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烂的人，作为皇帝也是给自己的朝廷以及给中国历史造成历史性灾难的恶劣皇帝，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假惺惺刻意模仿唐太宗李世民，模仿着模仿着不仅没有把唐太宗提倡坦诚相见、群策群力的封建帝王将相里难得的政治遗产给保存下去，反而通过模仿把这种政治遗传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将其彻底毁灭，李隆基这个人与李世民的性格不同、一生一边自恋傲慢刚愎自用自以为多么高高在上别人要如何千方百计逢迎自己才好的那种性格，一边就这种又臭又自恋的心理世界还爱玩阴谋诡计的那种难侍候的人。李隆基这个人，就连对杨玉环的爱情也是自恋的、马嵬坡时如果李隆基这个已经威信扫地、本来就该负起自己人为导致名将战死首都沦陷的历史责任而引咎辞职的皇帝，要是不那么恋权、不那么坚持自己就是伟大英明正确像政教合一的神那样，转而趁机交出权力，不仅是对他自己家族的王朝负责任，更主要的是同时杨玉环完全可以因他下台而不用被勒死，可是李隆基这个几个月后自己不情愿也照样被赶下台的狗皇帝呢，声泪俱下口口声声说自己多么不忍心多么舍不得杨贵妃、照样为了自己风烛残年本来已经没有多少年而且你有多少威望而且按理就该下台交出去的剩下来的几年皇帝位子，依然舍不得、依然为了已经残山剩水和已经很没有意思的那一点皇帝时光而让自己声泪俱下口口声声多么相思多么舍不得的绝世美人被杀死，这样的男人只能说被皇帝制度的制度性自恋弄的冷血、自负、病态自恋得虚伪麻木没有人性！

李隆基的无能很少被意识到、那是得益于儒家传统那种乌托邦、一头扎进对西周社会进行幼稚儿童美化想象幻想中的父亲那样的美化幻想里、一味就是活在那些乌托邦式的伦理道德的幻想世界里、从来不懂经世致用不懂务实、对李隆基的经济政治的无能完全没有起码的辨识能力、仅有儒家乌托邦伦理道德的幼稚幻想世界对李隆基“多大程度不符合儒家乌托邦幻想的君子小人奸臣贤臣之类简单到乌托邦程度的对君王的要求、多大程度不符合儒家乌托邦幻想世界里的幼稚简单的圣君道德礼仪样子”这些幼稚水平层面的鉴定，通过儒家自己本身的无能形成的对李隆基的低能的视而不见、造成对李隆基的致命的无能在客观上的严重掩盖。唐朝中期社会问题严峻的藩镇割据、来源于唐朝均田制的瓦解，而唐朝均田制的瓦解来源于社会长期和平安定、农民和地主都安定拥有和积累田产，之所以会这样又是因为均田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均田制的结构性问题又隐藏在均田制本身建立在适应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基础上，北魏时期，北魏这种原本超级野蛮的部落政权原本连财政体系都没有，官员俸禄就靠像十足的一方土匪那样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官、管什么样的权力，就用什么样的权力自己想怎么捞钱怎么敲诈怎么抢就怎么捞钱怎么敲诈怎么抢，没有税收体系、没有后勤保障、出征的军费也是依靠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三光政策到哪里摘果子打猎和糟蹋农田到哪里、极端时候把老百姓当作军粮吃到哪里，这种统治造成北魏统治下的中原实在没法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全北魏就像一个大型的匪患区、到处是流民到处没有固定农业生产，这种情形到了北魏冯太后时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冯太后在情人帅哥的大臣的协助下开始安抚流民、废除北魏政权土匪式靠抢劫勒索维持经济来源的山大王式朝廷经济生活，用均田制划定每家每户的土地，安排流民按照分配到的土地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建立系统的财税工资制度体系的同时在作为财税体系的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租佣府兵制，农民大量安定从事农业生产，平时务农，战时按照调配入伍当兵、兵器装备自己购买准备，就像古罗马共和国时那样，打仗立功了国家将分配到每家每户的土地之外剩余的大片土地作为资源拿来赏赐打仗立功的农民，农民死后除了自己固定分配到的土地可以被继承外赏赐所得的土地收归国家、留待下次赏赐给别人，农民打仗立功得到的“赏赐”实际上只是多种点田的机会、顺便靠着这点机会可以多积赚点自己种的粮食或者粮食换成的钱，但却生出被赏赐了大片不动产财产那样的错觉，种田积极性猛增的同时还卖命打仗、这种错觉如果在长久和平年代，农民成批成批整整一辈子人集中起来在一个年龄段去世然后集中起来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话，农民互相参照对方就发现大家自己为各自通过打仗得到了一笔不动产的样子实际上是幻觉；好在从北魏到隋朝末年一直战争频仍，仗打的实在太多，农民们能自然老死病死就不错了很难有一个年龄段的农民整齐地自然老死、从而彼此参照发现大家因战功赏赐的土地同时被收回去的机会，参差不齐的战死中农民们盯上的更多是别人死了自己有机会靠战功被赏赐得到他们生前曾经被赏赐的那片田地，而不是自己被赏赐得到的田地可以和平地继承给下一代。

所以自北魏到隋末，密集的战争、动荡不安战乱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客观后果，让均田制下分到土地的农民来不及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被朝廷利用了，因此农民辛辛苦苦打仗卖命、挣到赏赐的土地在自己死后居然朝廷要收回去、不能真的作为自己的财产留给老婆和下一代，跟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制似的，然而唐太宗以后社会长期安定、经过太宗、高宗、则天皇帝三代领导人的励精图治和长治久安，长期的社会安定让农民从盯着别人纷纷战死自己立功拿到别人生前被赏赐的土地的算计中摆脱出来，意识到了自己被赏赐的田地其实辛苦耕作了一辈子下一代还是从头开始，农民就不乐意了。这样的制度造成农民不愿当兵、或者有了分到田产后隐瞒田产，那个时代不像现代能够大数据、全国联网随时查询比照谁什么时候被那个部门赏赐了多少国家名下的公田，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上报自己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打仗立功被赏赐了多少多少田地，而不能把全国的田地赏赐的数据库都编成册子分发到每一个县，所以只要农民瞒报田产，那种北魏特色共产主义既可以掩盖均田制的结构问题、也是对于均田制之所以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具体合理性的结构合理成分的合理性予以支持的“战争状态下既要随时保持战争动员又要不忘生产”的状态就维持不下去了！之所以这种制度在北魏到隋朝的那时候还算合理状态，是因为兵荒马乱让农民想着打仗立功分到前辈阵亡将士曾分到的那笔田产，很少想到分到的田产怎么继承下去而且也不愿意别人的这种田产被别人继承下去，但长期的繁荣和平时代农民感到即使别人立功分到的田产不能继承给别人家里人、自己还是没有机会谋到那些田产，同时自己被赏赐的田产也是这样不允许被继承，所以随着让均田制得以维持的兵荒马乱这个“原因”，不存在了之后、均田制的结构性合理成分也就没有了合理性的基础、农民纷纷集体瞒报田产，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均田制的最终瓦解就是这样。

但是、均田制的瓦解本身并不是灾难、原本唐朝的税基和北魏相似、建立在均田制下国家名册里注册登记的农民上报给国家的用来赏赐的公田和私人固有土地，被农民瞒报的公田越来越少、国家税收就越来越少，然而国家可以完全放弃本来就是糊弄农民的中世纪特色共产主义均田制，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并且按照实际耕作情况安排合理税率、重新完善财税体系。然而李隆基对这种问题不仅完全不懂应对、甚至朦朦胧胧都没有清晰意识化知道有这回事存在、前意识似有似无对此有点感觉却没有对此形成统合的清晰意识化的概念、也就完全没有要针对均田制的瓦解进行根本性的长远应对的思想观念，只是做些应激性类似非条件反射那样半自动的完全没有整合的系统应对的应对策略，不仅不懂的重新调整财税体系，还一边让各地节度使自己在自己看的地方自行负责财政、自行割据一样在各自地盘上建立自己独立的财政体系按自己方式想办法搞到钱，一边唐朝中央则用各种非正常的巧立名目的搜刮、依靠擅长搜刮的李林甫杨国忠等大臣在脑死亡还依然保留不做重新调整的均田制正常财税系统之外搞钱、还把这种正常财税体系荒废并且正常渠道外捞钱搞钱成了朝廷中央主要经济来源的本来只能临时应急的状态当作是”那就行了，那就对了天下太平无事了”，像坐在炸药边上觉得屁股烫了哪里烫就往哪里的旁边挪一点、就这样还自诩太平自诩自己坐在锦绣江山上、被炸飞上天的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让人觉得可悲得简直可笑，李隆基就是这样。唐朝的猛然急剧衰落转折，顺带整个中国历史走向也由此转折、伴随唐朝的悲剧性命运而转向文化性格内敛、从国际化文化体系变成区域性文化体系，其实祸根就在李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