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習近平的上台，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歷史上的第三個新時代。國家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對宗教進行全面摧毀，也沒有採取改革時期相對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是實施一種【精心策劃的文化、宗教復興運動】

在北京的北郊有一座小寺廟，供奉的是中國民間的神祇——關公，1000多年前被神化的武將。五年前，政府出資對這座寺廟進行了翻新，現在一群退休人士前往這裡朝拜聖山，學童來此地學習傳統文化，一位道士在這裡宣講中國古代傳統價值觀。

寺廟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地域遼闊的都城，它是中國正在形成的一種新的民間宗教的縮影——中國共產黨為了滿足人民對道德指引的追求，以一個精心編排的歷史敘述，作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影響力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

這種由國家主導的新的宗教活動，與政府對伊斯蘭和基督教採取嚴厲政策的做法形成了對比。官員們認為，這兩種全球性的信仰由於跟國外的關係錯綜複雜而難以控制，他們利用談判或者強力手段（與梵蒂岡的外交、逮捕著名的基督徒、穆斯林拘禁營），試圖讓這兩種宗教屈服。

不過，北京近年轉向傳統的舉動可能更加非同尋常。儘管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但在中國，它們仍居次要位置，信徒總數不到總人口的10%。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是一種融合了佛教、道教、儒教以及其他仍然能夠引起強烈共鳴的傳統價值觀和思想的混合體。

對於這幾億沉默的多數群體來說，政府對類似這座關公廟等事物給予新的支持是值得讚許的——中國共產黨希望這種態度能夠強化其執政合法性，尤其是考慮到今天，其建黨理念已經式微。重視歷史的好處似乎顯而易見，但這種轉變也標誌着一種大幅度的轉向，不僅僅是對一個公開致力於無神論的政黨而言，也與過去一個世紀的改革者對一個現代化的、繁榮中國的想像截然不同。

自19世紀以降，中國的“精英階層”就認為，它的傳統與信仰是其衰落的主因。1898年，改革者呼籲把寺廟改成學堂。雖然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認同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四種宗教，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將中國傳統信仰視為迷信，並主張摧毀寺廟。

學者估計，到20世紀中葉，19世紀末中國已有的寺廟半數被毀。1851年對北京老城的調查列出了866座廟宇；今天，我數了數有18座。在19世紀末，大多數村莊少則一座寺廟，多則五六座；現在，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地區根本沒有寺廟。

共產黨在1949年掌權時和國民黨一樣正式承認了四種宗教，但是很快就開始迫害。傳統信仰受到極為嚴厲的對待，政府禁止了最基本的傳統習俗，上至拜祭祖先和土地神，下至聽取風水大師和靈媒的建議。

始於1970年代末的30年改革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令各種被禁宗教和許多傳統得到復興。儘管依然遭到周期性的鎮壓，教堂、清真寺和寺廟都得以重建，神職人員也受到了培訓。雖然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視為理應受黨控制，但宗教情感蓬勃發展，到2010年，中國的信教人數已超過5億。

2012年底習近平的上台，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歷史上的第三個新時代。國家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對宗教進行全面摧毀，也沒有採取改革時期相對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是實施一種精心策劃的復興運動。

它的手法部分植根於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深刻懷疑。黨對伊斯蘭教的政策最為嚴厲。一些信眾成了強制世俗化政策的對象，尤其是新疆維吾爾人。該政策將數十萬穆斯林送入再教育營，強制餐館供應豬肉和酒類，並且禁止在齋月期間禁食。

對基督教的政策則更微妙。去年，北京與梵蒂岡達成協議，共同在中國任命主教。梵蒂岡似乎希望扭轉中國天主教徒數量下降的趨勢。但對北京而言，此舉是對天主教神職人員乃至該教本身加強控制的方式。

新教則令共產黨感到尤為棘手。它可以說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宗教，如今，中國估計有6000萬名甚至更多的新教徒（1949年只有100萬名），其中大約有2000萬到3000萬人被認為在未註冊的新教教堂（或稱地下教堂）做禮拜。但是這種信仰沒有一個可以同政府談判的統一組織。因此，政府關閉了中國幾座最著名的地下教堂以儆效尤。

然而，在許多方面，習近平政府對傳統信仰的接納是更為激進的。自上任以來，習主席會見了佛教領袖，他的政府也允許道教繁榮發展。中國最近還發布了一項改善社會道德的重大計劃，這是自2001年以來的首次。

這項計劃源於人們普遍的感受：中國追求經濟發展的不懈欲望造成了精神上的真空，有時還導致明目張胆地破壞規則和踐踏文明。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政府為應對這一道德危機制定藍圖，呼籲人們認可某些傳統信仰。

這份宏大的文件有一萬字，如果翻譯成英文還要長得多。它沒有提到共產黨中國的開國元勛毛澤東及其繼任者，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而是把重點放在了習近平，以及他解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社會問題的努力。它確實援引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共產主義口號，但是，它稱中國的歷史是一種“豐厚道德資源”，這與2001年的上一份只是偶爾提及中國傳統的同類文件形成鮮明對比。這份新計劃要求黨的官員推廣“古聖先賢”，並且對“仁愛”、“正義”、“見義勇為”等傳統觀念進行“深入闡發”。

這項工作不是想用儒家思想取代共產主義。然而，公平地說，自從1911年中華帝國的秩序崩潰以來，這是中央政府首次接受過去2500年大部分時間裡構成中國政治-宗教統治秩序的理念。為什麼？這不僅是為了解決中國的道德真空，也是一種民粹主義措施。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不確定的時代，經濟增長放緩，不平等加劇；而北京正在給自己披上傳統的外衣，以擴大自己的吸引力。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似乎認為傳統中國價值觀和信仰比外國宗教更容易控制，而且支持它們比壓制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更加合算。但我存在一些疑問。

今年秋天參觀關公廟時，我看到十幾個人在讀15世紀後期出生的哲學家王陽明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左右。從表面上看，這是符合政府政策的：黨推崇王陽明，將他奉為言行一致的剛正典範。

讀過王陽明的一段作品後，這些男男女女圍坐在一張大木桌旁，揮舞毛筆，一遍又一遍地寫下他最著名的格言：“知行合一”。根據他的說法，這種認知源於一種內心的指引，一種良知——無論多麼強大的政府也無法控制。

——張彥，是《紐約時報》駐北京作者，居住在中國超過20年。2001年，他憑藉對中國的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