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个当年选择离开这块土地的人，几乎都有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乃至悲欢离合的凄凉故事，如同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十年前，我认识一对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夫妻，当时只知道，夫妻俩都是当年从台大毕业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了美国，赶上美国经济繁荣的周期，他们在美国安居置业养育子女，过上了舒适而又平静的美式生活。原本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奢望的。

直到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这对夫妻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们的父辈都是当年从大陆逃离出去的，女方父母的经历更是令人感慨唏嘘！她的父母原本都是在南方长大，成年后读完师范在一所中学教书，祖父在南方国民政府中担任警察要职，1949年时，她的父母已经有了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刚好上小学，她的父母在那年八月到达香港，打算找好落脚的地方再回去接4个孩子出来。

没想到落脚的地方还没有找好，百万大军就挺进了南粤，她的父母再也不敢从香港返回内地，因为她的祖父解放只有二十多天就被镇压了，4个孩子只有上小学的大哥在好心人照看下得以存活。悲痛绝望的父母从香港辗转到了台湾，几年后，才生下了她这个女儿。直到她成年，她的父母都不知道4个孩子在内地是死是活，父母从小叮嘱她，好好读书，长大了一定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对于一个人来说，选择去留是多么重要，有时候看似偶然或者是无奈的选择，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命运或者说改变了你的命运。当年，有一个在广州做生意的四川人，得到了二张去台湾的船票，但有人用N多根金条换走了那二张船票，这个生意人满心欢喜带着金条返回四川，在路经广西时遭到截查，因说不清金条来历最终丢了小命，或许直到死，这个生意人也不明白那二张去台湾的船票，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国共内战从大陆逃离到台湾的人多达200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对此有过全景式的描述，该书向世人展现了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个人和家庭组成，谱写了一部罕见的近代“南渡”史。在书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该书不仅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流落在海外的华人看的，全书反思了国民政府大失败而引发的群体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书中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重点叙述那些在内战中的牺牲者以及从大陆逃往台湾的人，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中幸存下来的，也是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在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如同现在选择墙内还是墙外，不管是肉身，还是财产，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国家的一个小拐弯，或许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二

英国在香港殖民百年，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过去漫长的一个时期，香港一直是大陆人的天堂，那个遮雨避雨的百年港湾，曾经接纳庇护了成千上万的大陆逃难者。仅以深圳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人次就多达56.5万。深圳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时间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实际上，更远至1949年前后，就有过此起彼伏大规模逃港潮，许多大陆人的命运因此而发生改变。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超过75万内地人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当年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层给他写信并派章士钊去香港劝说，要他回上海共谋新社会发展大计，杜月笙最终婉拒了，因为他在港报上看到了一张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3岁了。香港政商大佬们的父辈，大多出自杜月笙门下。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统从上海追随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丽泰出任过香港立法会主席；杜月笙的最后一个门生吴绍麟，其子吴光正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

这些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成为香港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连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谓的逃港者。

新政权建立后，能够从大陆逃离出来的人，多是广东人。从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大陆人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并没有准确的统计，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了广东人的唯一出路，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忆，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目的就是为了日后逃离时用得上。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30多年前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正常，到了港资老板致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港资老板，在念了一半的欢迎词后，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港资老板。港资老板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年对偷渡逃离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逃离大陆前往香港，都会被视为“叛国投敌”，一旦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逃离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逃离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悲催的职业——“拉尸行”。“拉尸行”鼎盛时期，在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大变革时代的追随者或背判者。

                                           三

当今的中国，其实又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夜，许多人都在迷茫中不知道向何处去？尽管中国经济看上去仍然繁花似锦，但背后的真相乃至未来的结局己经让许多人产生警觉，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一批人不声不响的远走异国，更有一批人正在申办或考虑移民甚至把大量财产金钱转移到境外。

媒体和网络热炒国人移民海外的新闻，不仅富人成群结队的向海外移民，连许多打工一族也将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送给移民机构，或者直接把子女送往国外留学并寻求海外居留权。用脚投票或许是国人在危难之际最明智的选择，当暴风雨来临，留一条安全的退路，不至于坐以待毙。

上世纪40年代末，包括一大批资本家和社会贤达以及知识分子在一片喧嚣声中选择逃离，而还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所迷惑，坚持留了下来，结果受尽屈辱在惊恐中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得善终，那些苟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风骨和尊严。看一个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决定自身生死的关头，是否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来保全自身的安危。

季羡林生前曾回忆说，胡适当年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知名的学界泰斗，胡适还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胡适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胡适想接的学界泰斗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胡适之哭，有人说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当年的一声长叹，也曾被称之为千古一叹！以后北平的种种变迁可谓物是人非，足以证明民国时期这两位知识精英的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所谓的冥冥之中，学贯中西的胡适和傅斯年或许已经预测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归宿。能够感知未来的人或许才能避开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和苦难。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多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选择移民，给这个社会敲响了警钟，当所谓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纷纷逃离，愚昧和迷信将持续笼罩着这片土地。如果不愿随波逐流，选择独善其身离开是明智之举，散居海外的数千万华裔侨胞就是这个民族苦难历程的缩影。

《2019 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2018年大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再破纪录：1.5万富豪移民！比上一年的1万人增长50%。比第二名的俄罗斯高出一倍。占到全球富豪移民人数的13.9%，排名第一。富豪对移民国的价值判断统一：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安全的资产管理。大国富豪最青睐的移民国家依然还是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出现这种逃离现象的确值得玩味，这个能够挥洒金钱移民海外的庞大群体，本应该感谢这个社会并且继续留下来建设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给了他们在西方不会有的暴富捷径和快速的财富积累。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大国更容易赚钱。令人疑惑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还要不惜一切代价选择逃离，其背后隐含着什么真实原因，这个社会是否对此有过反思？

富豪的去向对经济乃至世界格局或将产生重大影响。有关大国顶级富豪的移民路径和资金走向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内地企业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了国外。2018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仅仅一个多月，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以及周黑鸭实控人唐建芳就将超过170亿美元（约合1148亿人民币）的财富转入了离岸信托。

六年前，丛日云教授在法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不胫而走，其中一句：“xx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如今轮到企业家春江水暖，大佬们一地鸡毛，有人终于悟到了：于历史或许只是一个微小转身，但于企业于个人，则是一代乃至几代人的不归。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作家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