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爛的人，作為皇帝也是給自己的朝廷以及給中國歷史造成歷史性災難的惡劣皇帝，這個人年輕的時候假惺惺刻意模仿唐太宗李世民，模仿着模仿着不僅沒有把唐太宗提倡坦誠相見、群策群力的封建帝王將相里難得的政治遺產給保存下去，反而通過模仿把這種政治遺傳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後自己將其徹底毀滅，李隆基這個人與李世民的性格不同、一生一邊自戀傲慢剛愎自用自以為多麼高高在上別人要如何千方百計逢迎自己才好的那種性格，一邊就這種又臭又自戀的心理世界還愛玩陰謀詭計的那種難侍候的人。李隆基這個人，就連對楊玉環的愛情也是自戀的、馬嵬坡時如果李隆基這個已經威信掃地、本來就該負起自己人為導致名將戰死首都淪陷的歷史責任而引咎辭職的皇帝，要是不那麼戀權、不那麼堅持自己就是偉大英明正確像政教合一的神那樣，轉而趁機交出權力，不僅是對他自己家族的王朝負責任，更主要的是同時楊玉環完全可以因他下台而不用被勒死，可是李隆基這個幾個月後自己不情願也照樣被趕下台的狗皇帝呢，聲淚俱下口口聲聲說自己多麼不忍心多麼捨不得楊貴妃、照樣為了自己風燭殘年本來已經沒有多少年而且你有多少威望而且按理就該下台交出去的剩下來的幾年皇帝位子，依然捨不得、依然為了已經殘山剩水和已經很沒有意思的那一點皇帝時光而讓自己聲淚俱下口口聲聲多麼相思多麼捨不得的絕世美人被殺死，這樣的男人只能說被皇帝制度的制度性自戀弄的冷血、自負、病態自戀得虛偽麻木沒有人性！

李隆基的無能很少被意識到、那是得益於儒家傳統那種烏托邦、一頭扎進對西周社會進行幼稚兒童美化想象幻想中的父親那樣的美化幻想里、一味就是活在那些烏托邦式的倫理道德的幻想世界裡、從來不懂經世致用不懂務實、對李隆基的經濟政治的無能完全沒有起碼的辨識能力、僅有儒家烏托邦倫理道德的幼稚幻想世界對李隆基“多大程度不符合儒家烏托邦幻想的君子小人奸臣賢臣之類簡單到烏托邦程度的對君王的要求、多大程度不符合儒家烏托邦幻想世界裡的幼稚簡單的聖君道德禮儀樣子”這些幼稚水平層面的鑑定，通過儒家自己本身的無能形成的對李隆基的低能的視而不見、造成對李隆基的致命的無能在客觀上的嚴重掩蓋。唐朝中期社會問題嚴峻的藩鎮割據、來源於唐朝均田制的瓦解，而唐朝均田制的瓦解來源於社會長期和平安定、農民和地主都安定擁有和積累田產，之所以會這樣又是因為均田制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均田制的結構性問題又隱藏在均田制本身建立在適應兵荒馬亂動盪不安的社會基礎上，北魏時期，北魏這種原本超級野蠻的部落政權原本連財政體系都沒有，官員俸祿就靠像十足的一方土匪那樣是什麼地方的地方官、管什麼樣的權力，就用什麼樣的權力自己想怎麼撈錢怎麼敲詐怎麼搶就怎麼撈錢怎麼敲詐怎麼搶，沒有稅收體系、沒有後勤保障、出征的軍費也是依靠走到哪裡就搶到哪裡三光政策到哪裡摘果子打獵和糟蹋農田到哪裡、極端時候把老百姓當作軍糧吃到哪裡，這種統治造成北魏統治下的中原實在沒法維持正常社會秩序，全北魏就像一個大型的匪患區、到處是流民到處沒有固定農業生產，這種情形到了北魏馮太后時實在維持不下去了，馮太后在情人帥哥的大臣的協助下開始安撫流民、廢除北魏政權土匪式靠搶劫勒索維持經濟來源的山大王式朝廷經濟生活，用均田制劃定每家每戶的土地，安排流民按照分配到的土地安定下來從事農業生產，建立系統的財稅工資制度體系的同時在作為財稅體系的均田制的基礎上建立與之相匹配的租傭府兵制，農民大量安定從事農業生產，平時務農，戰時按照調配入伍當兵、兵器裝備自己購買準備，就像古羅馬共和國時那樣，打仗立功了國家將分配到每家每戶的土地之外剩餘的大片土地作為資源拿來賞賜打仗立功的農民，農民死後除了自己固定分配到的土地可以被繼承外賞賜所得的土地收歸國家、留待下次賞賜給別人，農民打仗立功得到的“賞賜”實際上只是多種點田的機會、順便靠着這點機會可以多積賺點自己種的糧食或者糧食換成的錢，但卻生出被賞賜了大片不動產財產那樣的錯覺，種田積極性猛增的同時還賣命打仗、這種錯覺如果在長久和平年代，農民成批成批整整一輩子人集中起來在一個年齡段去世然後集中起來被收回“土地使用權”的話，農民互相參照對方就發現大家自己為各自通過打仗得到了一筆不動產的樣子實際上是幻覺；好在從北魏到隋朝末年一直戰爭頻仍，仗打的實在太多，農民們能自然老死病死就不錯了很難有一個年齡段的農民整齊地自然老死、從而彼此參照發現大家因戰功賞賜的土地同時被收回去的機會，參差不齊的戰死中農民們盯上的更多是別人死了自己有機會靠戰功被賞賜得到他們生前曾經被賞賜的那片田地，而不是自己被賞賜得到的田地可以和平地繼承給下一代。

所以自北魏到隋末，密集的戰爭、動盪不安戰亂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客觀後果，讓均田制下分到土地的農民來不及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被朝廷利用了，因此農民辛辛苦苦打仗賣命、掙到賞賜的土地在自己死後居然朝廷要收回去、不能真的作為自己的財產留給老婆和下一代，跟共產主義土地公有制似的，然而唐太宗以後社會長期安定、經過太宗、高宗、則天皇帝三代領導人的勵精圖治和長治久安，長期的社會安定讓農民從盯着別人紛紛戰死自己立功拿到別人生前被賞賜的土地的算計中擺脫出來，意識到了自己被賞賜的田地其實辛苦耕作了一輩子下一代還是從頭開始，農民就不樂意了。這樣的制度造成農民不願當兵、或者有了分到田產後隱瞞田產，那個時代不像現代能夠大數據、全國聯網隨時查詢比照誰什麼時候被那個部門賞賜了多少國家名下的公田，只能依靠農民自己上報自己什麼時候在哪個地方打仗立功被賞賜了多少多少田地，而不能把全國的田地賞賜的數據庫都編成冊子分發到每一個縣，所以只要農民瞞報田產，那種北魏特色共產主義既可以掩蓋均田制的結構問題、也是對於均田制之所以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具體合理性的結構合理成分的合理性予以支持的“戰爭狀態下既要隨時保持戰爭動員又要不忘生產”的狀態就維持不下去了！之所以這種制度在北魏到隋朝的那時候還算合理狀態，是因為兵荒馬亂讓農民想着打仗立功分到前輩陣亡將士曾分到的那筆田產，很少想到分到的田產怎麼繼承下去而且也不願意別人的這種田產被別人繼承下去，但長期的繁榮和平時代農民感到即使別人立功分到的田產不能繼承給別人家裡人、自己還是沒有機會謀到那些田產，同時自己被賞賜的田產也是這樣不允許被繼承，所以隨着讓均田製得以維持的兵荒馬亂這個“原因”，不存在了之後、均田制的結構性合理成分也就沒有了合理性的基礎、農民紛紛集體瞞報田產，唐玄宗李隆基時期的均田制的最終瓦解就是這樣。

但是、均田制的瓦解本身並不是災難、原本唐朝的稅基和北魏相似、建立在均田制下國家名冊里註冊登記的農民上報給國家的用來賞賜的公田和私人固有土地，被農民瞞報的公田越來越少、國家稅收就越來越少，然而國家可以完全放棄本來就是糊弄農民的中世紀特色共產主義均田制，重新丈量全國土地並且按照實際耕作情況安排合理稅率、重新完善財稅體系。然而李隆基對這種問題不僅完全不懂應對、甚至朦朦朧朧都沒有清晰意識化知道有這回事存在、前意識似有似無對此有點感覺卻沒有對此形成統合的清晰意識化的概念、也就完全沒有要針對均田制的瓦解進行根本性的長遠應對的思想觀念，只是做些應激性類似非條件反射那樣半自動的完全沒有整合的系統應對的應對策略，不僅不懂的重新調整財稅體系，還一邊讓各地節度使自己在自己看的地方自行負責財政、自行割據一樣在各自地盤上建立自己獨立的財政體系按自己方式想辦法搞到錢，一邊唐朝中央則用各種非正常的巧立名目的搜刮、依靠擅長搜刮的李林甫楊國忠等大臣在腦死亡還依然保留不做重新調整的均田制正常財稅系統之外搞錢、還把這種正常財稅體系荒廢並且正常渠道外撈錢搞錢成了朝廷中央主要經濟來源的本來只能臨時應急的狀態當作是”那就行了，那就對了天下太平無事了”，像坐在炸藥邊上覺得屁股燙了哪裡燙就往哪裡的旁邊挪一點、就這樣還自詡太平自詡自己坐在錦繡江山上、被炸飛上天的悲劇不僅不可避免還讓人覺得可悲得簡直可笑，李隆基就是這樣。唐朝的猛然急劇衰落轉折，順帶整個中國歷史走向也由此轉折、伴隨唐朝的悲劇性命運而轉向文化性格內斂、從國際化文化體系變成區域性文化體系，其實禍根就在李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