倉徐一帶山地中；本日上午匪軍警戒部隊與我四十師搜索部隊在茂林東南十餘華里及銅山附近接觸中。。。集團軍以迅速圍剿該匪之目的。。。以主力於明日拂曉開始圍剿茂林、銅山一帶匪軍。。。
7日凌晨，國軍的圍剿、攻擊全面展開。
8日，顧祝同通過上饒、重慶間的長途載波電話向蔣介石和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報告皖南戰況，顧祝同說，他判斷，皖南新四軍的意圖，要麼是“向鎮江一帶渡江，參加攻擊我韓德勤軍”，要麼“系絕不渡江，準備竄擾後方”。蔣介石得到‘共黨新四軍抗命，向國軍攻擊竄擾’的報告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可痛！是應積極肅清！余料中共在現勢，決不敢以新四軍被肅清而叛亂也。”
。。。
插一段我對項英的認識和評價。世人多指責項英在事變期間：優柔寡斷，消極避戰，一再貽誤戰機。我想，經歷過三年艱苦卓絕的敵後游擊戰洗禮，論作戰智慧、經驗、謀略和指揮藝術，項英就算再差，也總比那些不求甚解、高談闊論、輕浮自負的今人強。打下了星潭，還要再打三溪，打過了三溪，還要接着闖旌德。。。打得越猛，國軍就報復得越狠，瘋狂攻擊，不僅打不出去，還將損傷慘重，更將坐實叛軍的罪名。這不是與日軍作戰，項英的選擇不是帶着數千非戰鬥人員殺出一條血路，一路殺到鎮江，不是讓自己的戰士和第三戰區八萬虎狼之師拚個玉石俱焚，他的選擇是為這支部隊保存儘可能多的生命。坦率地說，我喜歡項英，喜歡他的沉靜、理智、大度；對同室操戈、同胞相殘的興趣，項英遠遠不及他的一些同志們，這一點也是我所欣賞和尊重的。
皖南開打後，延安電台突然發生特殊“故障”，中斷了與皖南的直接聯繫，事變期間，劉少奇坐鎮的鹽城“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為皖南與延安的聯繫紐帶。有關資料記載，“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後，劉少奇7天7夜沒合眼，隨時為新四軍軍部和延安的聯繫收轉電報，以便更有效地鬥爭。”
12日子夜，華中總指揮部收到了新四軍軍部用腦記密碼發來的電報：“情況萬分緊急，密碼已經燒掉，請黨放心。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在場眾人“默默無語，潸然淚下”。
14日黃昏，葉挺將心愛的槍手杖扔下山谷，隨國軍聯絡員走出西坑，前往大康王村王家大宅談判。等待他的是五年的扣押生涯。
15日凌晨，身負重傷的袁國平，被戰士艱難抬過青弋江。章家渡北岸，乘眾人休息不備，躺在擔架上的袁國平舉槍對準自己，扣動了扳機。
（註：袁國平是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共東南局委員，新四軍軍分會常委）
15日當天，千里之外的延安以驚人的效率通過了《中央關於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因電台“故障”，事變期間一直通過華中總指揮部與皖南間接聯繫的中共中央，轉瞬之間已經洞悉千里，明察秋毫了。《決定》對皖南事變的黨內責任做出了明確結論，定下了言論基調。決議既出，任何黨員都不得公開發表與中央決議不一致的觀點和意見，這是我黨鐵的紀律，任何親歷者都必須為黨保守秘密，這是我黨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犧牲、失蹤約3500人，被俘、被收容約4300餘人，約1000人突圍成功並歸隊。（註：此處數字主要參考自童志強先生的研究成果）
皖南的悲劇，非人力所能避免，面對這一死局，縱使武侯再世，也同樣無計可施。項英也許有錯誤，但，正是因為他的一些“公認”“錯誤”，使新四軍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失，在事變中，他以高過黨性的人性光輝，使5300餘名皖南將士得以逃過劫難。
1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這樣來看，這次皖南失敗的代價是值得的。”
皖南的犧牲是值得的，犧牲3500條鮮活生命的做法是值得的，這一血水淋漓的苦肉計至少收到了一箭六雕的效果：
一、完美破解了國民政府的北調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因此可以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地留在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華中眾多“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都毫髮無損地牢牢掌握在黨手中；
二、得到了與國民黨決裂的‘完美’（正當）藉口，八路軍、新四軍從此不再奉國民政府命令，不再向國民政府匯報，中共軍隊不僅一直實際上獨立於國民政府，而且自此，形式上也不再受國民政府的束縛；
三、可以更自由、更無顧忌地發展武裝力量，發展黨組織，發動群眾，擴大根據地，更高效地為將來奪取政權夯實基礎；
四、通過周恩來等人的出色運作，事變的中共表述在美、歐、東南亞成為主流聲音，廣泛流傳，作為“受害者”，中共在國際社會和華人世界贏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五、以全民族抗戰領袖自我定位的蔣介石，把新四軍抗命當成自己的家醜，企圖不作張揚，控制事態，息事寧人，並維持名存實亡的抗日統一戰線。忽視宣傳+宋襄公式做法反使他成為世人眼中陰謀的始作俑者，一手炮製“千古奇冤”的千古罪人；
六、毛澤東深惡痛絕的項英被除掉了；
如果被友軍冤殺，是千古奇冤，那麼，被自己人，被自己的黨設計進死局，安排到死地，一步步推到他人刀尖之上，這又是什麼呢？沒有皖南的萬古奇冤，決不會有八年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正文完）
附節：不能說的秘密--倖存者的命運
皖南新四軍的高級指揮員中，袁國平在事變中自殺，項英、周子昆（新四軍副參謀長，新四軍軍分會委員，新四軍教導總隊總隊長）在事變後不久同時被殺；
1946年4月8日，葉挺剛剛獲得自由，旋即墜機殞命黑茶山；
1954年3月，饒漱石被定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主犯，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55年4月，饒漱石再被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首犯。1975年3月，饒漱石死於獄中；
（註：皖南事變發生時，饒漱石任中共東南分局副書記，新四軍軍分會委員，在事變中接替項英負責政治領導）
1955年4月，揚帆（皖南事變時任項英秘書，新四軍軍法處科長）亦因“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在二十多年的關押中，精神失常。
接觸核心機密，接近事件內幕的倖存者中，有一個未遭大劫，得以善終的例外。李一氓，出身中共特科，瑞金時期擔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長，長征後任毛澤東秘書、統戰特使，抗戰爆發後被毛澤東派至新四軍擔任軍部秘書長，掌管軍部機要文電及保衛工作。1941年1月12日深夜，向華中總指揮部發出最後一封電報後，李一氓命令電台台長將電台設備徹底砸毀，目睹機要員銷毀全部密碼本。李一氓突圍後輾轉到達香港。得知中央決議後，李一氓在廣東韶關、香港向延安連發7份電報，匯報皖南事變情況的同時，也向中央剖白心跡，與項英劃清界限。作為身臨其境的關鍵親歷者，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他的言論一如當年的電報，始終與千里之外迅速做出的中央決議保持高度一致。做中央決議正確、英明的活證據，是他的存在價值。
一個在小心翼翼，謹言慎行中度過一生的人，心頭一定壓抑着太多東西。1981年是皖南事變40周年。這一年秋天，李一氓來到南京望江磯項英墓憑弔，賦七律一首：
秣陵秋染淺丹霜，獨有荒墳臥望江。
麥飯籃空慚無奠，桐弦調走笑雌黃。
臨危受命原無忝，到死方休亦可傷。
四十年間雲嶺怨，皖南山色自蒼蒼。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