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美司法部長威廉·巴爾演講：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在美國面臨嚴峻挑戰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P. Barr Delivers Remarks to the Law School and the de Nicola Center for Ethics and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remarks-law-school-and-de-nicola-center-ethics

微信公眾號 ：法意讀書 譯者：岳虹

導言

在美國，宗教自由不僅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下的一項權利，也是其自建國時期以來確立的一項傳統。從五月花號登陸起，基督教對美國社會意識形態與行為方式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基督教道德體系更是被視為美國式自由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礎。但保守派人士認為，伴隨社會的發展，基督教道德體系遭受了世俗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衝擊，公共領域的“世俗化”逐漸向“去宗教化”發展。宗教自由原則在今天的背景下有了更新的訴求和討論價值。本文為美國現任司法部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P. Barr）2019年10月11日在聖母大學法學院及德尼古拉倫理與文化中心的演講稿，其指出世俗主義者對宗教的猛烈抨擊、人們對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依賴、法律及教育領域對宗教的排斥使得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的生存和恢復面臨嚴峻挑戰，呼籲社會重振天主教教育，抵制世俗主義的反宗教運動。該演講在美國公布後，引發了很大爭議，人們對於現任司法部長，公開發表捍衛基督教價值的言論是否恰當，進行了熱烈討論。但不管怎樣，該文反映了美國政治文化的一般走勢，並且表明，基督教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仍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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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湯姆的介紹。比爾和羅傑，非常榮幸能與你們同台。

感謝聖母大學法學院和德尼古拉倫理與文化中心的盛情邀請。我同時也想向托尼·德·尼古拉表達感謝，是他的慷慨捐助讓學子們在天主教倫理和思維傳統下塑造了自己的思想，並將繼續惠及無數學子。

今天，我將與各位分享我關於美國宗教自由的一些思考。宗教自由是美國政府和司法部關心的重要議題。司法部內部成立了由相關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包括總檢察官辦公室、民事局、法律顧問辦公室和其他辦公室。工作小組定期舉行會議，關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有關宗教自由的案件或事件，如州法院錯誤適用政教分離條款導致對信教人民的歧視，或州議會通過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

從建國時期起，美國已就宗教自由的中心地位達成強烈共識。

保護宗教自由不僅是對虔誠的信教行為點頭支持。制憲者們認為，宗教對維持自由政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詹姆斯·麥迪遜在其著名的1785年《反對宗教徵稅評估的請願和抗議書》中將宗教自由描述為“人類的一種權利”，也是“對造物主的一項義務”，“一項在時間和義務程度上先於公民社會訴求存在的義務”。

自這群殖民地律師發起了獨立戰爭和他們眼中的偉大實驗以來，已經過去了230多年，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社會。他們制定了宏偉的自由憲章——美國憲法，規定了有限政府，同時讓“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去追求個人和社團的生活。這種自由的飛躍對美國人和世界人民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進步的動力。

在20世紀，我們的自由社會面臨着嚴峻的考驗。我們一直面臨着這樣的問題：一個如此重視個人自由的民主國家能否與一個受極權管制的國家抗衡？當美國先後對抗並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時，這個問題得到了響亮的肯定回答。

但在21世紀，我們面臨着完全不同的挑戰。這個挑戰正是國父們所預見的、我們自由社會所面臨的終極測試。他們從不認為共和國的主要危險來自外部敵人。核心問題是，從長遠來看，我們能否駕馭自由，即在這樣一個自由社會中的公民能否維持自由制度生存所需的道德規範和美德。

開國一代的人性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古典基督教傳統中汲取的。這些務實的政治家認為人雖然有造就大善的潛力，但也有釀成大惡的能力。人充滿了強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毫無節制，就會無情、殘暴地凌駕在鄰里和整個社會上。

若沒有限制個人慾望的措施，任何社會都無法存續。但如果僅依賴政府的強制力去施加約束，這將使得政府權力過大，最終我們將失去自由，只剩暴政。

另一方面，除非採取有效的限制措施，否則結果將同樣危險——放肆、無節制地滿足個人慾望，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暴政——人們被其欲望所奴役，任何健康的社會生活的可能性都被粉碎。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用他豐富的語言總結了這一點：“人有資格享有公民自由，其程度與他們被限制的欲望成正比。……只有當控制權被置於某個位置時，社會才能存續；該位置上的控制權越少，位置之外的控制權就越多。事物的運行規律告訴我們，人類無節制的思想不能放任自由。他們的欲望同時鑄就了身上的束縛。”

因此國父們決定下一個賭注。他們稱之為偉大的實驗。他們為“人民”保留廣泛的自由，限制政府的強制性權力，將信任給予美國人民的自我約束和美德。麥迪遜表示，“我們將未來寄托在了每個人自我管理的能力上……”這就是“自治”的含義。它基本的含義並非指我們選擇代議機構的那套機制，而是每個人自我管理和約束的能力。

但這種內部控制權來自哪裡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里，這些限制性權力不能由哲學王授予。相反，社會秩序源自人民自身，自願遵循內心的命令和共同的道德觀念。為了控制具有無限理性能力的人類，這些道德價值觀必須建立在一個獨立於人類意志的權威之上，它們必須來自超然的最高存在。

總之，制憲者們認為，自由政府僅對有宗教信仰的人們適用並存續。這些人們認為在國家和人造的法律之上存在超然的道德秩序，他們根據這些永恆的原則運用道德規範來控制自己。

正如約翰·亞當斯所說，“沒有道德和宗教的約束，我們的政府就無法抵禦無限制的人類欲望。我們的憲法僅為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制定。而對其他任何政府來說，這是完全不夠的。”

神父約翰•考特尼•默里認為，美國的信條並非：“自由政府是必然的，而是只有當所有人民內心遵循普世道德秩序的公認要義，才有可能實現自由政府。”

那麼宗教如何培育自由政府所需的道德規範和美德呢？

首先，它為我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正確準則。開國一代是基督徒。他們認為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符合人的真實本性。這些道德規範始於兩條偉大的誡律——全心全意地愛上帝；並愛人如己。但是，它們還包括自然法則的指導——一種源於上帝永恆律法的真實、超然的道德秩序——統治萬物的神聖智慧。永恆的律法被印刻、體現在上帝創造的所有事物上。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經驗，從事物的本質中辨別出獨立人類意志而存在的是非標準。

現代世俗主義者認為這種道德觀念是掃興的神職人員所鼓吹的超脫塵世的迷信。實際上，猶太－基督教徒的道德標準是評價人類行為最終的功利主義規則。它們反映了最適合人類的規則，不在將來，而就在眼前。它們就像上帝為實現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最佳運轉提供的指導手冊。

同理，違反這些道德法則將對人類和社會產生負面的現實影響。我們也許不會立即付出代價，但假以時日，這將造成現實的損害。

宗教幫助社會鞏固道德規範。人是墮落的，我們無法自動地遵守道德規範，即使我們知道這對我們有好處。但宗教幫助人們教育、訓練自己追求好的東西，並使之內化為習慣。宗教並非主要依靠正式、強制性的律令來實現這一功能，它藉助道德教育，塑造社會的非正式規則——反映人們智慧和經驗的習俗和傳統。換而言之，宗教幫助塑造了社會的道德文化，這種文化反過來滋養並鞏固了道德規範。

我們都承認，在過去的50年裡，宗教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攻擊。一方面，我們看見傳統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的持續衰敗，以及將它逐出公共領域的全面行動。另一方面，我們看見世俗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學說的日益增長。

從任何誠實的評估來看，這種道德動盪的後果都是嚴峻的。幾乎每一種社會疾病指標都在持續增長。1965年，非婚生率是8％。1992年，當我出任司法部部長時，這個比例是25％。今天，它已超過40％。在我們的許多大城市地區，這一比例約為70％。隨着家庭的衰落，我們看到抑鬱症和精神疾病達到創紀錄水平，年輕人萎靡不振，自殺率飆升，憤怒和與社會脫節的年輕男性數量增加，無端暴力行為增加，以及致命毒品的流行。如大家所知，每年有超過70,000人死於吸食毒品過量。這比越南戰爭中一年犧牲的人數還多。

我不會詳述新世俗時代的所有痛苦現狀。這足以說明，破壞傳統道德秩序的運動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劇。然而，世俗主義的力量卻忽略了這些悲劇性的結果，以更大的戰鬥力繼續前進。

這些激進的世俗主義者中有很多是所謂的“進步人士”。但進步在何處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後基督教時代。但什麼替代了猶太－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呢？什麼東西能填滿個體心靈空虛呢？什麼價值體系能夠支撐人類的社會生活呢？

現實是，沒有一個世俗主義的信條能夠扮演宗教的角色。

研究表明，自大約50,000年前人類誕生以來，宗教一直是人類發展和繁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僅在過去的幾百年中，我們才開始嘗試過無宗教生活。我們今天已經聽說了很多人文價值觀。但是，歸根結底，是什麼構成了這些價值觀？是什麼命令我們遵守它們？今天我們所謂的“價值”實際上僅是感性認識，仍在汲取基督教的氣息。

現在，傳統道德秩序在一些時刻和地方已經動搖了。

過去，社會就像人類的身體，似乎擁有自愈機制——一個能使偏離軌道的事物復原的自我矯正機制。道德混亂帶來嚴峻後果。正派的人們起而反對這樣的後果，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過分的道德混亂。在道德混亂的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迎來道德穩固的時期。這就是“鐘擺觀點”。我們都曾以為，一段時間過後“鐘擺會回到原點”。

但今天我們面臨完全不同的挑戰，我們無法指望鐘擺自己回歸原位。

首先是我們今天對宗教猛烈、全面的抨擊。這種抨擊不會衰減，是有組織的破壞。世俗主義者及其在“進步主義者”中的盟友，整合了所有大眾傳播、流行文化、娛樂產業和學術界的力量，對宗教和傳統價值觀進行不懈攻擊。這些力量不僅積極地促進世俗正統觀念的傳播，還淹沒並消滅對立的聲音，惡意攻擊並嘲笑任何異議者。

如人們所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俗計劃本身已成為一種宗教，並受到宗教狂熱般的追捧。它正在顯現出宗教的外觀特徵，包括宗教裁判和革除教籍。那些違背世俗主義信條的人面臨着“酷刑”的風險——在訴訟和野蠻的社交媒體運動中遭受社交、教育和職業上的排斥。

高科技流行文化的普及和力量以另一種方式助長了人們對宗教的摒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娛樂消遣。

我們面臨着許多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起源於上帝的創造還是純粹的巨大意外？我們的生活有任何意義或目的嗎？但是，正如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所說，相比於解決這些問題，人類更容易在思考“末後之事”時分心。

的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娛樂的時代，我們可以將自己包裹在數字仿真和網絡連通的世界中。我們有無數種方式可沉迷於物慾之中。

還有另一種現代社會現象抑制着社會的自我糾正機制，這使社會更加難以恢復原狀。

過去，當社會受到道德混亂的威脅時，放蕩和不負責任的個人行為帶來的社會總成本變得過高，以至於社會最終屈服並重新評估其選擇的道路。但在今天，面對所有不斷增加的社會疾病，我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是讓國家承擔了減輕不良社會後果的責任。我們呼籲國家來減輕個人不當行為和不負責任的社會成本。

應對非婚生率增長的方案不是性責任，而是墮胎。應對吸毒的方案是設立安全注射點。應對家庭破裂的方案是國家成為單身母親的替代丈夫，成為孩子的替代父親。人們呼籲更多的社會政策來應對這些問題。但當我們自認為正在解決問題時，實際上卻反向促進了這些問題的增長。

我們最初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終卻成為強權國家的依附者。

有趣的是，這種認為應由國家減輕不良社會後果的想法導致了一種新的道德體系與社會的世俗化並駕齊驅。它可以被稱為“宏觀道德”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基督教道德的顛覆。

基督教倡導微觀道德，關注個人的道德和轉變，以此來改變世界。新的世俗宗教倡導宏觀道德。一個人的道德水平不由他們的個人行為來衡量，而是取決於他們對政治事業的投入和對有關社會問題的集體行動的參與。

當我們在道德邊緣尋找救贖時，這種體系使我們不必為私人生活的道德約束而過分擔憂。我們可以通過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來展現自己良好的道德感。

最近發生的事情使這些道德體系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我在華盛頓特區一個不經常去的教區參加了彌撒。在彌撒結束時，社會正義委員會主席起身向教區提交報告。他指出了哥倫比亞特區日益嚴重的流浪漢問題，並提出需要更多的流動施粥所來為他們提供食物。我希望他能夠呼籲這家天主教堂內的人們作為志願者參與其中。然而，他僅講述了委員會對華盛頓特區政府的歷次拜訪，講述他們如何遊說政府以更高的稅率和更多的支出為流動施粥所提供資金。

第三種使道德難以復原的現象是，法律被用作打破傳統道德價值觀的武器，並將道德相對主義確立為一種新的正統觀念。

法律在多個方面被用作武器。首先，世俗主義者通過立法和更頻繁的司法解釋，一直在努力消除反映傳統道德規範的法律。這包括了廢除某些行為的禁令。一個分水嶺的決定是墮胎合法化。隨後，安樂死也合法化。這個廢除的名單還在繼續擴大。

最近，我們看到法律強迫宗教人士和組織接受與其信仰背道而馳的實踐和政策。問題不是強迫無信仰者信教，而是強迫信教者接受無宗教信仰和世俗價值觀。

這讓我想起了一些羅馬皇帝不能讓他們虔誠的基督教徒和平相處，而是要求他們違背良心，以皇帝為神，向其做出宗教祭祀。同樣，今天的好戰世俗主義者缺乏包容異己的精神，他們不滿足於讓宗教人士獨自遵循其信仰。相反，他們似乎樂於強迫人們違背自己的良心。例如，上屆政府試圖在其醫療保險中涵蓋避孕和墮胎，強迫宗教雇主，甚至天主教的宗教命令，違反其宗教價值觀。同樣，加利福尼亞州也要求增加妊娠中心以保障墮胎權。

這是較近的反對自由行使宗教權的例子。而就在25年前，我們的社會已達成廣泛共識，認為我們的法律應包容宗教信仰。

1993年，國會通過了《宗教自由恢復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 RFRA）。該法規的目的是在政府通過的寬泛政策可能影響宗教實踐時，為宗教提供最大的包容和便利。在當時，RFRA尚無爭議。它在眾議院由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與170名議員聯名提交，在參議院由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和奧爾林·哈奇（Orrin Hatch）與59名議員聯名提交。它在眾議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在參議院以97-3投票通過。

最近，隨着世俗化進程的加快，RFRA受到了攻擊，保障宗教自由已不受歡迎。由於本屆聯邦政府堅決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戰場已轉移至各州。現在，一些州政府正試圖強迫宗教個人和組織遵循與他們的宗教不相容的習俗或擁護違背其宗教的觀點。

這些對宗教的攻擊始於學校。對我來說，這是宗教自由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對於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到目前為止，信仰宗教最重要的部分是向我們的孩子傳授該宗教。這是信仰的傳遞。這是我們能給予孩子的最好的禮物和愛意表達。政府干涉這一過程是對宗教自由的巨大侵犯。然而，這正是這場戰鬥的引爆點，世俗主義者正在三條戰線上展開攻擊。

第一個方面涉及公立學校課程的內容。許多州正在實行與傳統宗教原則不符的課程，而父母則根據這些課程教育子女。宗教家庭沒有退出這些課程的選擇。

例如，新澤西州最近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公立學校實施LGBT課程，許多人認為這與傳統的基督教教義不一致。加利福尼亞和伊利諾伊州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加利福尼亞州的奧蘭治縣教育委員會發表了一項意見，“不同意使用與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和性取向有關的教學材料的父母不能阻止其孩子接受此項教育。”在某些情況下，學校甚至可能不會告訴家長他們與性行為和性關係有關的爭議性主題的課程教學計劃。

這使反對世俗正統觀念的父母陷入了一個艱難的選擇：讓孩子接受私立學校或家庭學校的教育，或者讓孩子被灌輸他們完全反對的信息。

教育領域的第二個戰線是政策，它們使宗教學校無法獲得普遍可得的資金，並鼓勵學生選擇世俗教育學校。例如，蒙大拿州實施了一項政策，向資助貧困生上私立學校的獎學金項目捐贈的人可享受稅收抵扣。該計劃的重點是為父母和學生提供更多的教育選擇，並為貧困青年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是，蒙大拿州明確表明該政策不適用於宗教私立學校。而且，當希望使用獎學金就讀無教派基督教學校的學生父母在法庭上對這種排除提出質疑時，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卻要求該州取消該政策，而不是允許父母將其用於宗教學校教育中。

法院依據蒙大拿州憲法中被稱為“布萊恩修正案”的條款來證明這一項目是合理的。“布萊恩修正案”是在反天主教運動泛濫之時通過的，使宗教機構喪失接受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州政府資金支持的資格。此案目前正在最高法院審理，我們在提交的文件中解釋了蒙大拿州的“布萊恩修正案”為何違反了第一修正案。

教育領域對宗教自由的第三種攻擊是最近州法律強迫宗教學校遵守世俗正統的行為。例如，就在這印第安納州，一位老師起訴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天主教大主教，稱其指示其教區內的天主教學校不能雇用有同性婚姻的老師，因為這些同性婚姻的例子會破壞學校關於天主教婚姻和兩性互補觀點的教育。

這起訴訟明顯侵犯了大主教教區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因為它干涉了大主教教區的表達自由和教會自治。司法部已向州法院提出了涵蓋這些觀點的利益聲明，我們希望州法院儘快駁回此案。

總而言之，這些案例顯現出令人不安的景象。我們看到國家使地方公立學校捲入社會爭議，而不考慮學生或其父母的宗教觀點。實際上，這些州是在要求當地社區讓其公立學校排斥具有傳統宗教價值觀的家庭；這些家庭無形之中被告知他們要麼順從，要麼離開。

同時，宗教學校也被施加壓力，被要求放棄宗教信仰。他們僅僅因為宗教特性，就失去了資金——選擇就讀這些學校的學生被告知，只有選擇其他學校，他們才可能獲得獎學金。

此外，當信教者受到侵權威脅時，如果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無疑將面臨否認侵權的威脅。如果這些措施獲得成功，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將變得更加邊緣化。

我並不是要表示我們的國家沒有道德更新的希望。但我們不能坐視不管，只祈禱鐘擺會重新擺向理智。

作為天主教徒，我們忠於使這個國家偉大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我們知道，要促進復興，我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確保在私人生活中踐行我們的原則。我們明白，只有改造自己，才能改造我們之外的世界。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們很難抗拒當代社會的誘惑。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恩典、禱告和教會幫助。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孩子們的道德教育。教育不是職業培訓。它引導我們的孩子認識到真理的存在，並幫助他們發展辨別和熱愛真理的能力，並遵守真理的法則。除非我們成功地把我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充分地傳遞給下一代，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有道德的復興。

時代對此持敵對態度。包括公立學校在內的公共機構正變得世俗化，並越來越積極地提倡道德相對主義。如果說有必要重振天主教教育（以及更普遍的宗教學校）的話，那就在今天。我認為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來促進和支持真正的天主教教育。

最後，作為法律人，我們應該尤其積極地參與正在法律層面上進行的反對宗教的鬥爭。我們必須警惕和抵制世俗化勢力將宗教趕出公共領域並侵犯我們信仰自由的企圖。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只要我還是司法部長，司法部就將站在這一努力的最前線，隨時準備為我們最珍視的自由而戰：根據我們的信仰生活的自由。

謝謝你們今天給我這個機會與你們交流。願上帝保佑你們和聖母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